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4）（9 / 10）

至此我们就能明白，这是真实的。但是，那种知识是经验的、具体的。哲学的任务，是以抽象方式重新创造这种知识，把不断变化的知觉和感觉这个广泛概念下所包含的，把消极的东西解释成非抽象、显明和合理的知识，并让它们变成永恒的合理知识。

所以它必须含有抽象陈述，必须含有关于整个世界本性的解释，必须包含整体，也必须包含所有部分。因此，为了不让自身消失在特殊判断的无限杂多中，它必须运用抽象作用，并用共相来思考一切个别的东西，也用共相来思考一切个别东西之间的区别。

所以，它必须一方面是分离的，另一方面又是联合的，哲学的这种双重性就是为了借助抽象概念，根据自身本性所了解的整个世界的摹本，将之表现在合理知识之前。哲学用抽象概念决定世界的本性，通过这些概念，必定认识了一切个体和共相。所以关于这两者的知识必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事哲学思维的能力，就是柏拉图所谓的能够获得“多中之一”的知识和“一中之多”的知识的能力。

所以，哲学是普遍判断的总和，它的知识基础来自整个世界本身，包括在人类意识中发现的一切；哲学就是用抽象概念对这个世界所做的一种完整概述，一种反省思维，而这种反省思维只有在它把某一概念之下相同的东西联结起来，把不同东西归结为某一类时，才可能出现。

正因为世界的各个部分属于同一整体，各个部分之间趋向一致，世界的摹本也一定存在着这种一致。所以整体系统的种种判断可以从其中的各个部分里推演出来。要产生第一个判断，各个部分必须整个地出现在我们对世界的具体认识中，先包含在具体知识中。正如所有直接证明比间接证明更确定一样；各个部分同时出现要比依次出现更确定、清晰。

这种一致让世界的各个部分共同结合在同一种思想之下。这种一致，来自知觉世界本身的一致和统一，是它们共同的知识基础。所以我们不必运用这种一致来建立知觉世界的一致和统一，不要把知觉看作先于世界各个部分，知觉只是用来肯定世界各个部分的真实、明确的认知能力。这个问题，只有等到解决时，才能让人彻底明白。

与低等动物不同的人类，由于有了理性，对整个生命生发的多样观点，可以和现实生活的几何的、无趣的、抽象的、简单的计划相比。所以，他和低等动物的关系，就像航海家和没有受过教育的水手之间的关系，航海家借助航海图、罗盘和四分仪随时随地准确地知道自己的航线和海上的位置，而水手只能看波浪和天际来预估。

因此，除了具体的生活，人类时常过着一种抽象生活，这很奇妙，也非常值得注意。在具体生活中，人是现实生活风暴的牺牲品，也是眼前势力的牺牲品。他必须奋斗、受苦，然后像动物一样死去。然而他的抽象生命，正因为面对自己的理性自觉，所以是对具体生活静寂的反省。我们所参考的就是那简单的蓝图或计划。

在这种安静思虑的环境中，一个人觉得过去彻底支配了他，强烈影响了他的只是枯燥无趣的东西，当下和他也无关：他只是旁观者。这种从现实生活退到反省思维中的情形，可以和演员相比。演员曾在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也置身在观众之中，在重新走上舞台之前，静静地观察，看看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即使是迎接自己的死亡也是反省的状态；但是只要他再度走上了舞台，在那里活动、受苦，就像他过去所必须做的一样，没有反省，只有直接的体验。

从这种双重生活中产生了人类所特有的恬静心境，但和动物的无思无虑完全不同。根据以往的反省思维或既定的决断或公认的必然性，这种恬静让人在冷漠的心情之下遭遇或完成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自杀、死刑、决斗，一切危及生命的行动。

总之，完成他的整个动物本性所反抗的东西。

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看到理性支配动物性达到什么程度，而我们对强者说：“你真是铁石心肠。”（《伊利昂纪》）我们正可以说，理性在实际中表现出来的，在行动受理性指导的地方，动机成了抽象概念；在我们不被特殊的知觉表象决定，也不被支配动物的一时印象所决定的地方，实践理性表现出来了。

在实践理性方面，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别最明显。

从根本上说，斯多亚伦理学不是道德学说，而只是达到理性生活的指导，它的目的是通过内心的平静来求得幸福的生活。其中的道德行为只是偶然的，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所以，斯多亚的道德理论，与那些直接重视德行本身的伦理体系，如吠陀的伦理学说，柏拉图、基督教和康德的伦理学说，是有着根本不同的。

然而，斯多亚哲学却告诉我们，只有通过内心的平和与精神的宁静才能真正达到幸福生活，而内心平和与精神宁静又只能通过美好完满的德行才能达到；这是所谓“德行就是至善”的真谛。

如果目的渐渐消失于手段之中，同时以一种与幸福生活过于矛盾，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德行教诲方式来促成自己的幸福生活。那么，这正是上面所说的那些矛盾之一，即在任何体系中，由于这些矛盾或直接知道的真理，我们就回到违反三段论推理的方法上。例如，我们在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看到，斯宾诺莎伦理学用诡辩从自我中心的功利主义推演出一套纯粹的道德学说。

根据斯多亚伦理学的精神，人类的伟大特权，借助有计划的行动而使生活负担大大解放的理性也不能直接解除生命的不幸。换句话说，不能借助单纯的知识而完全解除生命的不幸。借助理性来认知和思想的无限事物和周遭环境，因短暂人生中的偶然事故，竟然遭受来自强烈欲望和憎恶的剧痛、焦虑和痛苦，他们认为这和理性的特权不符；同时他们认为，理性的适当应用应该使人类摆脱痛苦。

所以，人类共有的许多无法避免的灾祸、无法获得的幸福，都不会让我们不安、烦恼，只有那些无关紧要而我们又能避免的东西，才会让我们不安、烦恼。其实，不但无法避免的东西完全不会使我们困扰，那些仅仅相对地无法避免的东西也是如此。

所以，曾经和我们的个性关联在一起的不幸，或我们必然得不到的幸运，都一样，或逃避或渴求，都是符合人性的；如果不因希望而培养，每一种欲望都会很快消失，不能再产生痛苦。从这些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幸福快乐往往和我们的所得成正比关系；不论量的大小如何，都一样；而增加快乐既可以通过减少我们的欲求，也可以通过增加所得之物来达到。

因为每当人们失去自制力，遭受不幸的打击或为此而生气、胆怯时，就时常觉得，他所发现的事情和期望的不一样；他陷入错误之中，不认识世界和生命，不知道个人的意志到处都遭到生命机运的敌对、他人的干扰等等。

他不曾运用自己的理性获得生命的一般知识，因而缺乏判断力。他没有在具体事物中认识自己所知晓的东西，因而感到震惊，失去了自制力。所有深深感到的快乐都只是错误和幻想。因为任何得来的希望，都不能维持长久的满足，而且一切所得和快乐都是偶然得来，能够维持多久也不一定，可能很快又失去了。所有的痛苦都来自这种迅速消逝的幻想；两者都来自有缺陷的知识。

所以，有智慧的人远离欢乐和忧愁，任何事情都不能扰乱他的心情。

因此使他充分享有和其他理性动物不同的尊严。虽然在其他意义下，我们无法谈到这种尊严，然而在这个意义之下却可以谈到。

我对斯多亚哲学伦理体系的看法，要在本书讨论“理性是什么以及能做什么”那部分来解释。但在某种范围内，通过理性运用，通过纯粹合理的伦理学体系，也许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虽然经验告诉我们最幸福的人往往是具有实践理性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