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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章《成大事者的修养》(4)(2 / 2)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时就严厉地批评过此项官场陋习。实际上,官场上的这些铺张浪费到最后都摊到了老百姓的头上,等于凭空给老百姓增加了负担。所以,每到一地,曾国藩都坚持轻车简行,以身作则,带头树立清正廉洁的风气。

在曾国藩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下,一些饱受战争、离乱和灾荒之苦的老百姓慢慢地过上了有保障的生活,社会秩序渐渐恢复了正常。

5.是否提拔一个人,看其政绩和品德

有感于直隶地区的官场腐败,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开始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将原先“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的计划调整为“反腐第一,诸事第二”。随后,他展开了雷厉风行的反腐行动。在大力反腐的同时,他还着手提拔“循良之吏”,并亲自撰写文章鼓励下辖的地方官员提高自身的修养。

在长期的带兵作战过程中,曾国藩学会了察人和识人,并能够做到知人善任。后来在管理地方政务时,他一直坚持着一项用人原则:在选拔和提升官员时主要依据他们的政绩和品德。他将自己在用人方面的经验概括为四个方面:广收、勤教、严绳和慎用。

所谓“广收”,指的是用人不问出身,不论尊卑,唯才是举。他委任容闳一事就是一个最好的事例。容闳在当时是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美国的人,他在1860年修完学业后,抱着救国的愿望回国。然而,他并不是直接寻求清政府,而是来到了南京(当时太平天国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向当时在太平天国主政的洪仁玕提出了“施政七策”,其内容包括改练新军、实行新政、设立银行和改制学校等。不料,他的一番良苦用心并未被洪仁玕采纳。就在容闳感到十分扫兴的时候,曾国藩向他发出了邀请。曾国藩并不以容闳投奔太平天国为介,而是对他以商兴国的想法表示支持,并且还委任他采买外国设备来兴办机器制造厂。此外,曾国藩还接受了他提出的派留学生赴美留学的建议,从而促成了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的诞生。对曾国藩的赏识和礼遇,容闳十分感激。他在《西学东渐记》中这样赞美曾国藩:“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

所谓“勤教”,指的是反复教诲、耐心督导,在思想品德和专业本领方面进行反复训练。曾国藩认为:“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术,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他教诲部下的一项原则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他本人也是用这种办法来让部署“明善恶、辩是非、知法度、晓进止”。

“严绳”指的是订立规章制度,用法制来约束个人的行为。曾国藩说:“督责者,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在他看来,能做到依法办事,就能做到赏罚分明,处理问题时就能让人心悦诚服。

所谓“慎用”,是从“取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中引用过来的。曾国藩曾感叹道:“唯用人极难,听言亦殊不易。全赖见多识广,熟思审处,方寸中有一定之权衡。”发现人才不易,能做到量才适用更不易。在用人上,他从不草率大意,更不意气用事,而是反复测试,认真考察。同时,他在用人时坚持“责其过,劝其善,用其才”,力求用人之长,决不求全责备,更不以小过而掩盖人家的长处。

在走上管理地方政务的高位后,手握人事大权的曾国藩在用人时更是严格遵循自己的用人原则。在提拔官员时,主要看政绩。曾国藩认为,为政的根本在吏治,吏治的根本在用人。只有选对人,让人才发挥作用,澄清官吏队伍,清除官场腐败,混乱的时局才会改善。此外,他也强调人的品德的重要性。他认为,“人存而后政举,方今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所须引用正人”。他还认为,“观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而且“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从这些话中可知,在曾国藩的眼里,治理国家的官员应该是智贤之人。这样的人,首先就是有品德的人。他说:“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灌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辅之则近于小人……二者不可兼得,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在曾国藩的眼里,合格的人才就是德才兼备之人。在他看来,不仅是官员,对任何人来说,要想获得别人的赏识和任用,都必须首先具备这样的素质。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样的素质,他是决不会接受或任用的,哪怕这个人的关系再硬。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他担任两江总督时,表弟江庆从老家赶到总督府,希望借他的关系在南京城里谋份差事,以免去乡下的劳作之苦。江庆是曾国藩五舅的独生子,他的五舅是他步入仕途的大恩人。当年他进京赶考时没有路费,是五舅将自家的耕牛卖了为他凑齐了路费,他的赶考才得以成行。由此,他开启了自己亨通的官运。因而,考虑到亲情,也考虑到恩情,曾国藩便让表弟跟随在自己身边。通过观察他发现,表弟尽管能力平庸,但办事认真,自己交待的事他都能很好地完成。因此,曾国藩一开始对表弟抱有一定的厚望。然而没过多久,他发现表弟在熟悉了工作事务后就变得自大起来,暴露了自己偏执、狭隘、怠懒的毛病。另外,江庆还打着总督表弟的旗号到处指手画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为此,曾国藩很快改变了主意,认为表弟身为农家子弟,却沾染上了懒散虚浮的习气,不适宜继续留在自己身边。于是,他亲自写了一副对联告诫表弟:“世事多因忙里错,好人半从苦中来”。随后,他就让这位表弟回老家了。

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根据自己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处理工作,以自己一贯的用人原则来考核官员。他劝诫官员:“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也就是说做官是“为民”之事。曾国藩指出,“为民”并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摆摆样子去做几件面子工程。首先,为民之人必须有爱民之心。这是对其人品方面的要求;其次,就是将心思用于工作上,在实际行动中干出成绩来。唯有人品不错且能在岗位上干出一番成绩官员才值得被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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