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三章《成大事者的修养》（7）（2 / 2）

曾国藩“以贪为耻”，虽然在京城做了十四年的官，俸银却极少。湘军创建完毕出征时，他同样以廉洁为念，给湖南各界写了一封公开信，说道：“国藩奉命以来……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同时，他也严格要求效仿者们做到这一点：“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有以服弁勇之心。”再后来，他做到了总督的高位，仍然始终如一地坚守着清廉的信念。从创建湘军到镇压完太平军后湘军解散，曾国藩报销的军费近三千万两。当时，对这些钱，他个人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如果想贪污个一二百万，对他来说绝对是十分轻松的事。而实际上呢？自他筹建湘军到解散湘军这段时间，他寄回家的银两很少，平均下来每年差不多有一百两。也就是说，11年间，他实际所得不过一千两。他一生最为骄傲的事就是他带兵打仗这么多年从未动用过军中财物，贪污过军中粮饷。那么，他是怎样做到如此廉洁的呢？

其中一点是，曾国藩时刻以儒家的修身要求为念，严格自律。他每天都记日记，对自我的一言一行包括思想认识进行反省，给自己提要求并以此来及时发现自身的问题，然后加以改正。另外还有一点是，他以崇尚节俭来消除欲望，杜绝非分之想。不论是在京城为官，还是带兵打仗，还是后来身居高位，他节俭的作风一直没变。并且，他还以节俭来要求身边的人和自己的家人。他的这种节俭行为为我们呈现出他做人的另一面：以维持内心的平和为处世原则，淡泊名利。

“淡泊二字最好，淡，恬淡也；泊，安泊也。恬淡安泊，无他妄念也。此心多么快乐啊！而趋炎附势，蝇头微利，则心智日益蹉跎也。”这是曾国藩说过的一番话，可以说是他的心志的直接外露。咸丰九年（1859年）12月11日，曾国藩看到苏轼写的《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这首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于感触颇深之余，又在后面添上一句，让该诗变成了：“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意思是说，人生活在这个世上不是为了追求富贵，读书也不是为了做官，做些积德行善的事不是为了求得回报，著书作文不是为了流传后世，就好比人喝酒不醉一样，只不过是用酒来陶冶情操。从曾国藩赞同苏轼的诗和他所添加的句子来看，他显然已经从苏轼的诗中得到了启发，从而将品性恬淡、超然物外当作生活中必备的处世原则。

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曾国藩的声望达到了人生的巅峰。然而，这时的他不仅没有欣喜之色，反而有如履薄冰之感。他写信劝告妻子欧阳氏道：“居官不过是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长。”这番话将曾国藩于名利上的无欲无求表述得显露无遗。

正是有了以贪为耻之念和淡泊名利之心，曾国藩才成了一个自愿戒除物欲、不计回报、淡泊名利的人。正因为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人向航向才从未偏移。在他的一生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