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1章 台湾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 / 2）

全国2000多个县级信用合作社决定进行分红之后，整个中国农村都是一片沸腾。认真说起来信用合作社分的那点钱按照农民人数来说算不上几个钱。有些利润比较少的地区信用合作社分的钱,如果论人头甚至只有几分钱,甚至只有几厘钱。这点钱说实话真的是少得可怜。

但就算是几分钱、几厘钱，大家还是高兴。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分钱。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高积累政策之下，农村是负担了最早期中国工业发展需要的资金。从1951年统购统销政策推行以来，农村光是在农业上就已经给国家上交了1500多亿的资金。如果加上这些年农村工商业发展起来之后上交的利税,这十多年时间当中农村给国家贡献了2000多亿。

可以说虽然国家也返给农村一些资金用于其他建设，但整体来说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不停的抽调农村资金。

这一次算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返还给农村资金。

虽然每个人平均起来钱很少，但加起来数量就不少，足足有几亿元。十年前魏红军和周彬刚刚改革信用合作社的时候，全国信用合作社的总存款才26亿元左右，本身资产只有几亿元。但经过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信用合作社一年分红就能有近十亿元。可以想象这十年当中中国农村经济增长速度有多快，农村经济规模目前有多大。

这么多资金的反馈，一个是让农村合作社开始有发展的思维，工业社会的思维。要让他们知道投入到国家发展建设当中,是能够获得回报的。

同时更重要的是,中央要进步给农村宣传主人公的意识。这些集体经济参与到了信用合作社这种经济体之后，他们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会自发的监督信用合作社的财务情况。同样这些钱进入农村合作社之后，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样会关注农村合作社的财务情况。这会激发他们两方面的监督情况。

但这个不是最终的目的。

魏红军要推动的是,全国的人民群众明白自己手中的权力,开始拥有这种自发的监督思维、监督能力。配合国家的巡视制度、监察制度，成为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

这一直是主席和魏红军想要推动的东西，但又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马克思当年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和无政府主义发生过很多次的理论辩论。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论战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1872年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问题。

当时巴枯宁反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直接批评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道:"你宣扬无产阶级统治。但无产阶级如此庞大，怎么可能全体都成为统治者?统治权必然落在少数人手中。当少数人掌握了权力、拥有了资源,他们就不再是无产者。因此,你的理论根本站不住脚。"巴枯宁当年的这句质问,对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挑战算是非常尖锐。因为他的问题直接如同一把利刃刺向了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核心。

如果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那么参加革命的无产阶级将成为国家新的统治阶层。如果他们成为了统治阶层，那么这些统治阶层将统治谁呢?说白了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那么成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是不是还是无产阶级?若是他们不再是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革命是成功的吗?肯定是失败的。

可以说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虽然后来被大部分追随者抛弃，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不可能的理论。可是巴枯宁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质问,却是含金量十足的。因为他直接指向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矛盾，即当革命者从被压迫者转变为掌权者，其阶级属性是否必然异化?如果异化，那么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当年的论战,马克思当然也是应战。所以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状态’—书摘要”中给出了回应:只要阶级存在,无产阶级就必须使用暴力措施改造经济基础，但这一改造的终点恰恰是无产阶级自身的消亡。

马克思的回应也算是非常出色。

但马克思的回应当中，其实并没有完全回答巴枯宁的问题。

当然这也不能怪马克思。马克思能够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因为马克思本身就生活在资本主义高速发展阶段。他本人可以直观的考察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可以借鉴很多其他人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可是对于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大部分都是根据理论推演出来的。

马克思是人，他不是神。

能够靠着历史唯物主义推演一部分社会发展已经是非常厉害。但你让他对于自己完全没有经历过的社会进行完整的,完全正确的剖析是不可能的事情。

马克思本人当时并没有看到,也没有经历过一个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供他进行研实践和研究。因此他不可能完整的，回答巴枯宁这个问题。

果然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后，这个问题就开始出现。就像是苏联工厂中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这是采煤工人斯达汉诺夫创造的,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竞赛。后来被斯大林同志肯定之后，广泛的运用在了苏联工业上。后面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推崇“斯达汉诺夫”运动。

可是“斯达汉诺夫运动”全面开展之后，当劳动模范因超额完成指标而获得轿车别墅时，普通工人却在计件工资制下艰难喘息。本来是为了提高社会主义工业效率的,开始阶段也的确是如此。可是时间长了之后，反而成为了对于工人阶级的一种压迫。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巴枯宁所讽刺的“工人代表不再代表人民而是代表自己野心”的写照。

还有苏联滋生的“特权主义”，就是当年巴枯宁指出来的问题。主席说的“修正主义”，其实就是巴枯宁当年说的“无产阶级的异化问题”。

这方面主席是一直在思考的。

从主席和黄炎培谈的“周期律”的问题，到后来“反修正主义”，以及考虑人民民主监督，都是为了回答巴枯宁的这个问题。这几年主席有了时间之后，对于这个问题考虑的更多。

主席认为要解决“周期律”的问题,那么人民群众要站出来,自发的、自主的监督。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其实就是主席发动的一次这方面的论证。

最后这场大运动以失败告终。

这几年主席和魏红军谈过很多次这方面的问题。主席最担心的就是人民群众麻木。人民群众失去革命性、斗争性,他们对于一些不平之事习惯了，见怪不怪。一旦如此中国就会重新走苏联的道路。

这也是魏红军一直在强调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但这个不是说说的。

要有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慢慢的接受这种概念，慢慢的自己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这个并不容易。

不过虽然不容易,但还是要一步—步推进。因为信用合作社的一次分红,全国农村目前一片沸腾的时候,魏红军则是召开了第一次的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会议。

张秀善给魏红军汇报目前台湾工作委员会的情况。

魏红军仔细听完之后,对于张秀善的工作做出了肯定。这么短时间之内,张秀善就能够把这个委员会的架子搭了起来，以及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委员会运转规章制度。

魏红军一边记下张秀善的汇报，一边也会询问张秀善一些情况。

等张秀善汇报结束之后，魏红军道:“张秀善同志,你的工作完成的不错。但这个沟通机制，需要进—步强化。要做到有什么事情都要迅速反应,迅速答复。”

“是。”

“其他同志们都说说自己部门的组建情况,还有说说都有什么困难。今天我们开会，把问题集中起来一起解决。”

这一次会议除了魏红军、张秀善之外，还有负责军队方面工作的邓国和王直,负责情报工作的周大鹏,负责统战工作的侯景如和黄浩。

之所以加入黄浩，是因为侯景如毕竟目前并不是党员身份。台湾工作委员会是直接隶属于政治局领导的重要委员会，就算是统战工作也不可能全都是党外人士。

选侯景如也是因为他不是简单的党外人士,而是和我党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党外人士。侯景如特殊的情况，所以中央对他还是比较信任，要不然侯景如也不可能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会议内容很多都是国家机密级别的。不过信任归信任，但必须要给他安排一名我党党员配合。

魏红军选择的就是统战部副部长黄浩,算是给侯景如配备的政治委员。

侯景如开口道:“总书记，那我先说两句。”“侯景如同志，你先讲。”

“总书记，我想在我们统战部门这边再增加两个人。”“哪两个人?”

“杜聿明和王耀武。总书记,他们两个人在黄埔学生当中影响力大,在军队当中人脉也广。我相信如果他们两个人也加入进来，和我们一起做这个统战工作，肯定会事半功倍。”

如果从统战部、外联部这些部门抽调人员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是杜聿明、王耀武等人毕竟是曾经的国军高级将领。所以这个事情必须要得到魏红军的批准。

魏红军没有立即回答。

虽然国家已经特赦了杜聿明、王耀武等人,也允许他们参加工作。甚至可以成为政协委员、人大委员。但这个和他们直接参加台湾工作委员会,却是另外一个事情。他们特赦出来之后，主要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写书。

“黄浩同志，你是怎么想的?”

“总书记,我赞成侯景如同志的意见。我也看过杜聿明和王耀武的档案，包括他们之前在功德林的表现,以及出狱之后的工作表现。他们在改造的时候,表现都是非常好的,都积极学习。而且我和侯景如同志和这些原国民党将领也探讨过国家统—的问题。他们都支持国家统一，支持解放台湾。所以我认为适合参加这个统战工作。”

黄浩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