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二章《成大事者的修养》（6）（2 / 2）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曾国藩的高气度是建立在原则上的。也就是说，这种气度主要指的是为人处事的方法和态度，而不是以牺牲自己的原则来成就的气度。从做人上来说，人都是有自尊的；同时，人的忍耐力都是有限度的。这也决定了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反应。像曾国藩这样的高官，呈现给人的是居高临下的气势，他们为人处事的方法和态度对他人尤其是下级官员来说，通常会是一种让人紧张的压力感。对心理承受能力低的人来说，这种压力就显得格外大。时间稍长，感受到压力的下级官员必定会从内心反感和拒绝他们。这样一来，他们的指挥就会大打折扣，下级可能会出现阳奉阴违的情形。最终，出现事与愿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方面，曾国藩有着切肤之痛。

当年，曾国藩带领湘军在湖南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受到了朝廷的嘉奖，让他拥有了调遣地方官员的权力。然而，他手上握的这些大权并没有让他实现提高办事效率的愿望。地方官员们不与他配合，甚至与他唱反调，有些地方官员在他背后责骂他。这种情形很难处理，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饷项已空，无从设法，艰难之状，不知所终。人心之坏，又处处使人寒心。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地方官的不配合让他感到非常愤怒，于是他就把气出在一些地方官身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余近来因肝气太燥，动与人多所不合，所以办事多不能成。”当时，军事作战在招兵、选将、购置武器等诸方面都需要地方官配合才能解决。然而，他“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地方官也通常都是以应付了事，根本不以战事为大。

曾国藩并不认为地方官不配合自己是由于自身的工作方法和态度有问题。后来进入江西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他遇到了更大的阻力。

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政策，即由所在省地方官负责提供军士们的饷银。当时江西省的巡抚是陈启迈，他和曾国藩两人可说是针尖对上了麦芒，都要求对方听从自己的，都不向对方妥协。在陈启迈的带领下，江西通省的官员都与曾国藩针锋相对。曾国藩要对商人抽税，地方官便跟着也要强分一份；曾国藩要任用地方上的一些人员，地方官就是不放人；曾国藩下发的关防捐输执照，地方官就是不承认。总之，各种能够拒绝、污辱甚至报复曾国藩的措施都被用上了。结果，曾国藩在江西处处碰壁，步步难行，且“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

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感到忍无可忍，便向朝廷上奏，以陈启迈“劣迹太多，恐怕贻误大局”为由参劾。陈启迈的所作所为尽管与曾国藩的为人处事风格有关联，但曾国藩所从事的必定是当时朝廷的头等大事。因而，咸丰皇帝看了曾国藩的奏折后龙颜大怒，当即下旨将陈启迈革职查办。

然而，接下来并没有出现树倒猢狲散的情形，让曾国藩没料到的是，江西地方官的行为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接任陈启迈的江西巡抚文俊到任后不久，就采取了与陈启迈一样的手法来对付曾国藩。加上战事进展不顺，曾国藩在江西可谓身陷苦境：“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

所幸的是，身处苦境之中的曾国藩虽然没有改变行事风格，但他做到了另一点：忍——百计隐忍。“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这种“忍”不是一两年，而是长达六七年。他在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这样谈及自己的心情：“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字里行间，透着的都是辛酸和委屈的泪水，相比他以后的大成功来说，读到这些话，难免让人唏嘘不已。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曾国藩在行事风格上有着自傲、自大和得理不饶人的诸多缺陷。无论哪一方面都不利于他推进自己的事业。但正因为他性格中具有遇事隐忍的一面，也就让他在处事中多了回旋的余地，从而不至于一下子就被人一记闷棍打死。这无疑是在表明，一时不具备宽广的胸怀固然难成大事，但是，如果能够具有隐忍的心性，还是能在社会上拥有立足之地。当然，隐忍既可成为一个人处事或处世的态度与方式，也可成为个人的度量。从这点来说，曾国藩本身就不是一位气度低的人，他的不容人，更多的还是对事不对人。他立功心切，完全执意于自己的方式而容易忽略了别人的感受，但在为人处事的另一方面，他的容忍力其实是非常强的。

早在创办湘军之初，曾国藩就体现出了为领导者应有的忍耐力。他在长沙训练湘军时遭到了当时属于朝廷正规编制的绿营军的阻挠和抵制。那些绿营兵对付太平天国军队不行，但寻衅滋事却格外在行。他们打心眼里瞧不起湘军，经常借故与湘军发生械斗。为此，曾国藩就要求当时绿营兵的提督鲍起豹逮捕那些闹事的绿营兵，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谁知鲍起豹正想好好教训一下曾国藩。借此，他表面上将几名闹事的绿营兵五花大绑地送到曾国藩的公馆，暗地里却鼓动绿营兵前来闹事。结果，绿营兵纷纷走上街头，直指曾国藩，长沙城一时大乱。当时，曾国藩的公馆临时设在巡抚衙门内，与巡抚骆秉章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他以为绿营兵胆子再大，也绝不敢对他这个朝廷二品大员如何。因而，当他的办公室被绿营兵包围后，他仍然表现得若无其事。谁知，绿营兵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破门而入连伤他的几名随从后，竟然对他也动起了刀。情急之中，他夺门而逃，向隔壁的巡抚办公室求救。

骆秉章对绿营兵闹事一清二楚，但他装聋作哑。直至曾国藩向他求救，他才故作惊讶地询问详情，之后才出面调停。他当着曾国藩的面将被捆的那几位绿营兵松绑放回，说了一句“将来打仗还要靠他们”的话就转身走了，根本没向曾国藩做过多的解释。

自己堂堂一位朝廷大员，差点被人杀了，竟然连个说法也没有。对骆秉章的这种做法，曾国藩非常愤怒。不过，他没有发作，而是以极强的毅力忍了下来。随后，他奉行了“惹不起，躲得起”的策略，带着招募来的湘军，前往相对僻静的衡阳进行训练。

后来，经过父丧期间的深思，他彻底明晓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此后，在处事方面，他的胸怀开始变得宽广起来；在与人交往与共事时，也多了宽容、谦和。他还主动向皇帝上奏了一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折子，皇帝对他不服输的勇气大加赞赏；他广纳谏言，虚心听取下属的建议，令手下的将领们无不大受感动。后来，他所到之处，都得到了地方官的支持。最终，他不但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还将自己的威望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

曾国藩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世人诠释了这样的道理：为人得有高气度，为事得有隐忍力。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自己的事业，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