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番外(1 / 3)
我叫刘阿梅,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户家庭。我是家里的老大,父亲没文化,看到我是个女孩也没将我放在心上,要给我取名叫“大花”,只因为当时村里小女孩名字里都带个“花”字。母亲一直嫌这个名字不好听,去给我上户口的时候,正好看到墙上的一句诗——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母亲只认得一点字,好奇地问工作人员这句诗的意思。
工作人员向她解释这首诗的内涵,母亲立马改口:“梅!就叫梅!就叫她阿梅!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梅!”
因为这事,母亲还被父亲大骂了一顿,指着鼻子骂母亲是不是觉得自己取的名字不好听。
母亲性子柔弱,嫁给父亲后唯一的反抗也就是给我取名字这事了。以至于,我后面的弟弟妹妹都是父亲去上的户口。
在我三岁那年,我的二妹出生了。父亲高高兴兴跑回家,听到接生婆说是个女孩,一摆手又回到了牌桌,看都没看一眼他的妻女。
那时我也小,母亲将我叫到床边,虚弱地对我说:“你是大姐,以后你要对妹妹好,凡事要让着妹妹。你们是亲姐妹,是彼此的依靠……”
我看着襁褓里皱巴巴的妹妹,很是欢喜能有人陪自己玩耍,欣喜地应下:“我一定会对妹妹好的!”
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同样的话我还会再听到两遍。
我随父亲去给二妹上户口时,父亲当时也不知道是从哪听到的传言,要是生了两个女儿,第二个女儿随母姓,就能生儿子了。所以去上户口的时候,父亲把没在我身上用上的名字给了二妹,叫杨大花。
显然,我父亲真的蠢,因为第三个还是女儿。
在我十岁那年,我的三妹出生了,父亲很生气,想把她送人。我和母亲一起跪在地上求父亲,才留下了三妹。
之后,母亲为了生下儿子,用了许多所谓的土方法。每天都在祈祷上天保佑,下一个出来的一定要是个儿子。也许是老天有眼,不愿见我母亲那么遭罪,在我十二岁那年,母亲诞下一子,父亲特此花了大价钱去找村里有名的算命先生求了个名字——光耀。
也是这一年,我小升初,老师说我成绩优秀,建议我继续读下去,以后一定能出人头地。
我欣喜若狂,高高举起奖状向母亲分享这个好消息:“妈妈,老师说我成绩好,可以继续读初中。你看,这是老师给我发的‘优秀学生’!”
母亲一手抱着哭泣不止的弟弟喂奶,一手给调皮好动的三妹喂饭,看了眼我的奖状,没有夸赞,也没有笑容。
只让我去把池塘里的鸭子赶回来。
拿着奖状的手缓缓落下,我还想说些什么,母亲又跑去门口大喝二妹:“怎么又把身上搞这么脏!嫌我一天不够累是吧!”
那天晚上,我在房间想了很久,还是很想读书。我去找父亲,意料之中,父亲暴怒,斥骂我不理解父母,不为弟弟妹妹考虑,不为家里考虑,问我一个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以后迟早要嫁出去的……
“可我就是想读书!”
这是我第一次反抗父母。
父亲抽了我一耳光,彻底打碎我的求学梦。
父亲关了我三天,期间来了许多妇人,她们看了我一眼之后就走了,和我父母在廊下聊天。
那会我沉浸在悲伤中,根本不想管他们的事。
之后,我每天帮着母亲在田里锄地带娃,中午回家做饭,再去工地给父亲送饭,傍晚去学校接两个妹妹。
地里的庄稼一茬接一茬,收庄稼的人也逐渐变了模样。
十六岁那年,父亲给我说了门亲事,是隔壁村的。
我默默地听着,在媒婆和我父母的交谈中,一言不发,像个被操控的提线木偶。
晚上,母亲来到我的床边,一把鼻涕一把泪:“儿啊……妈对不起你……你也知道,你还有弟弟妹妹,你弟弟要上学,以后还要娶媳妇……”
后来的话我没有听,因为我用脚趾想都知道她在说些什么。无非是只有我嫁出去,我的弟弟才有钱读书,我的妹妹们才会长大。
婚期定在春天,我潦草地出嫁。周围人都在笑,母亲伤心不已,显得我冷漠无情极了。
好在婆家对我还不错,丈夫也算个老实人,在工地上工,一家过得平平淡淡。
直到我二十六岁那年,由于一直怀不上孩子,丈夫带我去县城医院做了详细检查。最终,我确诊了不孕不育之症。
丈夫看着我的检查报告,震惊、羞耻、气愤等多种情绪糅杂在他脸上,成了调色盘。
来的时候是两个人,离开只有我一个人。
我身上没有钱,走了三个小时才到家,鞋底都磨破了。
到家后,我发现我的衣服放在门口。婆婆一改往日好说话的模样,恶狠狠地对我说:“我们家不要生不出孩子的女人!滚回你的娘家!我们不要你这个儿媳妇了!有你这样的儿媳妇真是丢脸!呸!”
我很平静地收拾好我的东西,搭上一个同乡的三轮车,回到了家。
两个妹妹已经出嫁,弟弟去上学了,只有父母在家。
母亲看到我的包袱很震惊,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婆家苛待我。
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
母亲想去婆家求情,被父亲拦住了,父亲觉得我丢脸,要我自生自灭。
那一天,母亲抱着我哭了很久,一直说对不起我之类的话。
第二天,母亲帮我谋了条出路。我有个亲戚在县城的纺织厂工作,那边正好缺人。
我收拾好为数不多的行李,踏上了“打工”这条路。
我住在宿舍,认识了一个同龄人,叫美姐。她只在中午的时候住宿舍,平时住在自己家。她的丈夫姓岑,据说身体不太好,在家养病。还有个儿子,叫岑光伟。
家里全靠她一个人照顾,我有时候也会去帮忙。慢慢地,我们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亲人。
她的丈夫终究没扛过三十岁,在那一年冬天病逝。也是这一年,我搬离了宿舍,在她隔壁楼租了个小单间,互相有个照应。
我们排班有时候不一样,她不在家,我就会帮她带岑光伟。但是岑光伟实在太皮了,经常不听我的话,我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只能等他妈妈下班回家收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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