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一定要，把那些幸福的日子（5 / 26）

也许是我自我陶醉。可是说不定哥哥他也——

我总觉得，情绪低落的自己真是傻得没边。虽然我没法作出明确的回答，但也许我根本就没有情绪低落的理由。

也许早晚有一天，这些感情我可以用话表达出来。到那时候，爸爸妈妈大概也会支持我吧。而哥哥也——

‘嗯，谢谢你，哥哥……哎!’

“哇哦哦!”

我飞扑到哥哥怀里。这是我表达感谢的特有方式——现在这里头还有恋爱的心。因为能对哥哥这样做的，只有我。

“哎呀，都说了这么做……!容易被人误会的……!”

‘诶哈哈～明明哥哥你不讨厌这样嘛’

“啊，算了，你也闹得差不多了吧!”

在和哥哥在一起的时候，我和以往一样，感到言语无法形容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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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幸福的日子，真希望一直持续——我这样想着。

1980年2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柏林利希滕贝格区国家安全部【stasi史塔西】总部

我躺在咯吱作响的床和薄到实在对不起人的床垫上，盖着薄毛毯。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听得到怒骂。

我中断费了很大功夫才被允许的小睡，表情扭曲——因为不知道是哪里的混蛋，弄错了睡觉的方式，把看守弄醒了。

在这里，只准头仰面朝天，双手放到毛毯上，其他的睡觉方式都是不被允许的。我刚到这里来的时候，也弄错了许多次。

忍着还能从廊下传来的还能听到的看守的怒骂，身体冷得发抖，被日夜不断，不分睡觉时间都在点着的灯照在身上，我回望着暖气几乎形同虚设的单人牢房。

在狭窄痛苦的室内，只有我躺着的简陋木头床、总是断水的洗脸台以及没便座的冲水厕具。当然，这一切都可以从铁栅栏另一侧一目了然。被带到这里后的最初几天，我还一边蹲着解手一边哭着，但现在已经不会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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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间牢房没有钟表，没有窗户，只能靠自己的感觉来测量时间——昨天晚上，前天晚上，更早的晚上，到了睡觉时间我几次都被叫起来。尽管我一直忍受着无法忍耐的困意，却得不到充足的睡眠。看守们为了剥夺犯人的睡眠时间，不到把犯人逼到几乎要衰弱致死为止，他们总是动不动就会怒骂起来。

当然，白天会有以调查为名义的拷问，如果你运气好，被其他犯人咬上供出来，就会被调查官带到带门的铁栅栏那里，被逼迫一直站着。甚至是靠着墙都不被允许。

在调查中，我不知道被打了多少次，踢了多少脚。全身上下，找不出没有青淤的地方。牙掉了许多颗。指甲已经剩下不到一半了。

我的身体已经适应了被殴打的疼痛，但被拔指甲后无法形容的疼痛使我还是不由自主的会哭叫出来。

事务性的重复着无法得到回答的提问，调查官像流水作业一样淡然的伤害着我。

但是，让我最苦，最痛，最难以忍耐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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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我的单间的铁栅栏被粗暴的踢到。恐惧强制的掩盖了我的困意。

“调查的时间到了。2049号犯人。”

穿着国家安全部制服的男人，用让人感觉不到感情的声音告诉我。2049号犯人是我在这里的名称。

我不甘心的咬着牙，心中带着沉重的觉悟，照着那男人说的一样起身。

如果反抗肯定会被打——而且，夜晚才刚刚开始。

“好，2049号犯人，现在开始要唤醒你的记忆。”

国家安全部的调查官，用事务性语气问道。

“你的父母，和有你参加的向西德逃亡计划，到底有多深刻的联系?主谋是谁?还有，东边有什么人协力?西边的协力者又是谁?”

‘……我不清楚’

在这几天里，对于这重复了几百，不，是几千次的提问，我带着虚弱的意识答道。话一说完，睡魔就到达我的脑中勾走了我的意识——接下来的瞬间，我被旁边的士兵打在脸上，伴随着尖锐的剧痛我撞到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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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啊啊啊!’——

疼痛的呻吟着马上我抱着两胁，撞到我方才还坐着的椅子上。口中浓厚的血味，还有明显的异物——很可能是我又被打断了一颗牙。小时候，妈妈总说“丽姿的牙齿很漂亮呢”，让我很自以为傲。

“再问你一遍。关于和你们相关的逃亡计划，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否则，你就一辈子蹲在这里(，别想出去)。”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被殴打的反冲，让我压抑已久的感情爆发。吐出折断的牙齿，我继续喊道:

‘比起这些，我哥哥他没事么?!爸爸妈妈呢?!你们这么做，真的认为合适么!?’

带着愤怒和悲伤，我瞪着调查官——我知道这么做没什么意义。但是，如果不这么做，我就会沉入绝望和罪恶的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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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想起一件件痛苦的事情——父亲和母亲只是要求得到表现的自由，就迫于国家压力被赶出演剧界而丢掉工作。同样，为了让大家知道社会矛盾的演剧团为了表演这些，也被国家安全部毁了。我在学校受尽虐待。哥哥一方面支援我和爸爸妈妈，却又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烦恼。最终，一家人一起尝试逃向西边，然后，失败。

特别是最后发生的事情，现在还在我脑中燃烧。黑夜中的森林被探照灯、不断的枪声、成群军犬的吠叫声充斥，而我们则在其中拼命的逃脱，但是被国家安全部的边境警卫队追上后，爸爸的腿被子弹打残，和妈妈分开后，我仍然抓着哥哥的手逃跑，附近很快响起枪声——之后，当苏醒的时候我已经被关在这里。

现在我连爸爸、妈妈、哥哥的生死情况都不知道。和我们一起向西逃亡的“同志”们的去向，我不清楚。这座监狱在什么地方，在这里被关了几天，我不晓得。又是谁告发了我们，这也没有头绪。

回想的时候，无法得救的心情充满全身——如果我不去控诉爸爸妈妈失去职业的矛盾，如果我不对逃亡的提案点头，如果我能跑得更快一点。后悔在我心里纠缠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