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1 / 1）

面对八路军在各地号召民众，拓展根据地，安插游击队武工队的做法，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应对不暇。前文也说了，在对待游击战争的时候，军民是无法区分的。日军也就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的屠杀。在华北的各个村庄，几乎家家戴孝，村村有新坟。

面对侵略者，我们不能诋毁我们的先辈用这种方式抗争，日本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八路军当时不穿上老百姓的衣服而真正穿上军服跟日军进行正规战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华北大扫荡中发生的一系列悲剧了。

这是不现实的。

1939年7月，前一年在张鼓峰受了委屈的关东军司令植田再一次按耐不住了。如果说上一次张鼓峰战役还算一次练兵加试探的话，那么诺门坎战役在今天看来都是一场无目的的边境争端。不过说无目的也不对，至少当时到底还是南下还是北进，两派还是争论的很激烈的。在日本“陆军管理事业恳谈会”上，面对三菱等军工企业的老板，陆军次官东条英机说：我们打算和中国作战的同时，对苏作战，将来形势好了，我们还要对英美法等国宣战。

日本人民是很坚定地认为日本军人是不可战胜的，但是老板们不这么想。在任何一个国家，最愚蠢的就是股民，但是最聪明的可能还是股民。听到东条英机说这话，东京股票交易所的股指大跌。敢向全世界宣战，这不是慈禧太后么？

不过也可以看出，对苏作战，已经是日本军队高层一直考虑的问题。

诺门坎战役的过程，是极其乏味的。

先是日军空袭苏军机场，然后就觉得没什么大问题了，进而推进。这期间，却是杀伤了不少苏军士兵。战后统计，约为四五千人。之后就有意思了，朱可夫坐镇指挥，双方航空兵开始了空战，苏联人动用了百余架轰炸机对日军进行狂轰滥炸。后来的t34坦克的兄弟车型，特别笨重的t35也被苏联人拉上战场。这种坦克和t34一点都不像，完全像是《千与千寻》里面的移动城堡。不过和日军作战，这种坦克也能用。苏军的炮火覆盖面大，距离远。而日军还一直钟爱的山炮则只能在可视距离里寻找目标。

日军公布的数字是伤亡六千多人。多少也有些面子，不过此后在靖国神社摆放牌位祭祀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万八千多人。而国际上一些史学家公认的数字是五万人。三个师团、两个守备队，十一个特种连队被彻底打残，整建制地被消灭。

这场战役的直接结果就是指挥官切腹自杀，而关东军司令植田辞职。

而间接结果，则是十分复杂的。首先，朱可夫一直要求把装甲兵理论跟进到德国和英国陆军那种集中使用，建立机械化集团军，将具有强大的战略机动能力的装甲集团军作为苏联陆军的战略力量。斯大林的思想里则一直认为坦克是给步兵挡子弹的移动防暴盾牌。通过这次战役，朱可夫终于有了发言权，朱可夫有了发言权，就左右了此后两年苏军的机械化部队整编。有了苏军的整编，才有了1941年油尽灯枯的斯大林格勒战场苏联装甲部队的战略迂回，才有了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当然，我们今天讨论朱可夫，他并不是一个军神，他指挥的胜利的战役，无一不是具有绝对优势的惨胜。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在现代化的欧洲战场，往往不会产生我们所倾慕的汉尼拔那样的英雄，拿破仑时代过去了。

少壮派发现北进不行，只能南下了。

但是如果南下，就必须要保护好京奉铁路、津浦铁路，京汉铁路因为处在黄泛区，而且卫立煌的国民党军就在旁边。维护好交通线和战略物资运输线，那么谁在京奉铁路、京汉铁路边上靠山吃山，靠着铁路吃铁路呢？自然是共产党。

全方位的扫荡开始了。

整个扫荡从冀东开始，一直延伸到晋东南。

在陕北的毛泽东，把日军的一系列行为放大了，他认为，这是一种默契，更是一种妥协。或者说，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故意认为，这是一种默契，并是一种妥协。

1939年3月下旬，日军攻占南昌。4月下旬国民党军第3、第9战区调集部队反攻南昌失败。5月初，日军以3个师向汉水东岸、襄阳以东随枣地区进攻，第5战区进行了顽强抵抗，迫使日军于5月底撤回原防。

1939年9月中旬，日军发动第一次长沙战役，以5个师团加一部分3路向长沙发动进攻。至9月中旬已占领长沙外围诸据点。第9战区中国军队随即展开反击，并截断日军后方补给线，日军作战不利，被迫于10月上旬全线退却，国军返回新墙河阵地。国防部已经完成两期整训，正面战场军队的战斗力有所恢复。

为了争取外援和抑阻汪伪政权的建立，根据蒋委员长的命令，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对日军发起冬季攻势。此役，国民党军投入了全军一半以上的兵力，攻击范围遍及绥西、晋南、豫北、豫东、豫南、鄂北、鄂中、鄂南、湘北、赣北、皖南、浙东和桂南等广大地区。

这是什么样的默契呢？

不过，确实，板垣征四郎确实有和蒋委员长单刀赴会谈谈全面撤军保住满洲和长城以北的打算。但是蒋委员长不为所动。蒋委员长失败就失败在没有把这种钓鱼的行为公布出来。

毛泽东公布出来了：武汉失陷以后日本的甜言蜜语，例如放弃其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转而承认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例如所谓华中、华南撤并的条件，乃是钓鱼上钩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谁要上钓谁就准备受烹。

在这种情形下，去昂过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

毛泽东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道德的高峰，谁爬上了就一脚踢下去，蒋委员长慢了半步。

在抗战初期，蒋委员长的声誉是从未有过的高，而随着战争进行，他的名声一泻千里。等战争进行到1941年年底的时候，日军突然发动珍珠港事变，料想到日军对英美开战，香港则有沦陷的可能，蒋委员长调动飞机，去香港接应民主党派和在港知识分子。飞机降落在重庆的时候，从机舱上跳下来几条洋狗。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之后大为愤怒，认为困在香港的知识分子那么多，很多人都无法搭救，竟然还带了几条洋狗回来，知识分子还不如狗吗？

随后，他发表文章说：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现在九中全会既有修明政治之决议，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新闻管理当局若不准我们发表，更是违背中央励精图治之旨。

这里，第一条说的是刚才的洋狗，第二条，说的是孔祥熙。

国民党交通部回函说：本年12月22日贵报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文内，涉及此次香港来渝逃难飞机装载箱笼、老妈、洋狗，致多少应内渡之人尚危悬海外等语，当以此事为社会视听所系，经饬中国航空公司彻查具报，据称……是日香港与九龙间交通断绝，电话亦因轰炸不通，其未来公司接洽之乘客，无法通知。在起飞前，时已拂晓，因敌机来侦之故，不能再待，惟飞机尚有余位，故本公司留港人员因此亦有搭机回渝，并将在站之中央银行公物尽量装载填空，随即起飞，决无私人携带大量箱笼、老妈之事，亦无到站不能搭机之乘客。至美机师两人，因有空位，顺便将洋狗四只，计三十公斤，携带到渝，确有其事等情。查所称各节，确属实在情形，贵报社所述殊与事实不符，除美籍机师携带洋狗，殊属不合，已由本部严予申儆外，相应函请查照，即予更正，以正观听，是所至盼。

王芸生不为所动，照样一字不改发到《大公报》上。

不过，后来宋庆龄在给宋子文的信中也说：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当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只带了几件旧衣服，那还是女仆灯火管制时黑底里为我随手抓来的。

紧接着，西南联大的学生就被鼓动起了学潮。西南联大也有个民主墙，可以写大字报。大字报上说：党国要员步入孔贼的一条狗。孔贼不死，贪污不止。争取民主自由，打倒孔祥熙。

勇敢者王芸生，后来被邀请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后来，在五十年代，在一次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老社会学者梁漱溟惹怒龙颜。梁漱溟一直坚持发展农业，保护农民利益，而毛泽东当时提出的总路线是重工业优先的苏联模式。梁漱溟说：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毛泽东回应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脾气也不让人，两个人争吵激烈，一直到有人说：梁漱溟滚下台！

他才离开。

这时候毛泽东盛怒之下说：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他们的意见不能随便听，听了就信，当年还有人说不要我们另起炉灶呢。

这时候王芸生战战兢兢从座位上站起来：不要另起炉灶这话，是我说的。

此后，王芸生成了运动员，每次有运动都例行参加。虽然后来被毛泽东保了下来，但是身心都已经疲惫。

王芸生不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他作为一个秉性刚直的知识分子，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本是可以被《大公报》其他编辑、记者劝阻的，但是《大公报》中一些地下党员则促成了这篇文章以及后续的一系列文章的发表。

而在那次政协会议上，王芸生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战战兢兢。俨然，他已经没有了在《大公报》那个时候的勇敢。

1980年，王芸生在北京去世，骨灰安葬在八宝山。

他为新中国的政治宣传工作，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无人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