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放手得真爱（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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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身，是对自己的保护；放手，是对双方的慈悲。张爱玲在纠结了一年多后，终于做出了与胡兰成分手的决定。可是，张爱玲一语成谶，她曾对胡兰成说：“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我将只是萎谢了。”胡兰成不仅带走了她的感情，带走了她的才情，也带走了她高贵的身份。那一年，张爱玲的确“萎谢”了，她既没有写出什么新作品，也没有在政治斗争中独善其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给她带来了政客、文人的攻击和谩骂，毕竟她曾是汉奸的妻子。她默默忍受着生活赐予的一切，想要寻找机会重新站起来。

摔倒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可是站起来却需要勇气和拼尽全力。文学界的人对张爱玲有褒有贬，但因为她被冠以“汉奸文人”的头衔，所以在1946年之后的几年，她在上海的发展举步维艰。虽然也有人找她约稿、合作，写一些剧本，长篇连载小说，但她自己深深感觉到，已没有前两三年的激情与创作动力。加上人们的评论和批判，她甚至有点畏首畏尾，发表文章都借用“梁京”这个笔名，不愿意以真名字示人，她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还有一个难题困扰着她，收入骤降，她真正体会到“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个时候，即使吃一个包子，都成了奢侈。那一日，张爱玲突然想吃包子，姑姑没有出去买，答应了给她做。可是，家里没有菜和肉做馅，只有一罐芝麻酱，姑姑便以芝麻酱做馅，用不曾发酵的面做皮，蒸了一锅硬硬的包子。一口咬下去，不是美味多汁、鲜香可口的味道，而像一张啃不动的老树皮。即便如此，姑姑张茂渊还是心满意足地说好吃。张爱玲自然也附和着说好，可是却转过脸去，偷偷抹掉了眼泪。因为穷，她们只能以此为食。

贫穷和事业的不如意，令张爱玲萌生了离开上海，到外面寻找发展机会的想法。促使她下定决心离开的，是1950年7月24日至30日，上海第一节文艺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次会议，张爱玲受邀，她斟酌许久之后以“梁京”的身份参加，与会人员除了谈论文艺，还谈论政治，充满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这让张爱玲感觉到隔阂。大会主席夏衍被任命为上海人民剧院的院长，同时兼任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因为夏衍特别认可张爱玲的才华，便提议让张爱玲到创作所当编剧，可是消息还没有对外宣布，就引来无数非议，说来说去，还是张爱玲的政治立场问题。张爱玲心里清楚，上海，这座她最喜欢长久居住的城市，已经无法给她一个安定的容身之所，唯有割舍，才有出路。她先是去了香港，后又辗转去了美国。

一路奔逃，一路停顿，一路追求，不是因为懦弱，只是想找一个突破口，一个让她可以再创辉煌的突破口。

美国，并不是张爱玲刻意的选择，可能冥冥之中，真的有命运之手在安排吧。因为在这里，她将邂逅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人。张爱玲之所以决定去美国，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她所崇拜的作家胡适先生在美国，《秧歌》在美国出版时，她曾寄了一本给胡适，胡适先生不仅给她回信点评，还对她的作品高度赞赏，她希望能够依止在胡适身边，对她的习作大有帮助。一个是美国颁布的难民法令，让她有机会成为美国公民。胡兰成伤她最深，中国的政治让她迷茫，上海她是无法回去了；香港又没有多少人脉和机会；也许，像母亲一样远涉重洋，是她的宿命吧。

初到美国，张爱玲便去拜访了胡适先生，第一次是拉了炎樱一道去的，但是炎樱却说胡适先生不如林语堂先生有名。所以第二次便是独自一人去拜访了。胡适先生很热情地帮助着张爱玲，感恩节时怕张爱玲一个人发闷，胡适先生特意打电话约她去中国饭馆吃饭；抽空帮助她点评著作；还专门到她的住处去探望她。张爱玲对那一次到访记忆深刻，因为住在女子宿舍，只能把先生请到客厅里坐。张爱玲没有想到，客厅里面光线非常暗，而且特别大，中间一个讲台，讲台上放着一架钢琴，台下则随意摆着一些旧沙发。她也是第一次来这里，看到这些只能尴尬地笑着。可是胡适先生却不停地说这地方真好，等说完话往出走的时候，他一面四处看着一面还是说不错。张爱玲从先生的话中感觉到真诚，没有一点敷衍的感觉。所以，张爱玲当时就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

生活的草稿可以有无数种可能，然现实却只有一种。

张爱玲在美国东山再起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她到美国一年多，不仅没有写出更好的作品，连生活都成了问题。这样下去，势必要耗尽她所有的精力。权衡左右，张爱玲决定向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提出申请。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是美国作曲家麦克道威尔的妻子于1907年创办的，其宗旨是要给那些生活窘迫的有才华的艺术家提供无偿的帮助，让他们实现自己的理想。不过，每个申请人必须在申请中写清楚需要帮助的起止时间，以方便更多人得到帮助。我们不知道，提笔写申请的张爱玲内心是何种滋味，但见她在申请中写明要在1956年3月13日到6月30日期间居住在文艺营安心写作。为了生存，她终究还是低了头，不过，这一次的低头，遇见了她余生的爱人。

琐屑和磨难，不过是披了一层磨人的外衣，只要有人无所畏惧，就能看到被它们裹挟下的甜蜜和幸福。

张爱玲的申请被通过了，她一路颠簸来到了坐落在山谷的文艺营。张爱玲环视着这个神奇的所在，山谷里空气清新，幽静雅致，风景优美，房舍林立，相互独立，确实是一个理想的创作之所。她在这里分到了自己的工作室。白天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人出来活动，一到黄昏，文艺营中的艺术家们便会聚在一处高谈阔论，针对自己的领域发表各自的看法。张爱玲天生不喜欢与陌生人攀谈，她对这样的聚会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这是一个了解美国文化的机会，也是派遣寂寞的一种方式，她便选一个角落，当一个安静的听客。当所有人都在卖力地表现自己时，安静的那一个倒成了引人注目的对象。在其中一次聚会时，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者主动过来和张爱玲搭讪。这位老者，便是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赖雅。

赖雅，全名是普德南·赖雅，曾是美国二十世纪初期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毕业于哈佛大学。他有过一次长达8年的婚姻，育有一女，名叫菲丝。因夫妻双方都不喜束缚，选择离婚。从此以后，他便获得了期盼中的自由，手头宽裕时就满世界游历；手头拮据时就写点文章赚稿费。他在欧洲做过报刊记者，也在好莱坞做过编剧。他天性喜欢自由，热情仗义，对朋友慷慨解囊，出手阔绰。所有的任性都会付出代价，年轻时不懂得储蓄和爱惜身体的赖雅，在1943年摔断了腿，且发现有轻微中风的症状。自此，他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身体状况也不断出现问题。赖雅实在无法自食其力，所以请求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帮助。也许他也没有想到，在这里会邂逅他的第二春。

孤独，是两个人相处的推手。在陌生的国度里，陌生的人群中，陌生的语言里，突然有一个人可以像相熟的朋友一般，与你打开心扉畅谈，那是多么惬意的事啊。就在那个黄昏，在大家的嘈杂声中，赖雅轻轻地走到张爱玲旁边，很自然地与她攀谈了起来，语调柔和，满脸微笑，简短地介绍了自己，幽默诙谐地谈起了文艺。张爱玲跟着笑了起来，对于这个高大的男人，她没有面对陌生人的局促和恐惧，反而热切地回应着，想要了解他的更多事情。他毫不隐瞒自己的困窘，也不因此难过，他只是轻描淡写，但又非常真诚地告诉张爱玲，除了会写文章，他一无所有，而且他的文章并不是很畅销。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相见，张爱玲就对赖雅生出了信任，他的身上似乎有一种魔力，吸引着她，让她毫不怀疑。

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美国，她不停地辗转，想要活出别样的姿态，可是，生活终究没有听见她在深夜里撕心裂肺的呐喊。在美国，从救济宿舍到文艺营，她依然茕茕孑立，孤独地在旅途中爬行，她写的文章一次又一次被出版社退回，改了又改，还是不符合要求，她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张爱玲真的好累好累，她好想找一棵大树依傍，抛开一切，痛痛快快地休息一场。张爱玲的身边，连一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每当她想诉说，便拿出纸笔，写给远在香港的邝文美夫妇，一封信飘啊飘，等他们回过信来，她要诉说的事早就时过境迁，错失了对话的时机。她把悲伤和喜悦、忧愁和难过，统统压抑在沉默里。现在，赖雅就站在她身边，他用柔和的语言与她交谈，用充满善意的眼神望着她，用慈父般的温暖融化了她。她很确定，这是她喜欢的感觉，她向他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自私的人，总在关心自己的感受；无私的人，总在替别人着想。赖雅，应该属于后者。在与张爱玲相谈的过程中，他不会一味地凭着自己的感觉，滔滔不绝地谈论。而是会随着张爱玲的节奏和反应，调整自己的话题。他知识渊博，阅历丰富，内心又装满了柔情；他低调不张扬，也没有高高在上的炫耀。同时，他也毫不掩饰对张爱玲的欣赏。在他眼中，张爱玲静如处子，目光深邃，有着东方女人特有的文静典雅和神秘之美。他被她吸引了，那颗喜欢自由、到处游荡的灵魂，突然愿意为眼前的女人停靠。两情相悦时，又何必千言万语？彼此一个眼神，就似相识了千年万年。张爱玲与赖雅，彼此都明了对方的情谊，每到黄昏，便约在一起，谈论文学，谈论人生，他们的关系更进了一层。

愉悦的时光倏忽而过，赖雅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期限到了。张爱玲害怕离别，却又无法阻挡。值得庆幸的是，赖雅已经申请到耶多文艺营的居住权，这样他们还可以保持书信联系。分别的那日，张爱玲亦步亦趋地跟在赖雅身后，不知去往车站的路上，她是否想起了胡兰成。在张爱玲公寓的阳台上，胡兰成与她闲谈：“将来日本战败，我必难逃一劫。只能隐姓埋名，东躲西藏。”张爱玲娇嗔地应到：“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结果，新婚一别，她的胡兰成便不再属于她，无论她怎样牵他招他，都无济于事了。这一次，她又要送别赖雅，不知是否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让她更加珍惜相处的时刻，她一定要亲自送他到车站。站台上，张爱玲把一些钱塞在赖雅的手中，殷殷叮嘱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又一次，张爱玲亲自送走了心爱的男人，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之间没有承诺，没有约定。这恼人的离别，叫张爱玲如何应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