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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1 / 2)

教室里一片寂静。

不少同学,尤其是像朱纤云这样家境普通、思想更趋保守的女学生,以及一些深受传统教育的男同学如孙浩等人,都下意识地点头,脸上写着困惑与担忧。

孙浩低声对旁边的同学说:“钱老师说得对,还是计划经济稳妥,大家平等。”

却也有人反对。

坐在中排的杜琳猛地站了起来。她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曾留学苏俄又历经风波,家中藏有大量内部参考读物,使她视野更为开阔。

她声音清亮:“钱老师,我认为这绝不是倒退。”

“计划经济僵化低效的苦头我们还没吃够吗?农村的大锅饭让农民饿肚子,工厂的指令性生产造成巨大浪费。您看看现实,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粮食产量立刻就上来了!西南某些工厂试点给了点自主权,生产效率就提高了!这说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这是客观规律。”

“说得轻巧!放开之后,物价波动怎么办?奸商囤积居奇怎么办?工人失业怎么办?国有资产流失怎么办?”老教授连连发问,情绪激动。

“可以用法律来规范,用税收来调节!不能因为怕噎着就不吃饭!”班上另一名男生激动地抢过话头,“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反垄断法,有社会保障体系,他们的管理经验我们可以批判性借鉴!这是让国家尽快富起来,让人民口袋里有钱的机会!难道我们永远过凭票供应、物资短缺的日子吗?”

“对!开放不是全盘照收,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但步子太大容易出问题,还是稳妥为好!”

“不破不立!等待和犹豫才是最大的危险!”

课堂瞬间变成了辩论场,支持与反对的声音交织,引经据典,联系实际,双方争得面红耳赤。

学生们一个个眼睛发亮,仿佛不是在争论抽象的理论,而是在勾勒国家未来的蓝图。

关依依坐在角落,手里无意识地转着笔,内心受到的冲击远比表现出来的剧烈。

她重生以来,目标明确而“自私”:逃离虐文女主命运,报复渣男贱女,抓住时代机遇赚钱,让自己和母亲过上好日子。

她选经管院,更多是出于实用主义,为了那张文凭和未来的生意经。她甚至逃过一两节非专业课去忙活自己的小生意,成绩中庸,不上不下,是个老师眼里“心思活络但不用功”的学生。

然而此时此刻,看着眼前这些同龄人。

无论是慷慨激昂的杜琳,还是忧国忧民的钱教授,甚至是那个她以为只知道恋爱的汪六月和有点大男子主义的孙浩,他们在争论时,眼底深处燃烧着的,是一种她几乎遗忘的东西。

那是一种纯粹到近乎天真,却又沉重无比的责任感。

他们争的不是对错,不是分数,而是这个国家的道路和未来。他们是真的相信,并通过自己的思考,急切地想要找到一条能让积贫积弱的祖国走向富强的路。

“理想主义者……”关依依在心里喃喃道。

未来网络上有一句“八零年代是理想主义的黄金时代”,在时代风口,“猪”都能起飞,而关依依便想当那一头起飞的“猪”。

只是书上轻飘飘的那一句话,背后是这样鲜活、热烈甚至带着痛楚的争鸣。

时代风口不以为着幸福。

关依依见过返城知青无处落脚的茫然,见过胡同里为几分钱菜价斤斤计较的困窘,见过计划外物资难以流通的僵化……

国家在摸着石头过河,每一步都伴随着阵痛和争议:知青返城后的就业压力,城乡二元结构的撕裂,价格闯关的风险……百姓在求生,理想者在求索。

这一切的复杂性和沉重感,远超她那本“虐文小说”所能涵盖。

看着他们为了一个宏大的命题争得面红耳赤,关依依忽然觉得鼻子一酸,视线模糊了。

她慌忙低下头,掩饰性地揉了揉眼睛,却又忍不住低低地笑了一声。心里像是被一股暖流冲刷着,涨涨的,又暖又涩。

“她怎么了?又哭又笑的?”旁边有同学注意到她的异常,投来疑惑的目光。

“不知道,是不是觉得辩论太激烈吓到了?”有人小声嘀咕。

关依依:“……”

不不不,她只是头一回认识到,这是学校;重新认识到,少年强则国强。

***

下课铃响,争论暂歇,但战火延续到了宿舍。

燕京大学女生宿舍307室,杜琳还在和朱纤云争论,汪六月则捧着脸,苦恼地对周西秋说:“西秋,可孙浩说杜琳的观点太激进,太危险,不适合……我是不是不该赞同杜琳?”

周西秋是个爽利性子,白眼一翻:“六月同志,你的立场是随着孙浩的观点摇摆的吗?他是能替你考试还是能替你未来?独立思考懂不懂!”

汪六月被说得一愣,脸颊绯红,讷讷道:“我……我不是……哎,你说得对!”

这一刻,少女心思在更宏大的命题前,显得幼稚而轻微,一种更为宝贵的、名为“独立”的东西在她心底萌发。

什么孙浩,有闻学长、张学长香吗?

周西秋:“……”

忽然,杜琳把话题抛向了一直沉默的关依依:“依依,你怎么看?别光听着啊!”

“其实,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也可能都没看到全貌。”

室友们惊讶地看向她。

关依依深吸一口气,那些来自“未来”的记忆碎片和网友们的总结在她脑中飞速组合。她无法说明来源,只能尽量用这个时代能理解的语言包装:

“钱老师的担忧非常现实。完全放任的市场确实会带来混乱,比如垄断,比如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比如资本向虚拟经济过度集中而侵蚀实体经济,比如对环境的破坏……这些在国外的经济发展史上都发生过,我们必须提前立法防范,设置‘红绿灯’。”

她顿了顿,看到杜琳若有所思,继续道:“而杜琳指出的方向是对的。开放和市场是激活经济的钥匙。但关键在于‘度’和‘序’。比如,价格可以放开,但不能一步到位,要考虑社会承受力,可以双轨制过渡;国企要改革,引入竞争,但不能一刀切‘一卖了之’,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工人大规模下岗,可以用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鼓励民营经济,但也要在金融、土地等要素获取上给予公平待遇,防止‘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的极端……”<

关依依侃侃而谈,从宏观调控谈到社会保障安全网,从产业升级谈到乡村振兴,从金融监管谈到科技创新投入。

那些超越这个时代十年的认知,被她用朴实的语言娓娓道来,既肯定了市场的力量,又强调了政府的调控和社会的公平,仿佛在描绘一条虽充满挑战但清晰可行的中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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