第4章泉州造船业（2 / 4）

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黄彦辉为晋江知县，适逢朝廷命令滨海诸县造战船，晋江县分配造9条的任务。黄彦辉对属下说：人民的赋税有定额，不要横征暴敛。造船的经费“刷县帑本钱为之”。

南宋·绍兴中另一个晋江县令傅伫，接到造战舰的诏令后，亲自监督建造，所花经费比邻近县少一半而且先完成任务。张浚向朝廷报告，受到减勘验成绩三年的奖励，升为茶司干办公事，后转为南剑州通判。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晋江知县林湜接到大造战舰的诏令，他不忍按常规向百姓摊派，又不能违抗朝廷的诏令，欲投檄辞职。寓居境内的各国商人钦佩他的仁义，慷慨捐助，结果“舰就而民不知”。反映了宋代居住泉州的外国人与泉州人民友好相处，互相帮助。也可以看出，林湜为官清廉，博得外国商人的爱戴，所以会自发集资造战舰，帮助林湜完成朝廷下达的造战舰任务。

南宋·淳佑三年（1243年）八月，宋廷令福建安抚司照沿海例，团结福、泉、漳、兴化民船，以备分番遣戍。

后渚港宋末沉船

1973年7月在泉州湾后渚港发现一艘宋末沉船，古船只剩下甲板以下部分，1974年出土。经研究，他大约沉没在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前后。1984年，世界著名科学家、英国李约瑟博士参观这艘古船后，赞叹：“这艘古船是中国自然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这是一艘中型远洋艚船，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宋代三桅木帆海船，属于我国古代四大船型之一的福船型，载重量约200吨，相当于唐代一支700头骆驼的运输队驮运重量。具有结构坚固，抗风抗浪力强，吃水深，稳定性好的特点。

船型设计

船身尖底造型，扁阔短肥，平面椭圆，方头方艄。

古船残长l＝24.2米，残宽b＝9.15米，残高d≤2米。外板联结方法为搭接和平接混合使用。底部外板为两层，第三接头以上为三层。总厚度约18厘米。全船用12道隔舱板分割为13个水密隔舱。第一舱保留有头桅座，第六舱保留有主桅底座，可见是艘三桅或多桅的远洋帆船。

从这些基本数字，专家们提出多种复原尺寸方案。其中一种认为，复原后总长l＝32.5—37.5米，船宽b＝10.5米，型深d＝4.15米。则l/b＝3.09—3.59，b/d＝2.53，l/d＝7.83—9.03。

较大的长宽比，可提高稳定性，便于增大风帆面积，加快船速，还可增大甲板面积和舱内容积。船长不过大，有利于用整根木材建造，减少板材接头，保证船体强度。

型线横剖面呈u型，斜剖线平缓，可弥补长宽比较大对快速度的不利影响。平缓的斜剖线，可使弯曲外板的加工工艺得到改善，又改善船身的耐波性。加上尖底与吃水较深相配合，受横向风吹袭时，抗横漂的耐力较强，有较好的适航性。

船宽与型深比值较小，可保证船的横向强度。由于有众多的水密隔舱，须有足够尺度的干舷，以减少海浪涌上甲板的机会；在横风作用下行驶，下风一侧的甲板也不致没入水中。船宽型深比值较小，所要求的干舷较小，且尖底船吃水比平底船深，有利于增大容积和稳定性。

从以上分析，可见其船型设计是综合考虑了稳定性、快速性、耐波性和加工工艺多种性能的要求。

船体结构

该船底部的龙骨，呈尖“v”型，用宽42厘米、厚27厘米的松木三段构成。接位选在弯矩较小的首尾处。榫联的接头形式设计适应可能碰到的各种外力，具有抗惊涛骇浪的能力，保证船的总纵强度。龙骨两端结合处暗凿有1大7小八个圆孔，俗称“保寿孔”，孔内放置铜镜、铜钱、铁钱、五谷种、红布、丝线等物，排列成“七星伴月”状。

“保寿孔”是泉州造船的地方性标志，七星代表危礁密布的“七洲洋”（西沙群岛），铜镜则象征光明，红布象征吉祥，铜钱、铁钱、五谷种、丝线等象征财富，表示祈求舟楫平安通过危险海域，商贸发达。这种工艺习俗一直沿袭至今。

船壳板底部为二重，舷侧板为三重，总厚度为18厘米，可减轻船体的自重，增多载重量，又保证必要的强度。船壳板用平接、搭接结合，可减少加强弯板的困难，又不削弱强度。侧舷板叠成四层阶梯状，可减弱船在风浪颠簸中左右摇摆，提高船身的稳定性。

隔舱板用10—12厘米厚杉木榫接而成，全船共有12道隔舱板，分隔成13个舱。隔舱板与船底板衔接处同扁铁钉（锔钉）相联，隔舱板与船壳板交界处用樟木制成的肋骨加固。船长的中点之前的肋骨装在隔舱板之后，中点后的肋骨装在隔舱板之前。

这种设计颇为合理，近代铆接钢船的水密舱壁及其周边角钢的安排方式，即从它演变而来。

宋船水密隔舱的结构比之唐船更为致密坚固，无论是防渗漏、提高抗沉性、便于维修，还是货物装卸等方面，均起良好作用。这是中国造船技术上一大成就，比其他国家早几百年。

隔舱板下部靠近龙骨处凿有12x12厘米的方形过水眼。当海浪泼入舱内时，可通过过水眼汇集于最低舱，只要在此戽水排干即可。若某舱进水，只要堵住过水眼，可防止扩散到他舱。

造船工艺

船板除了榫接外，并用“钉送”将铁钉打入木板深处。按用处不同，钉有钩钉、宽钉、稟钉、锁钉之分；有三角形、圆形、梭形、带钉帽钉等多种形状。钉眼、锔钉、锔槽及船板间一切缝隙，均用麻丝、竹茹、桐灰等做成的捻料封涂，减少海水对铁钉的锈蚀，并提高船体的水密性。这种工艺，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船桅及蓬

从古船残存的桅座、桅夹板、竹编织物分析，推断该船有头桅、主桅和尾桅。

据专家对后渚港出土古船及其复原尺寸的探讨测算，大约为：头桅桅长20.0—25.6米，桅径0.44—0.5米，蓬面积97.5—120.0平方米；主桅桅长27.3—32.0米，桅径0.6—0.*米，蓬面积187.0—396.0平方米；尾桅桅长11.7—14.5米，桅径0.25—0.3米，蓬面积49.5—57.0平方米。

出土遗存中有一段绞车木，推断船蓬是可以升降的。蓬是用竹篾编织成的。蓬有主索及滑车，以利升降。这种三桅硬蓬船，既能充分利用风力，又能灵活变换受风方向，唯当头风不行。其它七面风都可利用。在茫茫大海中，风云变幻寻常事，不必停船待风，可连续航行。这也是解决动力问题上一大技术成就。

舵的发展

古船尾有舵座。船舵的轴孔直径达38厘米，推断舵轴直径至少35厘米，长8.5米，取材杉、樟、松木。

从出土绞车木残段的形态分析，海船的舵是可以升降的，是灵活自如的升降舵。船行浅海，舵板升与船底平齐，避免触礁；行至深海或遇到较大的风浪，可把大主舵舵板降到船底线以下，因船底下水流不受船尾所产生乱流和旋涡的影响，即可提高舵的效能，又可减弱船身的横向漂流，发挥稳定船身的作用。

外国的船舶，比我国迟了1000多年才有升降舵的装置。

船碇

古船出土遗物中有一大捆粗巨的竹索，挂货木签中有“丘碇水记”字样。

参照宋时文献关于“下垂矴石，石两旁夹以木钩”的记载，推测该海船是用木夹石碇，竹索则为碇缆索。

防腐技术

古船的船底板外表留有刷涂一层石灰水的残迹，因而有“白底船”之称。可见当时已掌握刷石灰水防海生动物附着的技术。

牵星术

在船尾舱发现一把竹尺，一端刻1格，另一端刻4格，全尺相当8格。专家认为，它可能是“量天尺”，用来定恒星出水高度，以判定海舶所处的纬度方位。说明当时航海中，已能运用“牵星术”。

元

元代，泉州也是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所造海船，无论从坚固性、稳定性、适航性，特别是水密隔舱的安全设施等，在当时都具有先进水平。

同时，泉州的海商、舟师名舟代（“舟代”合一字）所掌握的海外诸国或地区的航道水情，较宋朝远为详细。每艘大海船都备有指引航线的《针经》或《针簿》，记录由甲地到乙地的航向、时间、周围海域情况，以及陆地、岛屿、山峰的名称，地形地貌特征等，便于识别。这是航海技术的又一大进步。

造船

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元·世祖“以征日本，敕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造船六百艘”，其中泉州领造200艘。

至元十七年（1280年），“福建省移泉州”，元廷命泉州、扬州、隆兴（南昌）等地“造船三千艘，敕耽罗发木材给之。”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泉州所统的海船达1500艘。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春，马可·波罗奉命护送蒙古公主远嫁，经由泉州后渚港出海。他在后来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称：“大汗又下令准备了十四艘船，每船有四桅杆，能扬九帆。”“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可容纳船员二百五十或二百六十人”。这些是泉州海船的重要特点。（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马可·波罗》、《泉南著述·马可·波罗游记》）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世祖攻爪哇，大军会泉州，自后渚港起行。”（《新元史·世祖本记》）

《伊本·巴都他游记》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