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研读五十四（1 / 1）

在听闻威廉明娜的死讯的时候，维亚拉没有感觉太震惊，也没有太多惋惜。他知道就算威廉明娜现在不死，未来也不会有好日子过，而他自己也必然要和这种人割袍断义，一点联系都不能有。现在一切事件发生的源头，始终在于那些新贵族和各级官员互相勾搭，在不分你我之间，将公权力变成可以买卖的合同。总而言之，这次帕特里西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自己肯定不能后退，得把这场刮骨疗毒运动纵深到每一颗细胞里面去。

维亚拉拿起水杯喝了一口红茶，稳了稳心神，看起了文章。晚上，他还需要发表演说，宝贵的时间被浪费。

治本

治理民众用什么办法呢？回答是，没有五谷人们就没有饭吃，没有丝麻人们就没有衣穿，所以吃饭有了粮食，穿衣有了丝麻，男子从事耕种，女子从事纺织，人们专事耕织不受其他事务的影响，国家就有储备了。提倡男子不要从事奢侈品的雕刻，女子不要从事装饰品的刺绣。木制的食器容易渗水，金属的食器带有腥味，圣人的饮食用具都是来源于土，因而制作陶土用具，这就可杜绝天下的浪费了。

如今，金木本来是不知道寒冷的，却要给它披上锦绣，牛马本来是吃草炊水的，却要喂它粮食，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它们的本性，应该建立。合理的制度才是。春、夏男子到田里耕种庄稼，秋、冬女子在家里染织布帛，这样人民就不会贫困了。现在人民穿的是粗布短衫，而且。还遮不住身体，吃的是粗劣食品，而且还填不饱肚子，这是没有把国家治理好的表现。古时候，土地的肥舟同今天没有两样，人民的勤惰同今天也没有两样，为什么古人丰衣足食，而今人缺吃少穿呀？主要是种田的人不能经常耕作，织布的人不能经常纺织，这怎能免于饥寒呢？总的来说，这是由于古代行之有效的耕织制度，到今天已经把它废止了的原故。

所谓良好的政治，在于教育民众不要自私。如果民众不自私，天下就像一家人一样，而不必进行私耕私织，大家都把别人的寒冷当作自己的寒冷，把别人的饥饿当作自己的饥饿。因此，有十个孩子的人，也不加重他的生活负担，只有一个孩子的人，也不减轻他的社会责任，这样人们哪里还会喧喧嚷嚷嗜酒作乐，以致败坏良好的风尚呢？如果民众不安分，私欲就会产生，争权夺利的祸患就随之而起了。如果有一个人违背了这种无私的准则，别人也跟着他把粮食储藏起来自己吃，把财物储藏起来自己用，如此发展下去就会犯禁了，而民众一旦犯紫，就逮捕治罪，这怎能配得上为万民之首呢？

好的政治，就是坚持法制，教育民众不要自私，大家不敢自和，就没有为非作歹的人了。如果人们恢复纯朴的本性，遵循无私的准则，那么，个人和私欲就会打消，争夺行为就会停止，监狱里就会没有囚犯，劳动的人就会遍布田野，生产的粮食就会增多，民众的生活就会安定，四方的民族也会受到关怀，国家没有外患，也没有内乱，这就可以称得上天下大治了。

蓝蓝的天空，谁知道它的边际？五帝三王的政治，谁的方式可供效仿呢？过去的时代不可能重现，未来的理想也不能只靠等待，只有求之于自己的创造。

能够称为天子的，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智慧超人，二是恩布万民，三是功业宏伟，四是天下无敌。这都是天子应做到的事。

不能把野生的动物作为祭品，不能把杂凑的学说当成真才实学。

现今有人说：“百里宽的大海，不够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喝，三尺深的小泉，却够三军之众解渴。”我认为私欲的产生由于没有节制，邪恶的产生由于禁止不力。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精神感化，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就是不误农时，不竭民财。禁止坏人坏事，必须使用强制手段才能成功；奖励好人好事，必须结合教育才能奏效。

权谋

说，就是游说对方；游说对方，就要有助于对方。修饰言辞，是为了借助言语打动对方；借助言语打动对方，就要再三斟酌、适当取舍。应对时要敏捷巧辩，敏捷巧辩容易流于形式。要使对方接受某个观点，就要使对方明白真伪；使对方明白真伪，就要列举事实加以佐证。诘难的言辞是驳斥对方的论点。驳斥对方的论点就是要诱出对方隐秘的意图。

使用花言巧语，是为了取一悦于对方以求忠诚。使用阿谀之词奉承他人，是为了显露渊博的知识，以示自己聪慧多智。使用公正平允之言，说话直截了当有所决断，以示敢于直言。使用忧戚之言，是为了权衡形势，以博取信任。使用深思熟虑的话，就会在能力不足时，反而阻止谬误获取胜利。先揣摩对方的心思再加以奉承，被称为“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被称为“博”；选取策略呈献计谋，被称为“权”；抛开顾虑大胆舍弃，被称为“决”；自己的天分不足难以制止错误，被称为“反”。

所以，口是人一体的机关，用来透露或隐藏真情实意；耳目是心的辅助，可以用来窥察间隙发现一奸一邪。所以说，口、耳、目三者要协调一致，互相感应，因势利导才能采取行动。因此，言语繁多却不杂乱，纵横驰骋却不迷惑，改变方向却不诡谲，抓住事物要领，看清事物本质。所以，不能向失明的人展示五色，不能向失聪的人展示五音。所以，不值得开导的人，就不要去游说；不来此地游说，是因为没有知音。有些人是无法沟通的，就没有必要去游说。古人云：“口可以用来吃饭，却不能一胡一乱说话。”一说话，就容易犯忌讳。“众口铄金”，是由于言辞之间难免因为偏见而歪曲事实。

人之常情，说话就希望有人接受，做事就希望获得成功。所以，智者总是不用自己的短处，而是采用愚者的长处；总是不用自己的愚拙，而是采用愚人的工巧，这样就不会使自己困窘。谈到事物有利的一面，就要发扬它的长处；谈到事物有害的一面，就要回避它的短处。所以，甲虫防御天敌，必须用坚一硬的甲壳；毒虫攻击对方，必须用有毒的尖刺。禽一兽都知道发扬自己所长，游说之士更应该懂得发挥自己的长处。

所以与人辩论需要注意五种情况：病、怨、忧、怒、喜。病，指中气衰竭，没有一精一神；怨，指肝肠寸断，心神无主；忧，指心情忧戚，不能与人一一交流；怒，指行一时冲动，语无伦次；喜，指夸夸其谈，注意力分散，抓不住要领。这五种情况，一精一通它才可以很好运用，对自己有利才能行动。

之所以和智慧的人说话，要靠渊博的知识；和笨拙的人说话，要能言善辩；和能言善辩的人说话，要善于抓住要点。和高贵的人说话，要有宏达的气势；和富人说话，要用尊敬的态度；和穷人说话，要从利益方面入手；和卑贱者说话，要态度谦和；和勇敢者说话，要果敢有力；和愚蠢者说话，要言辞锐利。这些游说他人的方法，一般人的做法常常与之相反。

之所以和智慧的人讲话，可以使他明白这些道理；和愚蠢的人讲话，把这些道理教给他，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论说有多种方法，事情也会千变万化。明白这个道理，整日谈论也不会偏离主题，能做到有条不紊。事情不断变化，也不会失其变化的根本。所以智慧重在不妄动，听话贵在听清楚，智慧贵在明辨事理，言谈贵在变幻莫测。

凡是筹划计谋，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并要掌握规律背后的依据，这样才能得到实情。通过研究审察实情，确立上、中、下三仪。所谓三仪，指上智、中才和下愚。三者互相参照，就能定出奇谋妙计。奇谋妙计能够通达易行，开始于古人的社会实践。郑人入山采玉时，都要携带指南车，这是为了不迷失方向。揣度才干、衡量能力和获知实情，这是做事的指南。所以，众人同心协力谋划事业，就会关系亲密，共同获得利益。想法一致的人共同做事，如果是部分受益，部分受损，就会关系疏远。有共同仇恨的事物就会相互亲近，因为他们都是受害者；有共同仇恨的事物而关系疏远，一定是其中一部分人受到了损害。所以，如果有共同利益就会相互亲近，如果其中一方受到损害就会相互疏远，这是一种规律。这种规律，可以作为观察同心或异心的标准。所以，墙壁坍塌是因为缝隙的存在，树木毁坏是因为树木有节疤，因为缝隙和节疤都是它们的分界之处。

因此，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变化的事物会产生问题，解决问题需要商定计谋。商定计谋需要言辞论说，仔细斟酌，并制定方法。有利于事情的发展，就要促使前进，进而不能则退，退若适当，不失为控制事情的好方法。所以，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是有一定道理的，控制它的方法在根本上也是一致的。一般来说，仁人君子是看轻财物的，所以不能用利益诱一惑，可以让他们提供财物；勇一猛之士是轻视危难的，所以不能用祸患去恐吓，可以让他们扼守险要；有智慧的人通达事理，不可以随意欺骗，却可以讲明道理，让他们建功立业。这是三种人才。所以说，愚昧的人容易被蒙蔽，不孝之徒容易被吓倒，贪婪的人容易被利诱，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

所以，弱小可以蓄成强大，弯曲可以变成笔直，不足可以积成有余，就看运用是否合理。对那些外表亲近而内心疏远的人，要从内心入手游说，用真诚来打动；对那些内心亲近而外表疏远的人，要从外部入手游说，以求表里如一。因此，顺着对方的疑问来改变游说的内容，根据对方的发现来肯定他的看法，根据对方的言辞去迎一合他的本意，根据利于对方的形势去成全他，根据对方憎恶的东西来帮他谋划解决，根据对方可能造成的祸患来设法排除。如果这些不能有效，就要在摸清对方意图之后再威胁，夸大事情的严重性使之动摇。进一步借助事实和例证使他有所改变。以阻隔来蒙蔽，用谋略来迷惑。这些做法就是“计谋”。

计谋的使用，公开进行不如私下谋划，私下谋划不如结成死党，结成死党可使双方的关系亲密无间。循规蹈矩不如出奇制胜，奇计一出就像河水奔流一样无法阻止。所以，游说君主一定要和他讨论奇计的运用，才能建立非常之功；游说人臣一定要和他谈论私利，才能保全自己。

如果处于圈子之内，却把内情泄露于外，就会被疏远；如果处于圈子之外，却到处显露内情，就会带来危险。不要把对方不想要的东西强加于人，不要把对方不想知道的强加给人。

对方有某种一爱一好，可以学一习一相关的东西以迎一合他；如果对方有厌恶的东西，就要加以避讳，以免引起对方不快。所以，暗地筹划计谋，可以获取对方欢心。要想除掉对方，就先去放纵他；使其罪行不可饶恕，然后找机会除掉他。处事冷静至情至一性一，相貌不美不丑的人，可以把大事托付给他。如果对一个人了解，可以任用他；如果不了解，有谋略的人不会任用他。所以说：“做事情看重的是控制对方，而不是被对方控制。”控制对方的人，手中掌握主动；被控制的人，命运也被对方控制。

所以说，圣人施展计谋隐而不露，愚人施展计谋公开张扬。有智慧的人成事会很容易，资质愚钝的人成事就比较困难。由此看来，灭亡的事物不会继续存在，危乱的局面难以回到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无为而治，顺应规律是最高明的。智慧要用在常人察觉不到的地方，才能则要用在常人发现不了的地方。智慧和才能的使用要做到隐秘，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情况允许就不要公开，选择一些事自己做；如果情况不允许，就选择一些事让他人去做，并且表明这是为了对方。

所以说，先王之道是隐而不露的，古语有言：“天地的运行，在于高远与深邃；圣人制定谋略，在于隐秘和藏匿。”然而，使用谋略不仅要讲求忠诚、信义、仁慈、义理的原则，还要做到内心中和正道。只有通达了这些道理，才可以与他谈谋略的事。如果能体悟到这些，就可以懂得驱使天下的道理了。

治国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

不生产粮食的国家要灭亡，生产粮食而吃光用尽的国家仅能称霸，生产粮食而又能食用不尽的国家才可以成其王业。粮食，能吸引人民；粮食，能招引财富；粮食，也能使领土开拓。粮食一多，则天下的物产都来了。所以，舜第一次率民迁安发展农耕建成“邑”，第二次迁徒建成“都”，第三次迁徒建成“国”。舜没有采用严重的刑罚和禁令，而人民都跟定他了。因为离开他必然受害，跟着他必然有利。先代圣王，正是善于为人民除害兴利，所以天下人民都归附他。所谓兴利，就是有利于农业。所谓除害，就是禁害于农业。农业发展则粮食收入增多，粮食收入增多则国富，国富则人民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则虽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对他们驱使和调遣，以至于有所杀戮，人民都是不憎恶的。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人君不发展农业则粮食必少，粮少则人民贫困，贫困则轻视家园，轻家则容易外逃，人民轻易外逃则君令不能做到“必行”，君令不能行则禁律也不能做到“必止”，禁律不能必止则战争不能做到必胜，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必止，出战不能必胜，防守不能必固，这叫作寄生的君主。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缺少粮食的危害。所以增产粮食乃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是人君的重大任务，是招引民众的途径和治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