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1 / 1）

周恩来义愤填膺，打电话给何应钦：你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随后，他给《新华日报》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随后，叶剑英把这几年来蒋委员长对新四军作战的嘉奖令全部整理好，誊抄照相等办法发排到《新华日报》，或分发给重庆各界人士。让大家看看，这么一个功勋卓著的部队是如何被抹黑成搞摩擦的叛军的。

一场舆论战打响了。

蒋委员长又犯了一个错误，为了阻止《新华日报》造成太大影响，国民党当局抓获了《新华日报》的报童并收缴了大部分当天的报纸。

随后，周恩来约见了英国驻华大使，又向美国驻华特使讲述中共版本的皖南事变经过。作为中共撤军担保人的苏联政府的特使，崔可夫将军怒不可遏，对何应钦提出质问，苏联大使也拒绝参加国民党外交部的宴会表达不满。美国特使带回了罗斯福的新指示：如果抗战因内战而熄火，美国将停止援助。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还一再要求：暂时不提出反蒋口号，不断绝往来，求得暂时的缓和。

但是对外，毛泽东还用强硬的立场给蒋委员长足够的压力：我们领导的军队已被宣布为叛变，我们已无任何可能再与蒋介石发生关系。

这时候的毛泽东，所体现出来的是足够的理智。但是，当听说皖南事变的结果是叶挺被扣押的时候，毛泽东的愤怒到达了顶点。全面的军事报复似乎已经不可避免。而看到了皖南事变已经成了既成事实，刘少奇给中央发电说：一、全国局面，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我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怕生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变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为说藉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二、目前华北我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仍不能巩固。

对于报复国民党军，周恩来也是赞同的，只不过不建议打韩复榘而建议打李品仙。但是，中共高层经过多次协商，仍然放弃了在军事上对国民党的大规模进攻。

这时候，蒋委员长才知道，自己错了。毛泽东不认自己这个领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忽略了皖南事变所带来的国际影响。他本以为短期内不可能促成的国际同盟在皖南事变之后用各种外交辞令突然显现。蒋委员长在拍大腿的同时也暗自庆幸，估计再挺几个月，就有人过来帮他了。

但是，冷静下来的双方都在国际压力之下学到退步了。毛泽东虽然损失掉了新四军，但是他少了一系列的牵绊。再没有人给他发电要管他的个人生活了，莫斯科那边的语气也温柔了一段时间，蒋委员长更是学会了尊重，好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发号施令了。

毛泽东也作出了让步，他在应答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毛泽东对莫斯科的抵触情绪达到了顶峰，他下定决心在组织管理上脱离开共产国际以及莫斯科的领导。当然，他还是要依赖莫斯科的，他保持微笑，却再也不会听取莫斯科的任何意见。莫斯科想要的，是在中国制造一个南北朝。蒋委员长明白了，几年以后毛泽东也会明白。虽然他不喜欢项英，甚至对项英在共产国际的话语权十分不满，但是他对新四军军部的损失痛心疾首。很多年过去了，为了洗白毛泽东在一次又一次的战略预判中的失误，滞留皖南的电报变成了催促北进。很多关于皖南事变的史料都把责任指向了新四军甚至是项英一个人的武断。实际上，皖南事变的责任不在项英。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发展政策和蒋委员长对江苏省这个根本之地利益的坚持，还有苏联对于中国政策的特点，以及苏联对中国领土的野心，对中国政治强大的控制欲，日军对蒋委员长的压力，英美等盟国跟蒋委员长玩的望梅止渴的游戏，一起促成了皖南事变的发生。

事变之后，双方在中共要不要参加参政会的问题上纠缠不清，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承办肇事者的十二条处理意见，蒋委员长一笑置之。这样，中共代表团拒绝参加国民党组织的参政会。这个参政会，有些类似今天的全国政协代表大会。对于中共的拒绝，蒋委员长也放出了狠话：如不出席，唯有根本决裂。

蒋委员长还说：一个国家尤其在受强敌侵略，对外作殊死战的时候，他整个民族的命脉所寄托，就是在纲纪与法令，只要纲纪不紊，法令贯彻，无论他国家遇到如何危险困难，都可以转危为安……知中共有先后两次“善后办法”、“临时解决办法”各十二条之提出，我可声明此等条件，虽然会前在重庆的各位参政员多已接到，而政府方面无论机关或个人以及本席自己，却没有接到他这样的条件……先看他的题目，就觉得骇异，再看他的内容，更使人联想到七七事变以前，日本军阀对国民政府及当地驻军所提出的条件，方式和名称上并无二致。国民革命军之一部，不能认作共产党一党的军队，因此，我们军令亦只有一个，不能有两个军令。只要他们以后奉命守法，不再袭扰友军和到处挑衅，我们政府无不一律爱护一视同仁，而且我们政府宽大为怀绝不追究既往。

内战看似一触即发，双方都开始放狠话，但是实际上，都在等对方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国民党元老张冲为了促成国共和解，不惜下跪恳求周恩来参加参政会，而国民党方面也不再坚持，双方对自己的要求都达成了冷处理意见。这样，新四军被俘官兵被关在了息烽集中营，而蒋委员长和毛泽东之间，也都冷静地坐了下来。

在矛盾和冲突到达一个新高潮之后，中国战场，又回归到了团结。

事态平静下来，我们不禁要问，蒋委员长为什么要发动这次进攻？好像我们总结出了所有的外在因素，都不足以真正解释蒋委员长对新四军发动袭击的真正意图。他怎么就不动手打八路军呢？他不敢，他怕挑起全面内战，那新四军就不是毛泽东的心头肉了吗？两个政治家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都预判错了对方的下一步棋，才造成了叶挺、项英的悲剧。

但是，对毛泽东来说，这场战役给了他一个特别理想的弱者形象，在一个独裁者统治的国家里，独裁者的所有行为，都会有很多人表达不满。当独裁者做出一件很有争议的事情时，这种不满会让最强大的人也形单影只。

蒋委员长既是如此。

几年以后，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毛泽东的神话越来越大，蒋中正的神话，越来越小。1941年，是蒋委员长人生的转折点，从这一年起，他越来越看似强大，但是缺经不起历史的此消彼长。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给他带来非议，他之前做的本没有非议的每一件事，也都被反对派重新谈起。

1941年五月，邹韬奋、茅盾等人发表《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知识分子阵营站了出来，对这个国家的独裁者，对各种民主运动横加阻挠的蒋委员长高声抗议，在国土沦丧五分之二的情况下，和平妥协之说一年几次，民主宪政之请杳无音讯，民生保障形同虚设，言论自由贯彻不力，大后方腐败的盛行，财政制度无人监管，特务代替法院等等问题。

这是知识分子的一次呐喊，这声呐喊可能隔天就被蒋委员长忘记，这也许就是要求宪政的先声，但是在国共矛盾爆发的1941年，这些细碎的矛盾慢慢发酵，总有那么一天，他会尝到自己窖藏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