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1 / 1）

说了诸多跟抗战无关的废话。那么，1939年的旱灾，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旱灾，全国性的旱灾，第二年就变成了黄泛区洪水。本来，这场洪水的作用不大，但是因为花园口决堤，黄泛区以及依赖黄河灌溉的下游华北平原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到了第三年，蝗虫成灾，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万分苦难。试想，一个养着几十万部队的太岳山区，在面对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之后，在日军封锁线之下，得不到足够的工业品以及农业用品如化肥、农药等和平年代很常见的设备。

蒋委员长说共产党游而不击，何应钦又在《八年抗战》历史文献中说共产党在延安种鸦片，消极抗战，积极内战。其实，在头两年，中共和国民党的合作还是很融洽的，在发生皖南事变之前，仅仅是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而且也都属于张荫梧那种很难说清事情真相的冲突。即使是平江惨案，也是有着共产党方面的工作人员想收编部队的想法遭到报复。

而皖南事变之后，有着切齿仇恨的共产党人才真正明白，这场战争的胜利必将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

《西行漫记》里这段对徐海东的采访：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第五次反围剿结束的时候，苏区遭受了报复性的破坏。而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本以为作为没有参加政治的政治人物的妻子不应该受到牵连，也被湖南省主席何健下令枪杀。

此时此刻，触景生情，共产党人如何能做到不计前嫌呢？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蒋委员长对于苏联人的敌视，造成了他对中共共产党人的恐惧和愤怒。中共则因为血债，加深了对蒋委员长的痛恨。所以，面对蒋委员长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毛泽东认为这是刻意封锁，遏制。可是蒋委员长也清楚：我怎么遏制你，你都可以自己印刷钞票，自己收公粮，自己办政府了，我还要拿钱供你吗？

蒋委员长没想着在抗战这个节骨眼上打内战，他也打不起，他的负担不比毛泽东轻。他无非就是活动活动心思，想搞搞闪击延安，让不听话的毛泽东失去陕北根据地。可是冷静下来，他还是不敢这么做的。

毛泽东在这个困难之年，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并推广了精兵简政，减租减息运动。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调动民众，减少旱灾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减租减息，也是又团结又斗争的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地主，集中火力打击最顽固的地主。

先是酝酿准备阶段，以武装力量作为依托，然后组织农会，组织起农民，再召开地主会议，让大部分看清了天气变化的地主主动放弃一部分债权，最后，确立要斗争的目标，查账，丈量土地，了解债权问题。

第二步，说理斗争。农民在干部的指挥下要求减租减息，这时候地主已经被召集起来开过会了，头皮发麻的几位就基本上同意了，换一个开明士绅的头衔又何乐而不为呢？而一部分地主就比较聪明，表面上同意，暗地里给部分农民一些实惠，以求分化农会。

对这种情况，杀一儆百的政治方法就不得不用了。一部分地主逃到了国统区。

剩下的地主也知道了自己不可能左右政治局面，随后也就妥协了。大量的土地租金下降，雇工的工资也在农会的支持下增加。地主的收入受到了影响。但是不可否认，在大灾之年，在国难之际，做这些过火的不合当时法律的行为，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这也成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此后二十年，地主就成了共产党在遇到执政困难时最好的靶子，每次都用，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