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皆擅理财（2 / 2）

此后不久，德宗问及宰相大臣中可委以重任之士，卢杞举荐张镒、严郢，杨炎举荐崔昭、赵惠伯。德宗认为杨炎举荐不当，罢杨炎宰相之职降为左仆射。这样，卢杞在权势上占了上风，并提拔严郢为御史大夫。

杨炎与严郢早就不睦，便让御史张着弹劾严郢，严郢因此被降职为御史中丞。同时，杨炎耳闻源休与严郢不和，便提拔源休为京兆尹，让源休监视严郢，而源休升职后反与严郢关系暖昧，杨炎弄巧成拙。

卢杞则用杨炎陷害刘晏的方法对付杨炎，唆使严郢以杨炎曾把私宅卖为官廨为借口，弹劾杨炎“抑吏货市私第，贵估其宅”，还胁迫法官枉法判杨炎“监主自盗，罪绞”。两人勾心斗角，愈演愈烈。卢杞极尽迫害之能事，并最终占据上风。他利用杨炎不得势之机，对群臣极力拉拢，排挤、孤立杨炎。

开元中，有人想在曲江南面建家庙，因皇帝巡幸路过这里便打消了念头，而杨炎却在那里建起了家庙。有流言传说：“此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旧唐书·杨炎列传》）。德宗听后更加恼怒，下诏毁了杨炎的家庙，并历数杨炎过错：“而乃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加以内无训诫，外有交通，纵恣诈欺，以成赃贿。询其事迹，本末乖谬，蔑恩弃德，负我何深！考状议刑，罪在难宥……俾从远谪，以肃具僚。可崖州司马同正，仍驰驿发遣”（《旧唐书·杨炎列传》）。

自称“于将相，义切始终，顾全大体，特有弘贷”的德宗，在把杨炎罢贬往崖州（治所在今广东崖县崖城镇，辖境相当今广东崖县、保亭、乐东等县地）的路上，派人缢杀了年仅五十五岁的杨炎。很久以后才给杨炎平反，“诏复其官，谥肃愍”。在左丞相孔裁建议下，改谥号为“平厉”。

刘晏与杨炎的死是一种悲剧，而这种悲剧只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诸多冤狱的重演或再现。最为可悲的是杨炎，在以个人恩怨害死刘晏后的仅一年零三个月也被迫害致死。

杨炎自己导演了一出悲剧，而后又成了另一出悲剧中的主角。是历史跟杨炎开了个玩笑？还是古语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不是。刘晏与杨炎的悲剧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专制或大臣当权，多是以自己的好恶定曲直。德宗“保奸伤善，听断不令”（《旧唐书·德宗》）。杨炎本人也是如此，“坐载贬官，愤恚益甚，归而得政，睚眦必仇，险害之性附于心，唯其爱憎，不顾公道”（《旧唐书·杨炎列传》）。所以，出现刘晏与杨炎这样的悲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唐朝中后期，“朋党”呈越来越严重趋势。各党派之间互相倾轧，各不相让。“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仇，卢杞为刘晏报怨”（《旧唐书·韦处厚列传》）。虽然这样评价刘晏与杨炎的死不够公允，但从中可以看出一点两人所遭迫害的端倪。

刘晏与杨炎同为理财家，又都懂得“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新唐书·食货志》）的道理。刘晏提出“以养民为先”的理财思想。特别是杨炎的“两税法”，确立了“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征税原则，从而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税收结构由以人头税为主向以资产税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并为以后朝代所沿袭。虽然两个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两个人的理财措施又势必在不同程度上触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必然遭到封建势力的围攻和迫害。

在封建社会里，一些人之间或出于派别，或出于个人恩怨，或出于争权夺利，往往互相利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特别是奸臣当道，以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制造冤狱成了一些人的升官手段，受害者相应地成了历史的牺牲品。不管是刘晏抑或杨炎，其悲剧皆在于此。

杨炎曾谓家人说：“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祸”（《新唐书·杨炎列传》）。从中可以看出，杨炎对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是有明智的和足够的认识的。然而，杨炎与卢杞不能相提并论，一个是有才能的理财家，一个是奸佞小人。但是，卢杞陷害杨炎与杨炎害死刘晏相比，就使杨炎自身的悲剧更加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