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研读三十九（1 / 1）

临睡前，维亚拉看了三篇散文，他知道接下来很可能只是混乱的开始，但，无论如何秩序最终都会回归它原本应有的面貌。而对于他来说，最好等到合适的时机才去行动，省得捉鸡不成蚀把米。

慎子威德

天有无限的光明，不必担忧人间存在的黑暗；地有无穷的财富，不必担忧人间存在的贫穷；圣人具有美好的德行，不必担忧人间存在的危难。天虽然不担忧人间的黑暗，人们开辟门窗，一定会使自己取得光明，那么天就没有事了。地虽然不担忧人间的贫穷，人们伐木割草，一定会使自己取得财富，那么地就没有事了。圣人虽然不担忧人间的危难，人们都效法于上，亲近于下，就一定能得到社会的安定，那么圣人就没有事了。因此，圣人处在上位，能够做到不损害人，却不能使人们不危害自己，那么百姓就要除掉他们的祸害。圣人能够统治天下，是接受了人民的重托，不是自己私自窃取的。百姓对于圣人，是奉养他，而不是靠圣人来养活自己，那么圣人就没有事了。

毛嫱、西施，是天下最美丽的女子，要是让她们穿上兽皮和粗麻布衣，那么看见的人都会马上跑开;要是让她们换上漂亮的细麻布衣，那么过路的人都会停下来观看。由此看来，则是好看的细麻布衣资助的结果。美女不穿好看的衣服而穿难看的衣服，就会让人产生嫌恶。背着沉重的东西长途跋涉，走完山谷与原野，跑了十多里路，是因为把东西捆绑在背上的缘故。如果把东西不捆绑好放在背上，就无法走路。所以，腾蛇趁雾游行，飞龙乘云往来，如果云消雾散，腾蛇、飞龙与蚯蚓没有什么两样，这是因为它们失掉了依托的缘故。因此，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肖者，是因为贤人的权力太轻；而不肖者能服从于贤人，是因为贤人的地位尊贵。唐尧作为普通老百姓，不能指使他的邻家;等到他坐北朝南称王的时候，就能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由此看来，贤德并不能使不肖者服从，而权势地位却能使贤人屈服。

因此，没有名望的人能决断一切，是由于权重的缘故；弓弩不强而矰射得高，是凭借风势的缘故；自身不贤而命令却能得到推行，是借助于众人的力量。所以，托负重物跨越高处的人，一定不会忽视把东西捆绑好；喜爱婴儿的人，一定不会怠待保姆；经过艰难险阻长途跋涉的人，一定不会轻视驾驭车马的本领。这是因为得到帮助就会成功，失去帮助就会失败。古代三王、五伯的德行，可与天地相参，可与鬼神相通，可以遍及万物，这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广泛的帮助。

古时候，工匠不兼做其它事情，士人不兼任其他官职。工匠不兼做其它事情，事情就不多，事情不多就容易做好。士人不兼任其他官职，职责就少，职责少就容易胜任。所以士人的职位可以世代相继，工匠的职业可以长期不变。各种工匠的子弟不用学习就能做工，这不是他们生来就心灵手巧，而是说他们能经常看到做工的缘故。现在国家没有长期稳定的政策，官吏没有长久实行的法令，因此国家政治日趋谬误。实行教化虽然很有成效，但各级官吏缺乏且多数不称职；官吏缺乏又不称职，治理国家的方法就匮竭；治理国家的方法匮竭，就会仰慕渴求贤能智慧的人；仰慕渴求贤能智慧的人，那么国家政治的关键就完全操纵在一个人的手中。

古时候，拥立天子而使他尊贵，并不是让天子一个人得到利益。这是说：天下没有一位尊贵的君主，那么国家的法令就行不通，让法令行得通是为了治理好天下。所以拥立天子是为了治理好天下，并不是设置天下来为天子一个人服务；拥立国君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并不是建立国家来为国君一个人服务；设置官职是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并不是设置官职来为长官个人享乐。国家的法制虽然还不完善，但还是胜过没有法制，法制可以用来统一人心。

用拈阄来分配财物，用抽签来分配马匹，不是说拈阄、抽签是最均平的，而是借用这种公正的方式方法，让那些分得好东西的人不知道对谁感恩戴德，让那些分得坏东西的人不知道对谁抱怨怀恨，这样来堵塞人们的各种欲望。所以用蓍龟占卜吉凶祸福来确立公正的认识，用秤称量物体轻重来确立公正的标准，用文书契约来确立公正的信誉，用度量丈量物体的长短来确立公正的审查准则，用法令制度、礼仪典章来确立公正的道义。凡是确立公正的准则，都是为了摒弃私心。

圣明的君主做事论功，一定要凭借聪明才智；确定奖赏和分配财物，一定要遵循国家制定的统一法规；施行德政要做到恰到好处，一定要符合礼仪规范。所以君主的欲望不能错过时机，爱好不能违犯法制，尊贵贤人不能超过亲族辈分，赏赐俸禄不能超过官职爵位。士人不得兼任其它官职，工匠不得兼做其它事务，根据才能的大小分配合适的工作；根据工作中的贡献赏给相应的报酬。如果能做到这样，君主和官吏就不会滥用赏赐，臣下和百姓就不会贪收财物。

尸子治天下

治理天下有四个道术：一是忠诚仁爱，二是公而无私，三是任用贤能，四是确立法度。法度通行就能财用富足，任用贤能就能多有成功，公而无私是汇聚百智为已所用的根本，忠诚仁爱是为人父母必须具备的品行。根据什么明白是这样的?父母养育孩子，孩子不贤能强勇，也不耳聪目明，也不英俊睿智，但却爱他忧他，渴望他比自己强。(希望他成为对大家有用的人)。他对别人有用与对自己有用，无所区别。那么天子爱天下也是希望天下的贤才比自己强，对众人有利与对自己有利不加区别，天下的治理也是这样的(与养育孩子是一样无私)。虞舜有盛德，见到别人有善处就像自己有善处，见到别人有过错就像自己有过错。天不偏爱众物，地也不偏爱众物，能够沿袭天地无私之行的就是天子。赢弱的孩子有了疾病，慈母急着求见良医，顾不上去争礼仪的尊卑；爱子身在监狱，父母奔走在官吏之间，设法营救，不吝惜钱财。所以周文王拜见太公望，一日往返五次；齐桓公尊奉管仲，列城数座。这就是文王虽然封国僻远狭小，桓公行为不洁但能够施政天下的原因。郑简公对子产说：“饮酒不能尽兴，钟鼓不能长鸣，这是我的责任；国家不能治，朝庭不能理，与诸侯交往不能得志如意，这是你的责任。你不要干预我为君的快乐，我也不干预你的朝政。”自从这样以后，子产治理郑国，城门不用关闭，国内没有盗贼，道路上没有饥饿的人。孔子说：“像郑简公那么爱好音乐，即使是抱着钟听理朝政都可以。”能够任用贤能，自身快乐，与为君的名分相符合，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少但成就多，国家能治理好而自身却能得到安逸。凡治理的道术，没有什么比运用他人的智慧更好；运用他人智慧没有什么比任用贤能更好的。比个例子，就像察看马的好坏要借用伯乐，察看玉的好坏要借用猗顿，只要这样，也就一定不会有什么过失了。如果有人在这里，全力以赴地制造船，渡大水时却不使用；全力以赴去制造车，走远路时却不乘坐，那么人们一定会认为这个人不聪明。如果有人倾心竭力地学习，但谋划却不用已有的智慧，办事却不任用贤能，舍弃自己的所学而不用，这样的不聪明比舍船渡水，舍车行远还要厉害。

韩非子人主

君主之所以会遇到身危国死的情况，是因为大臣过分显贵，近侍过分逞威。所谓显贵，就是无视法令而独断专行，掌握国家大权来谋取私利。所谓逞威，就是独揽权势而为所欲为。对这两种人，不能不加以明察。马之所以能负重拉车达到远方，凭的是肌肉力量。大、中国家的君主之所以能统治天下讨伐诸侯，凭的是威势；威势也就是君主的肌肉力量。如今大臣得势，亲信擅权，即使君主失去了威力；君主失去威力而仍能保有国家的，一千人中也没有一个。虎豹之所以能胜人以及擒拿其他各种野兽，靠的是它有尖爪利牙，假使去掉尖爪利牙，人就一定能制服它了。现在，权势正是君主的尖爪利牙，要是统治别人而丢失权势，便同虎豹去掉尖爪利牙一样。宋桓公把他的“爪牙”丢给了子罕，齐简公把他的“爪牙”丢给了田常，又不早点夺回来，终致身死国亡。现在不懂得法术的君主都明知宋桓公、齐简公有过错，却不能觉察他们失误的根源，是不懂得君主失去权势跟虎豹失去爪牙两事相类。

况且，法术之士与当权大臣是互不相容的。何以证明？君主如能任用法术之士，大臣就不能专制独断，近侍也不敢卖弄威势；大臣和近侍的权势消除后，君主的治国原则就得以体现。现在却不这样。那些当权大臣掌握权柄、把持政务来营求私利，左右亲信结成朋党、紧密勾结来挟制关系疏远的人，那么法术之士何时能得到选拔任用，君主何时能加以论断裁决？所以，法术主张不一定被采用，又与权臣势不两立，主张法术的人怎能没有危险？所以，做君主的如果不能排除大臣的议论，摒弃左右的诬告，独自作出符合原则的判断，那么法术之士哪能冒死亡的危险而向君主进说呢？这是国家得不到治理的症结所在。英明的君主，按照功劳封爵赏禄，衡量才能进官任事。选拔的人必定有好的品德；任用的人必定有优秀才干，贤能的人得以进用，私门的请托就行不通了。有功劳的人得到优厚的俸禄，有能力的人处在重要职位上，那么寄养在私门的侠士怎么能不抛掉私勇而去奋力抵抗敌人，靠游说谋官的人又怎么能不离开私门而务求保持高风亮节呢？这就是聚集贤能人才而离散私门党徒的途径。现在的情形是：君主近侍不一定有智慧；而君主对于某人，有时欣赏他的智慧而听取了他的意见，回头又同近侍谈论来者的言论。听信近侍的话，却不先衡量一下他的智力水平，这就成了同愚蠢的人论定有智慧的人。当权的人不一定贤良；而君主对于某人，有时欣赏他的贤良而加以礼遇，回头又同当权的人论定来者的品行。听信当权者的话，而不用贤良的人，这就成了同无德无才的人论定有德有才的人。所以有智慧的人，其主张倒要由愚蠢的人来决断；有德有才的人，其品行倒要由无德无才的人来衡量。这样一来，品德好、有智慧的人便没有机会得到任用，而君主的眼睛就被蒙住了。过去关龙逢劝说夏桀，结果四肢都被肢解了；王子比干劝谏商封，结果心脏都被剖开了；伍子胥忠诚吴王夫差，结果死于属楼剑下。这三个人，做臣子不是不忠，建议不是不恰当，但是最终不免于死亡的祸患，原因就在君主不明察贤士和智者的主张，而受蠢才和恶人的蒙蔽。现在，君主如果不肯任用法术之士，而要听从没有智慧、没有德才的臣子的话，那么品德好、智慧高的法术之士，谁还敢冒着关龙逄、比干、伍子胥三个人那样的危险，去进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呢？这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