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终死于秦（2 / 2）

对于秦始皇的死，胡亥、赵高和李斯作了周密的安排。

他们严密封锁了消息，并伪装了秦始皇依然活着的假象，将尸体安放在秦始皇平时乘坐的韫辌车中，百官奏事的形式和端水送饭与以往一样，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赵高扣下了秦始皇的遗诏，对胡亥说：“皇上去世时，只留下了一封给大公子（扶苏）的遗书，而没有分封诸公子的遗诏。大公子一回到咸阳，就会被立为皇帝，而公子（胡亥）你无尺寸之封，想怎么办呢？”赵高的话正中胡亥的心事。胡亥沉默了一会儿，言不由衷地说：“事情本该如此。

我听说，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亲去世而不封诸子，这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赵高说：“不对！当今天下之权，在你我与丞相之间，况且做皇帝与做臣下岂可同日而语？”胡亥心中为之一震，却仍不免心是口非：“废兄而立弟，是不义的；不奉父诏而怕死，是不孝的；能薄才浅，勉强借助他人的力量，是愚蠢的。这三者都是违背道德的事。不讲道德，天下不服，自身不保，国家要败亡的。”为促使胡亥下最后的决心，赵高旁征博引地进一步说道：“公子不能这样说。我听说商汤、周武王杀掉夏王、商王，天下称义。干大事不能缩头缩脑。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敢作敢为，才能成功。”胡亥闻听，犹如注入一支强心剂，便半推半就地说：“现在父皇驾崩的事还没有公布，丧事还没有办，而且这件事又怎么与丞相（李斯）说呢？”赵高说：

“时机紧迫啊！错过了现在的机会，就什么也办不成了。”胡亥同意了赵高的谋划。

赵高征得胡亥的允许，又来找丞相李斯“商量”。他对李斯说：“皇上临终赐遗诏给长子扶苏，让他赶回咸阳，准备嗣位为帝。遗诏未送出，皇帝就去世了。现在，遗诏和符玺都在胡亥那里，尚无人知道遗诏的内容，现在立谁为太子，就在你我一句话，这事你看该怎么办？”李斯不是没有想过：立扶苏为帝，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尚不可料；立胡亥为帝，不仅可以保住自己的权势地位，还可以操纵他。李斯闻听赵高所说，已心领神会，却装作吃惊的样子假惺惺地说：“怎么能说这种亡国之言，立定太子的事不是我们做臣下的应该谈论的。”赵高进一步言明利害关系：“你自料才能比得上蒙恬吗？功劳比得上蒙恬吗？深谋远虑比得上蒙恬吗？德望比得上蒙恬吗？和扶苏的交情比得上蒙恬吗？”李斯听后觉得话中有话，连忙问道：“此五者我都不及蒙恬，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赵高不慌不忙地说：“我原不过是宫禁里一个供人驱使的奴役，侥幸因为通晓刑狱法律，才得以有机会进入宫廷掌管事务，到今天已有二十多年了，却从来没有看到为秦王所罢免的丞相或功臣是曾经连封两代相继为官的，这些大臣最后都是被诛戮而死。皇帝的二十几个儿子，他们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如果长子扶苏即位，必用蒙恬为相。到那时，你不过落得个只身还乡，这是明摆着的。依我看，不如立胡亥。我受诏教胡亥学习法令诸事已好几年了，却从没见他有过什么过失。胡亥为人仁慈，敦厚笃实，轻财薄物，看重士人，虽不善言辞却心中有数，秦诸公子中没有比得上他的。立胡亥，于你我都是有利的，望你三思。”李斯假装糊涂，赵高进一步挑明：“你若是听从我的计策，就可以长久享有侯爵，还可以传给子孙万代。否则，那么连你的子孙都不免遭殃，我实在很替你担心害怕。一个善于自处的人是能因祸得福的，你应该当机立断啊。”李斯一副可怜相，掉着眼泪叹息：“唉！我偏偏不幸生长在乱世里。既然不能舍生取义来报答皇帝，到哪里去寄托生命呢？”最终，胡亥、赵高、李斯三人沆瀣一气，串通到了一起。他们首先伪造了秦始皇给丞相立胡亥为太子的诏书，然后又伪造了一封给扶苏的诏书送往上郡。

给长子扶苏的伪诏上说：“我巡行天下，祈祷祭祀各地名山的神明，以便降福得以延年益寿。现在你扶苏和将军蒙恬带着几十万大军，驻扎在边疆，已有十多年了，既然不能向外扩展国家的疆土，却导致军队伤亡惨重，非但未立寸功，还反而屡屡诽谤我的所作所为。只怕是你自己因为不能被解除监军的职务，以便回朝做太子，才整日怨恨不平的吧！你身为皇子，不思孝顺。现在赐剑给你，责令自杀！将军蒙恬在外，不能匡正扶苏的错误，显是有意如此。本就早该了解扶苏的意图，却身为人臣，不思忠心报国，现在也赐令自杀，把军权交给副将王离。”在伪诏上盖上御玺后，派遣胡亥手下的亲信送往上郡。一场冤案就这样酝酿并逐步实施了。

此前曾有一次，赵高犯了大罪，秦始皇令蒙毅依法惩治。蒙毅秉公执法，判决赵高死罪，并褫夺他的官职。只是因赵高平日很会逢迎拍马，又是胡亥的老师，秦始皇才赦免了他，并“复其官爵”（《史记·蒙恬列传》）。但是因为这件事，赵高与蒙恬、蒙毅结下了“梁子”。

当送信的使者来到上郡，扶苏看过了诏书，痛哭着跑人内宅便欲自杀。蒙恬心中疑虑，阻止扶苏说：“陛下如今在外，还没有立太子，派我率领三十万大军驻守边疆，让你来监督我，这是关系到天下安危的重大使命啊！如今公子只凭一个使臣、一纸诏书就想自杀，又怎么知道这不是奸诈的诡计呢？请公子不要鲁莽，马上给皇上写封信，问清楚后再死也不迟。”使者带着胡亥的使命而来，在一旁不停地催促逼迫。为人懦弱的扶苏绝望地对蒙恬说：“父皇竞已到命令他的儿子自杀的地步，哪还有什么问讯的必要呢？”说完就横剑自杀了。

蒙恬不愿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在把军权交给王离后，写了一封上诉信给使者。使者不敢胁迫蒙恬，遂把他交给了军法官，关在阳周（今陕西安定县北）。胡亥继位后，用李斯的亲信担任“护军”，代替蒙恬掌兵。

在扶苏自杀后，胡亥曾有意释放蒙恬。但是，赵高对蒙恬、蒙毅兄弟怨恨不已，惟恐蒙恬再次受宠，遂屡进谗言。

“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史记·蒙恬列传》）。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冬天，秦始皇出游途中患病，派蒙毅到会稽（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祷告山川。

蒙毅未归，始皇已逝。心存怨恨的赵高想借胡亥的昏庸除去蒙氏兄弟。他对胡亥说：“我听说先帝要举用贤能，想册立你为太子已经很久了，蒙毅却谏说不可，足见他知你贤能而阻止先帝，实在是对你不忠而且还迷惑先帝啊！依我愚昧之见，不如把他杀了。”胡亥听了赵高的话，将蒙毅囚禁于代郡（治所在今河北蔚县西南）。胡亥的侄儿子婴对赵高陷害忠良不满，曾劝谏二世胡亥：“我听说以前赵王迁杀了自己的忠臣李牧而改用颜聚；燕王喜用荆轲的计谋而违背秦国的条约；齐王建诛杀了先世忠臣而用后胜的谋议。这三位君王都各自因为改变旧规而丧失了国家，殃祸降及自身。现在蒙氏一家乃是秦国的大臣和谋士，君王却要在一时之间舍弃并除掉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以为，轻于思虑的人不可以治理国家，不能广纳众议的人不可以保全君位。谋杀忠臣而任用没有节操品行的人，这是对内让群臣不能互相信任，对外让将士斗志涣散啊！我劝谏陛下不要这样做。”昏庸的二世哪里听得进去，仍旧诏令蒙毅自杀：“先皇要立我为太子，而你却横加阻拦。现在丞相（赵高）以你不忠之罪，判决你罪当灭族。我不忍心那么做，只赐你一人自裁，也算是我的宽宏大量吧。”昏聩之君，用如此糊涂之言行，来“宽容”

忠于自己的臣下。

蒙毅没有选择自杀：“我不敢找借口来苟延残喘，只怕陛下的声名受到牵连。秦穆公时曾用子车氏三位良臣殉葬，惩处百里奚与其罪名不符，因此才立号为’缪‘。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武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这四位君王都犯了大的过失，使得天下人批评他们的不是，说他们的君王不够贤明，因而这四位君王的恶名声都被记载于诸侯的史籍上。所以说，用正道治国的人不杀害无罪的臣下，刑罚也不加在无辜者的身上。”所以，蒙毅“甚幸”地被诛杀了。

蒙毅死后，二世胡亥马上派使臣前往阳周。使臣向蒙恬传达胡亥的旨意，对蒙恬说：“你的罪过太多了，而你的弟弟蒙毅又犯有大罪，依法要连累到你。”蒙恬说：“自我祖辈直到子孙，对秦屡建大功。现在我统领三十万大军，虽然只身被囚，也有足够背叛的力量。但我应该守义而死，所以这么做，完全在于不敢忝辱先人的教诲，不敢忘记先主的恩惠啊。从前周成王即位之初，尚未脱离小儿衣物的包裹，周公旦背着他上朝，最终平定了天下。在成王病得很厉害时，周公旦砍掉自己的手指扔到河里，说：’君主年幼无知，一切都由我代为行事，若有罪过殃祸，应当由我承受惩罚。‘并把这些祷语记录下来，收藏起来。可以说，周公旦是极端地尽心尽力了。然而，等到成王能够独理国政时，有奸臣造谣说：’周公旦作乱蓄谋已久，君王若不防备，必有后患。‘成王于是欲杀周公旦，迫使周公旦逃避到楚国。后来，成王发现了周公旦的祷语，才流着泪说：’谁说周公旦要作乱呢！‘

下令杀了谗言之人，并重新请回了周公旦。所以《周书》上说：’国君做事一定要参错交互地察询。‘现在我蒙氏宗族，世代没有二心，而事情的结果却是这样，这一定是有庶贱臣子叛逆作乱、宦官权势凌驾王室之上的缘故。周成王犯了过失而能改过振奋，终于使周朝昌盛；夏桀诛杀关龙逢，商纣诛杀王子比干而不后悔，终于身死国亡。所以我以为犯了过失可以改过振起，听纳谏言可以觉醒自己。参错交互地察询，是往昔圣君治国的方法。我说这些话，并不是为了求得免罪，而是要以此忠谏而死。希望陛下能为万民着想，思虑一切事情应顺从正道。”说完之后，蒙恬叹息道：“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竟然落得无过错却要被处死的下场？”沉默许久，又说：“我所犯罪过，本就该死。起自临洮直达辽东的长城，一万余里，岂能没有断绝地脉的地方，这就是我的罪过呀。”最后，蒙恬吞下毒药，自尽身亡。

蒙恬之死，在于秦二世胡亥昏庸，在于赵高及李斯等弄权。既矫杀扶苏，又何况诸大臣？又“何乃罪地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