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一九六二年（4 / 5）

一切珍重！

爸爸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1962.10.20

亲爱的孩子：

十四日信发出后第二天即接瑞典来信，看了又高兴又激动，本想即复，因日常工作不便打断，延到今天方始提笔。这一回你答复了许多问题，尤其对舒曼的表达解除了我们的疑团。我既没亲耳听你演奏，即使听了也够不上判别是非好坏，只有从评论上略窥一二；评论正确与否完全不知道，便是怀疑人家说的不可靠，也没有别的方法得到真实报道。可见我不是把评论太当真，而是无法可想。现在听你自己分析，当然一切都弄明白了。以后还是跟我们多谈谈这一类的问题，让我们经常对你的艺术有所了解。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哪一门艺术不如此！真懂是非、识得美丑的，普天之下能有几个？你对艺术上的客观真理很执着，对自己的成绩也能冷静检查，批评精神很强，我早已放心你不会误入歧途；可是单知道这些原则并不能了解你对个别作品的表达，我要多多探听这方面的情形：一方面是关切你，一方面也是关切整个音乐艺术，渴欲知道外面的趋向与潮流。

你常常梦见回来，我和你妈妈也常常有这种梦。除了骨肉的感情，跟乡土的千丝万缕割不断的关系，纯粹出于人类的本能之外，还有一点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所独有的，就是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不单是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使我们离不开祖国，便是对大大小小的事情的看法和反应，也随时使身处异乡的人有孤独寂寞之感。但愿早晚能看到你在我们身边！

你心情的复杂矛盾，我敢说都体会到，可是一时也无法帮你解决。原则和具体的矛盾，理想和实际的矛盾，生活环境和艺术前途的矛盾，东方人和西方人根本气质的矛盾，还有我们自己内心的许许多多矛盾……如何统一起来呢？何况旧矛盾解决了，又有新矛盾，循环不已，短短一生就在这过程中消磨！幸而你我都有工作寄托，工作上的无数的小矛盾，往往把人生中的大矛盾暂时遮盖了，使我们还有喘息的机会。

至于“认真”受人尊重或被人讪笑的问题，事实上并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一切要靠资历与工作成绩的积累。即使在你认为更合理的社会中，认真而受到重视的实例也很少；反之在乌烟瘴气的场合，正义与真理得胜的事情也未始没有。你该记得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间毛主席说过党员若欲坚持真理，必须准备经受折磨等等的话，可见他把事情看得多透彻多深刻。再回想一下罗曼·罗兰写的《名人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执着真理一方面要看客观的环境，一方面更在于主观的斗争精神。客观环境较好，个人为斗争付出的代价就比较小，并非完全不要付代价。以我而论，侥幸的是青壮年时代还在五四运动的精神没有消亡，而另一股更进步的力量正在兴起的时期，并且我国解放前的文艺界和出版界还没有被资本主义腐蚀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反过来，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国文坛、报界、出版界，早已腐败得出于我们意想之外；但法国学术至今尚未完全死亡，至今还有一些认真严肃的学者在钻研：这岂不证明便是在恶劣的形势之下，有骨头，有勇气，能坚持的人，仍旧能撑持下来吗？

在瑞典重弹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成绩怎么样？

国内年成今年比去年好，粮食略有好转（但北方学校还是细粮少），副食品如鱼肉蔬菜也比以前供应多了一些。

冬天能去巴伐利亚最好，在那种环境中即使不完全休息，也于身心有益。

不多写了。一切珍重！

爸爸六二年十月二十日

1962.11.25

聪，亲爱的孩子：

又是一个多月不给你信了。上月十三日寄你书一包，收到没有？《中国文学史》待下册出版后连中册一同寄。上册妈妈已看完，正在看中册。

近来身体又不大好，头痛常常复发。本来只嫌时间不够，如今即有时间，亦无精力。本月初旬开了几天夜班，眼睛大花，连杂志封面上的大字也摇摇晃晃浮动起来，只得休息四日，真是得不偿失。一到晚上即流泪水，呵欠不断，非小睡半小时以上不可。年纪不大，衰老至此，要做的事一大堆，要看的书许许多多，力不从心，想想也着急。

敏尚在京等待分配，回母校当助教已不可能，就是说一边工作一边跟专家进修的机会没有了。大概在北京当中学教员，单位尚未定。他心情波动，再加女友身体坏极，又多了一个包袱。我们当然去信劝慰。青年人初出校门，未经锻炼，经不起挫折。过去的思想训练，未受实际生活陶冶，仍是空的。从小的家庭环境使他重是非，处处认真，倒是害苦了他。在这个年纪上还不懂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即使理性上认识到，也未能心甘情愿的接受。只好等社会教育慢慢的再磨炼他。

国内生产情况大有好转，供应多起来了，水果也有了，鱼肉也容易买了，虽然价钱贵，比没有总好得多。

弥拉动过手术后，健康有无影响？她身体单薄，望处处多体谅些。最好经常提醒自己：做你妻子也实在不容易——她是否仍替你驾驶小车？还是根本已不用车了？

杰老师处不能久不去信，他已是七十开外的人了，为日无多，做弟子的应当多给他一些安慰和温暖。

今天还有许多额外的事要做，不多写了。星期日也忙得不能休息，不免抱怨；真正空下来也要感到无聊难受，人就是这样矛盾。一切保重！

爸爸十一月二十五日

本月初弥拉信中谈到理想主义者不会快乐，艺术家看事情与一般人大大不同等等，足见她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很高兴。可见结婚两年，她进步了不少，人总要到婚后才成熟。

1962.12.30

亲爱的孩子：

在德国写在巴黎寄的信，收到已有半月，因不知你有没有去巴伐利亚度假，又不知那边的地址，故迟至今日方始动笔。

你的食物包十二月中旬到后又要付税了，你的姓名地址全写上了，可是海关又有别的理由提出来。统战部对我非常照顾，但海关看法有所不同，且办法常常变动，又无明确条文可资遵循，叫人很为难。以后大概只能少量的东西免税，多了就得照付，药品则须一律上税。而寄件人姓名仍不能漏写，否则不管少量食物也不能免付关税。

你本说要送敏打字机，他任教以后，确有需要；但新机进口，据向各方了解，海关估价少则三百元，多则四百元，以百分之六十的税率计，要付一百八十至二百四十元左右，太花钱了。不如由你汇款来，我们在上海买八九成新的，大约一百六七十元即够。在你不过花二十五镑上下，我们则省了一大笔税款。你若手头方便，可于见信后即汇二十五镑来。若不方便，则等你四月回来后再说。

来信提到音乐批评，看了很感慨。一个人只能求一个问心无愧。世界大局，文化趋势，都很不妙。看到一些所谓抽象派的绘画、雕塑的图片，简直可怕。我认为这种“艺术家”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极少数病态的人，真正以为自己在创造一种反映时代的新艺术，以为抽象也是现实；一种——绝大多数，则完全利用少数腐烂的资产阶级为时髦的snobbish[势利眼]，卖野人头，欺哄人，当作生意经。总而言之，是二十世纪愈来愈没落的病象。另一方面，不学无术的批评界也泯灭了良心，甘心做资产阶级的清客，真是无耻之尤。

我近来身体不能说坏，就是精力不行。除了每天日课（七八小时）之外，晚上再想看书，就眼力不济，簌落落的直掉眼泪，有时还会莫名其妙的头痛几小时。应看想看的东西一大堆，只苦无力应付。打杂的事也不少，自己译稿，出版社寄来要校对，校对也不止一次；各方函件酬答，朋友上门谈天，都是费时费力的。一九五八年以后译的三种巴尔扎克，最近出了一种（《搅水女人》）；《艺术哲学》二月中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