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5章 官司问题（1 / 3）

政治法律工作委员会会议。

聂帅主持,魏红军参加。内务部、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司法部重要干部都参加。

因为这是十大之后，第一次的政法委扩大会议。

也是魏红军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身份第一次参加政法委会议。政法委这边的高级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但再往下的干部很多都是当年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晋察冀公安大学，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华北政法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出来的。

所以魏红军虽然没有负责过政法委工作,但政法委这边有很多干部魏红军都很熟悉。当然也有很多干部是魏红军不熟悉，但他们熟悉魏红军。

政法委会议先是处理一些日常工作。

涉及到公检法司，平时要处理的事情不少。等大家汇报完了日常工作之后，开始进入一些比较难以处理的问题当中。

“我总结了这两年全国比较典型的几个案子，大部分经过研究之后都可以解决。但也有几个案子,处理起来问题非常多。”

最高人民法院代理院长杨秀封开口。

杨秀封本来是文教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部长。但因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马锡武的身体垮了，从1961年后半年开始就已经无法处理工作。

所以中央临时任命杨秀封担任最高人民法院代理院长。等第三次全国人大召开之后,就正式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不过这也是杨秀封的最后一站，因为杨秀封今年已经是65岁，五年之后是七十岁，是必须要退的。

杨秀封来到最高人民法院之后，立马整理这几年全国重要案子的卷宗。发现大部分问题是可以处理的，只不过影响力大，所以处理比较谨慎。但也有几个案子是非常难以处理的，以现在法院的情况，实在是判不下去。

“第一个，是关于专利权的案子越来越多。”

杨秀封道:“我国一直是发明权和专利权并行的。但因为我国鼓励大家技术共享，也有不少人批评专利权是资本主义技术垄断。所以我国大部分企业和个人有了技术突破之后，在面对发明权和专利权的时候,都是选择发明权。虽然这两年科学工作委员会那边调整了一些政策,但整体基础没变，所以我国国内的专利权几乎为零。但英商、法商、华商他们不一样,他们对于我国的发明权并不关心，他们在我国申请的主要以专利权为主。”

发明权和专利权并行，这是中国学习苏联的。主要在社会主义国家有这个政策。

英商、法商、华商他们都是习惯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权法，所以对于中国的发行权毫无兴趣。他们是商人，当然不会跟国内的企业一样。只拿到少量的一些钱和荣誉,就去选择发明权。

“我国因为是发明权和专利权并行，所以很多单位并没有专利权的概念。结果被我们的中外合资公司状告侵犯专利权。”

专利权官司，六十年代就已经发生了。

果然经济政策的变化，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聂帅看着文件道:“说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聂帅在党内是真正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不管是在晋察冀，还是后来负责政法委工作，聂帅看起来都没有什么非常轰动的表现。在晋察冀的时候，手底下拥有一大批军政全优的干部，不仅能够开辟和发展根据地，还能够打仗。

所以晋察冀发展历史上，很多人津津乐道杨全武、邓国、王秋云、郭田民、张子华、郑伟山这些战将是怎么打仗的,还有朱亮才、王直、赵陆这些出色的政工人才。至于魏红军的成绩,更是一个奇迹。

正因为晋察冀出来了太多大佬，所以显得聂帅反而是不显山不露水。聂帅在晋察冀虽然是党政军一把手，但并不是那种大权独揽，党政军所有工作都要亲自处理的干部。

相反聂帅在晋察冀，选择的是让手底下的干部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华。聂帅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制定大战路，制定根据地建设法规政策，然后让下面的军分区各自发展。所以在晋察冀的时候,最出彩的反而是聂帅手底下那些军分区领导人。

在政法委工作也是如此。

聂帅做的都是默默地打基础工作。至于公检法司各自的工作，聂帅其实很少会直接插手。

杨秀封道:“就说说比较轰动的案子。广东最出名的五羊自行车，就在不久之前状告湘潭自行车厂。因为湘潭自行车厂模仿了五羊自行车,或者说是仿造了五羊自行车。目前我国大部分自行车都是统一模式,而五羊自行车一大半都是出口，所以他们的样式非常丰富。湘潭自行车厂就仿制他们的自行车，还通过哈交会卖到了苏联和东欧。”

魏红军在旁边忍不住笑了笑。果然一个个都很聪明。

湘潭自行车厂虽然没有专利权概念，但明显是知道仿造五羊的自行车不好在国内出售，容易引起麻烦。所以选择和五羊自行车不一样的出口路线，选择了哈交会，把自行车卖给苏联和东欧。

苏联是世界上一等一的工业国，但苏联现在每年还要从中国大量的进口自行车。历史上苏联别看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但和中国一样,自行车在市场上是供不应求。

为什么说历史上苏联闹过不少笑话。

就是因为苏联的日用品一直出现问题。就算勃列日涅夫上任苏联最牛气的阶段,苏联的日用品依旧非常缺乏。还有一些日用品不缺乏，但苏联自己生产的商品实在是太差，所以民众不喜欢。苏联民众五六十年代开始，就追捧进口商品。

“怎么判的?”

“到现在还没有判下来。目前的情况是,五羊自行车的确是在我国申请了五羊自行车全方位的专利权。我国的专利权给了五羊自行车10年的单独生产权,也就是说这10年当中,五羊自行车样式的自行车，只能是五羊自行车单独生产。除非是五羊自行车授权给其他自行车厂。”

“但我国从来没有过专利权官司。所以湘潭自行车厂仿造五羊自行车,要怎么赔偿，我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五羊自行车厂要求湘潭自行车厂按照销售额的30%进行赔偿，如果这样的话涉及到的金额达到2000万以上。这些年湘潭自行车厂往苏联和东欧卖出去80多万台，湘潭自行车厂拿到的销售额就达到七千多万人民币。所以这个官司非常不好判，广东那边希望最高法可以给一些指导。”

大家都是深吸一口气。

虽然在场的都是中央干部,但涉及到这么多钱,还是让大家头疼。不过魏红军却是更深切的明白，有重工业基础的情况之下，轻工业的利润是多么高。

一个小小的湘潭自行车厂，在目前的中国自行车领域，产量连前五都进不去。但几年之内就给苏联和东欧卖出去七千多万的自行车。这只是湘潭自行车厂拿到手中的,这些自行车进入苏联之后，苏联外贸部直接翻一倍以上的价格卖出去。

魏红军不知道的是，之所以出现这—次的争议，是因为苏联和东欧在刚刚结束的哈交会上，给湘潭自行车厂的女士自行车下了总共130万台的超额订单。这个订单规模实在是太大，涉及一亿多人民币。

所以五羊这边才坐不住。

你要是一年给苏联卖个十几万台、二十几万台，五羊这边说不定还能睁一眼闭一眼。毕竟在中国做生意,五羊背后的广东省政府和英商也不愿意闹得太难堪。

但涉及到上亿人民币的生意,五羊不可能无动于衷。上亿人民币，换成卢布是6000多万卢布，换成美元就是7000万美元。五羊背后的那些股东，也是眼红这么大的销售额。湘潭自行车厂在苏联和东欧受到欢迎的女士自行车外观设计都是五羊自行车厂的专利。

其实中国这边对于专利权不重视,所以五羊公司申请专利的时候，也是看在他们是中英合资公司所以通过的。要是在国内这种外观设计,想要拿到专利权是非常困难的。

但现在这个就成了问题。

“最高法是什么意见?”聂帅问了杨秀封。

杨秀封道:“我们最高法做了研究，从我国目前的发明权和专利权的政策来看,湘潭自行车厂的确是侵犯了专利权。如果判案肯定是输的。但问题是这个赔偿金额方面,我们没有明确的规定,也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案例，所以就很困难。”

这个算是新中国第一起专利权官司。

所以大家都没有经验。

特别是赔偿金额上，新中国并没有这方面明确的规定。聂帅也是头疼。

所以想了想道:“案子既然来到了法院,该判还是要判。但这个赔偿额问题，可不可以让双方坐下来谈一谈，最好能够谈出一个好的方案。2000万人民币的赔偿，实在是太多。湘潭自行车厂不是拿到了苏联和东欧巨额订单,可以谈判解决专利授权问题。这样对双方都是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