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六章《成大事者的修养》（10）（2 / 2）

听完陈国瑞的狡辩之后，曾国藩就告诉他：“你们这个冲突，刘铭传已经告诉我了。这次的错误在你。”然后又开始举了陈国瑞以前的种种劣迹、劣行，并一再敲打他。直到陈国瑞身上、头上大汗淋漓的时候，他才命人拿来毛巾给他擦汗。之后他话锋一转，开始列举他以前的功绩。最后说，这次的事情对陈国瑞虽然是个侮辱，但是这和韩信的胯下之辱比起来实在算不得什么，希望陈国瑞能够像韩信一样，成为一个将才。而后他才说出把陈国瑞部调到别处的意见。

在这件事情中，曾国藩告诉陈国瑞的意思就是：我知道整个事情的原委，而且也掌握你以前的把柄，本来可以从严处理你，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教训，这次就放过你了。果然，陈国瑞之后并没有再报复刘铭传的军队了。

实际上，陈国瑞并不像曾国藩说的那样，能够像韩信一样知耻而后勇。他不仅与刘铭传发生过矛盾，与别的将领也发生过冲突。陈国瑞与左宗棠的队伍一起驻扎时，陈国瑞就羡慕左宗棠的士兵质量高，就开始开出高薪诱惑他们为自己出力。当时，左宗棠部中的士兵就因为薪资以及陈国瑞军中不禁止赌博、鸦片等原因流失了八百多人。于是，左宗棠亲自到陈国瑞家里去交涉，陈国瑞口头答应好好处理，暗地里却加大了引诱的力度。据记载，当天让左宗棠部失去“勇丁、长夫89名，大小洋枪70杆，线枪2杆。战马9匹，骡18头，驴8头，银200余两，子药、军装、器械、米粮难以数计”。

陈国瑞不仅对别人阳奉阴违，对自己的部下也是如此。陈振邦原名陈士明，最初是太平天国军中的一个头领，一次在与陈国瑞的交战中投降了清朝，拜陈国瑞为义父，改名陈振邦。后来，陈振邦升至总兵。一次与陈国瑞发生了争执，陈国瑞认为他这是“背信弃义”，因此要杀他。陈振邦当时逃到了漕运总督吴棠的府中，但是陈国瑞不仅追到了他的上司漕运总督那里，还直接向府里要人，在被严词拒绝之后他派兵攻打总督府，甚至攻破了总督府的第一道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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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曾国藩当时之所以对陈国瑞施恩，并不是不想惩治他，而是因为陈国瑞在名义上还没有划归自己管辖，上奏请裁决恐怕会激化他与刘铭传的矛盾。因此只能先示威，后用恩。

从曾国藩待人处事的方式中可以看到，施恩确实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用得好可以让对方为自己效力，用的不好则会惹来一身麻烦。

4.以严教人，以宽待人

在用人时，有人喜欢用严苛的标准，也有人喜欢用宽容的态度。那么，严苛与宽容究竟该如何取舍？二者又有什么联系呢？曾国藩曾经把“严绳”作为使用人才的一个标准。而在宽容上，曾国藩曾说过：“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赞不绝口，揄扬不停于笔”。究竟如何处理“宽严”之间的关系呢？两者有没有协调的规则？

李元度曾经是曾国藩的幕僚，更是曾国藩的同窗。早在曾国藩组织团练初期，李元度就应曾国藩的邀请加入了他的幕僚。李元度本人十分有才，学富五车，他写的《国朝先正事略》是一部汇集了许多清朝文献的巨著，就连后来因私人关系与之交恶的曾国藩都不得不说这必定能够“传之不朽”。在担任曾国藩幕僚期间，李元度不仅替曾国藩出谋划策，还曾亲自带兵冲杀，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人才。在曾国藩九江湖口大败的时候，李元度亲自把曾国藩拖过江水，才得以让曾国藩保全性命。

曾国藩对李元度相当了解，知道这个人喜好谈论作战，并且能把各种战事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他的缺点也同样明显。李元度虽然能说会道，但实际的执行力不够，类似于赵括的“纸上谈兵”。曾国藩在攻克武汉、九江等长江沿岸的关键位置后，开始委派自己的手下独当一面，很多人也都表现得相当出色。但是，李元度却一直是曾国藩的幕僚，迟迟未得到重用。1860年前后，军中不平之声四起，曾国藩无奈之下派遣李元度第一次独自外出作战——镇守徽州。曾国藩因为害怕李元度可能会因为大意误了大事，就在他出发的前几天几次三番地嘱咐他，要小心行事。在出发前，更是与他约法五章。这五章分别是：第一戒浮，因为李元度身边读书人多，而且他自身也是读书人，读书人好说大话，容易办错事的毛病必须要改；第二戒负，不能自视过高，独断专行；第三戒滥，对赏赐要有度；第四戒反复，不能朝令夕改；第五戒私，要任人唯贤。

曾国藩在出发前对他反复叮嘱，约法五章，甚至让李元度立下军令状，都是基于自己长期以来对李元度的了解。这并不是曾国藩的多虑。当时，曾国藩就直接对李元度说，只要守住徽州就算李元度立下一大功。如果周围出现敌军，只要李元度能够坚守五天，援兵一定能够赶到，也不算李元度失职。

李元度到了徽州以后，听信属下的建议，调动了一连数月都没有发饷的绿营兵，并且让绿营兵从事繁重的体力工作。这引起了绿营兵的不满，以致太平军利用这个机会成功地拿下徽州。

曾国藩知道后，对他没有听从自己的意见以及肆意妄为而导致城池被占大为恼火，从而毫不留情地向朝廷弹劾他，并且承认自己“调度无方，咎无可辞，应请旨将臣交部议处”。两个人究竟为什么从出发之前还笑语不断，一下子就反目成仇了呢？原来，曾国藩主张徽州以守为主，而且曾国藩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采用的都是“守”的战术。即便在李元度到了徽州以后，曾国藩也曾三番五次地给他去信，让他用“守”来赢得胜利。

但李元度不仅没有听曾国藩的建议，反而肆意妄为，在失败之后还跑得无影无踪。这才导致曾国藩对李元度憎恨不已。由此可见，曾国藩一直以来对李元度很严格是有道理的。

湘军建立之初，罗泽南与金松龄奉曾国藩的命令一同去对抗太平军。当两个人的军队到达太平军驻地附近时，天色已经很晚了，于是罗泽南就建议晚上去偷营并命令士兵做好准备。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早在他们到来之时，那里的太平军就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行踪，并且做好了防御准备。因此，罗泽南以及金松龄的偷袭不仅没有成功，还落入了敌人的圈套。当时罗泽南的军队在前，因此很快就与敌方展开了战斗；而在后面的金松龄则直接命令自己的军队向后转，迅速撤离了战场。

当时，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就对战斗进行了总结。奖赏了之前在战斗里立了功的人员，之后立刻谈到了金松龄的问题。在曾国藩看来，湘军内部都是亲族子弟，如果别人遇到危险，其他人见死不救或临阵脱逃，就完全违背了湘军的打仗原则。因此，必须要把金松龄正法。当时，虽然包括罗泽南在内的所有首领都来求情，曾国荃甚至用曾国藩母亲的名义来要求他放了金松龄，但是曾国藩最后还是处决了金松龄。

另外，我们都知道左宗棠在曾国藩完全平定太平天国之前是曾国藩的幕僚，与曾国藩有着亲密的关系。左宗棠这个人与曾国藩不同，曾国藩为人比较谦卑，与人交谈也是听的多说的少，做事十分稳妥；但左宗棠则比较自负，在当时号称“今亮”，也就是在世诸葛亮的意思。这个称号左宗棠一直用了很久，直到有人用“诸”的谐音“猪”来称呼他，左宗棠才放弃了这个称号。左宗棠有一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可想而知，左宗棠是何等自负的人。虽然左宗棠本人十分自负，但是他并非只会夸夸其谈，他确实很有才学。

在早些时候，左宗棠曾经专门拜谒过林则徐。在与左宗棠交流一番之后，林则徐慨叹道：“他日竟吾志者，其唯君乎！”更是赠送了他一副对联：“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胸怀大志并且有真才实学的人，在科举之路上却走得十分艰难。左宗棠只拿了一个举人，连进士都不是。因此，只能在各地当个幕僚维持生计，并且因为没有进士出身，很不被人看重。1852年，他帮助张亮基成功地保住了长沙，之后渐渐有了名声。而后，他到了骆秉章的府中担任幕僚。在骆秉章门下，左宗棠虽然只是一个幕僚，但是他已经显示出了很大的军事才能，名声都传到了朝廷内。

1859年，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了很大名气的左宗棠代表骆秉章接见湖南总兵樊燮。当时樊燮自恃是一位总兵，并且科举功名远胜左宗棠，就对左宗棠很无礼。左宗棠这个人本来就自负，更何况他是代表骆秉章接见樊燮，因此踢了樊燮一脚，并且大骂着把樊燮赶了出去。樊燮因此在朝廷上参了左宗棠一本。当时很多人都力保左宗棠，曾国藩也力陈左宗棠的重要。最后樊燮被罢黜，左宗棠本人虽然没事，但是却被朝廷下令“以四品京官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由此，他成了曾国藩的幕僚。

当时，樊燮深以被左宗棠辱骂为耻，回到家乡专门立了一块写着“王八蛋滚出去”的牌子，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穿着女子的外衣和内衣，并且告诉他们：只有考中和左宗棠差不多的秀才之后，才可以不用穿女子外衣；只有考到进士，才可以脱掉女子内衣。樊燮死后，他的一个儿子考上进士，才为他一雪前耻。由此可见，左宗棠也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招惹的人。

左宗棠到了曾国藩旗下，曾国藩完全认同“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道理。虽然左宗棠看曾国藩不顺眼，也鄙视他的才学，但曾国藩却对左宗棠信赖有加。湘军收复安庆以后，曾国藩开始筹划围攻南京事宜。当时，曾国藩向朝廷推荐他为浙江巡抚，督办当地军务。当时，左宗棠跟随曾国藩的时间并不是太久。在与曾国藩的亲密关系上，左宗棠也明显比不过李元度，但是曾国藩就是选中了颇为恃才傲物的左宗棠。这也显示了曾国藩的用人智慧。

在成为曾国藩的幕僚之前，左宗棠对曾国藩十分不屑。1857年时，湘军对抗太平天国正处在艰难时期，恰巧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于是曾国藩就回家为父守制，脱离了战场。当时，左宗棠还不是曾国藩的幕僚，他对这个事情很有看法，大肆批驳曾国藩，说曾国藩没有提前向皇帝请旨就直接回家，算临阵脱逃，并且还笑话曾国藩软弱无能。1864年，曾国荃攻破南京以后，没有抓到洪秀全的儿子，却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里说，洪秀全的儿子或者是死于宫内的大火，或者是被别人杀死了。但是最后，洪秀全的儿子却被别省的军官抓住了，于是这件事情就成了曾国藩落在朝廷手里的把柄。而且，当时湘军向朝廷报告在南京缴获的金银数目时，与朝廷的预期相差甚远，这也是曾国藩落在朝廷手里的一大把柄。

左宗棠专门就这几件事情给慈禧太后上奏章，批评曾国藩的“欺上”行为。从此之后，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左宗棠甚至单方面断绝了与曾国藩的关系。

不过，尽管左宗棠一直说曾国藩的坏话，甚至向慈禧太后打“小报告”，曾国藩对左宗棠却没有半点诽谤之词。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新疆地区发生了动乱。在选择平定新疆的统帅时，曾国藩不计前嫌地大力举荐左宗棠。

左宗棠在年轻时曾与林则徐专门谈过西北军务，两人的意见基本一致。当时，林则徐就把他收集的大量新疆资料以及绘制的新疆地图赠送给了左宗棠。那时起，左宗棠从开始通过这些资料研究新疆的一些事务，因此，曾国藩才说如果他不举荐左宗棠，谁都不会答应。果然，左宗棠借着自己的努力以及林则徐绘制的地图在新疆建立了巨大功勋。

从曾国藩对李元度、金松龄和左宗棠三个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宽”“严”准则是：教导约束别人时要严，而且要提前告诉这些人应该如何去做以及做不好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理；但是他对别人的无心之过不怎么计较，对与自己有不同看法的人十分宽容。曾国藩曾经说：“宽者，利也，名也；严者，礼也，义也。”你只要按照规定，做好你该做的，那么我就会宽容你，如果不能做到这些要求，那么我就要严格地约束你，这就是严。对曾国藩来说，如果只是对他个人存在看法，他不会太在意，更不会斤斤计较。对那些建立过功勋的人，他也不吝惜奖赏。

5.人才是培养出来的

刘邦在谈到自己的成功秘诀时说道：“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这番话所说的用人之法与曾国藩的用人之法有很大的共通之处。曾国藩向来以善于用人、用将著称。只是，曾国藩在用人的时候，并不仅仅关注其才能，还关注其可塑性。对一时不能用但具有可塑性的人，他会不遗余力地加以培养。

与刘邦的用人方式不同，曾国藩手下虽然不乏现成的可用之才，但更多的人才是经他一手培养出来的。无论是继曾国藩之后的李鸿章，还是后来主政台湾的刘铭传，以及中国海军的奠基人彭玉麟，他们在加入曾国藩的湘军之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华显露出来。除了左宗棠在加入曾国藩幕僚之前就已经名声大振外，其余的大多数人都是在曾国藩的培养下成为人才的。可以这样说，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培养人才的人。

曾国藩曾经说：“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

曾国藩说的“天下无现成之人才”是十分有道理的，因为隔行如隔山，每个人的知识都是后天积累的。一个人要突然跨行业去从事其他的工作，一开始必定是困难重重的。这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那句话的正确性。因而，对用人者来说，在用人上就应该高度务实，不要期望有唾手可得的人才等着你挑选和任用。作为一个领导者，你应该花点心思培养人才。

曾国藩认为，人才是培养起来的，“人用其长则为才，人用其短则为庸”，身为领导者应该“以职求人，而不能以人求职”。不同的职位，适合拥有不同特长的人。通常，在用人方法上，只要坚持不问出身门第并遵循“慎用”的原则就能为一个职位找到合适的人才。

对某些需要独当一面的高等职位，在选用人才时除了需要考虑对方的学识和才干外，还需要准备专门培养他。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与专业性特别强的职位不同，官员或将领的位置对人才有着特殊的要求。作为专业性的非领导职位的“吏”们，是办具体事务的人。对这些人来说，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们自己应该很清楚。因此，在考虑选用这些人的时候，只需要注重实用就可以了。此外，职位较高的官员就不同了。其是一个组织机构的领导者，本身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需要承担的责任较多，可以说这个组织机构内的事务大多与他有关系。选择这类人才时，上级需要留心他们的“缺点”，避免给他们安排超出其能力范围的工作任务。

曾国藩是这样培养官员或将领的：一方面提升官员的综合能力；另一方面让官员自己提升自己，通过修身来正视不足，改正自己的缺点。后一方面是他培养人才的核心技巧。

在具体的培养方式上，曾国藩推崇的做法是反复地教导。他认为，这样做既可以让兵将或官员们牢牢地记住教诲，又能考验他们的耐性。他曾经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人才，皆以一傲字致败。”在他看来，一个人才一定要不断地磨砺自己，去除自身的“惰气”和“傲气”。

一个人的习惯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而改掉自己的坏习惯更是一件万分艰难的事。这比戒除烟瘾还要困难许多倍，因为一个人的恶习，尤其是曾国藩所说的“惰气”和“傲气”，与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处事方法有关。这些恶习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因此只有长期监督自己、提醒自己才有可能渐渐改掉。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成功离不开手下的一大帮人才，而这些人才能够为其所用，离不开他的知遇之恩和培养之情。因此，对领导者来说，会培养和任用人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