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小说与传记(2)（1 / 2）

第24章小说与传记(2)

影响小说的科学与哲学

尽管萨克雷和狄更斯的作品中都有大量的幽默元素，但长篇小说在他们那里成了一种非常严肃的文学形式，肩负着传播重要的道德真谛和社会真相的使命。在更为杰出的大师笔下，小说一直都是严肃的。自从达尔文理论问世以来，科学观念的传播广泛而深刻，在小说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乔治·艾略特在作品中强调个体性格的形成受自然法则的影响，体现了她的哲学和科学学识；尽管她也极具幽默感，但并没有像与她时代间隔最近的前辈们那样沉浸在吸引人的戏谑中，而是代之以对艺术使命和生活责任的可能显得自命不凡的见解。科学的影响在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中也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威力是如此具有毁坏性，让人无力抵挡，致使他的读者为个体的无助而感到沮丧，同时对于仁慈能否制伏击垮个体的外部力量深怀忧虑。然而，这些作家展现了对人物心理的深邃洞悉，对推动小说艺术向着愈加全面深入地描绘人类生活全貌这一进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相比之下，乔治·梅瑞迪斯的小说少了些阴郁，但在技巧上毫不逊色。他的风格一度令人眼花缭乱、难以理解，这阻碍了他的作品在更多读者中流传，但技巧派的同行都把他奉为大师。他在写作之初，部分受到了狄更斯的影响，然而最终，梅瑞迪斯在文学史上获得了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他是最有智慧的英语小说家，或者说他是小说家中对人物思考和理性表达着墨最多的一位。但不要就此以为他的情感贫乏，就悲剧情节而言，很少有小说场景能比《理查德·法弗尔的考验》中的结尾更让人肝肠寸断。

除了现代科学，近来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和俄国的作品也对英语小说产生了影响。要想追踪这些渊源，就必须考量那些仍在写作的人，阅读大量难以描述的作品，况且对于这些创作，迄今为止我们尚不能奢望找到一个恰当的视角。即便是这篇对英文小说历史的简短概览，亦足以显示出小说杰作数量之巨大。但是这些作家的作品很容易收集到，这是现代读者最不能忽视的一点。然而，正因为如此，人们可能根本不会细细地去读，不去思考其目的和方法；所以，现在试着去理解其创作目的和成功的条件，是大有裨益的。

小说的目的

在思考小说应该实现怎样的目的时，听听一些著名作家说过的从事这门艺术的理由会很有趣，也很有价值。自私的个人动机会很容易被人们遗忘。许多作家像普通人一样渴望获得名利，但这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文学的目的。然而，有些人写作既非着眼于金钱，也不是为了名声，比如简·奥斯汀，她去世时留下了相当一部分作品没有发表，很显然她生前也无意发表。由于人的动机通常都比较复杂而非单一，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即使是那些坦言为生计写作的人，或者承认受野心驱使的人，也必定有其他的考量，追名逐利与一些更深层、更利他的目标并非势不两立。

最后提到的这一类的目标当中，最常见的说法是为了提高读者的道德水平。对于这一点阐释得最清楚莫过于理查森，《帕米拉》的序言十分具有代表性，值得在这里详尽引用一下：

“可供消遣和娱乐，同时又能引导男女青年思考，让他们变得更加智慧；

“能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灌输宗教教义和道德观念，使得宗教和道德也一样令人愉悦、让人受益；

“能以示范的方法来说明父母、子女和社会的责任；

“可还原恶习的本来面目，使它理所当然地令人憎恶；也可展现美德亲和的一面，显示它的美好；

“可准确地刻画人物，使每个角色丰满而独特；

“如果上述的美好目的能够以一种自然、可信、生动的方式实现，同时调动每个理智的读者的激情，吸引他们对故事的关注；

“如果上述建议有价值或值得称赞，那么以下书信的编者可以大胆断定这些目的都已经达到了。”

相似的是，他把《克拉丽莎》奉为“女性的典范”，将其塑造得既完美又“具有人性的弱点”，指出她的缺点主要是免得“神的恩典和圣洁的品质”无用武之地。

相比之下，菲尔丁就没那么啰唆了，但态度同样很明确。对于《汤姆·琼斯》，他声称“在这部历史里我很真诚地试着推崇善良和无邪”，并且“极力用欢笑让人类摆脱他们所钟爱的愚蠢和恶行”。关于《阿米莉亚》，他说：“我真诚地以此书弘扬真善美的理想。”萨克雷惯用的反讽口吻和他分析人类动机的本质表明，他像菲尔丁一样，希望通过嘲讽和蔑视让人们彻底摆脱愚昧和恶习。

狄更斯的做法很特别，他把个人进步与制度和习俗的改革结合起来。他是这么说《马丁·朱泽尔维特》的：“在这个故事中，我的主要目的是要从各个方面来揭露人们习以为常的恶行；让人们看到私欲是如何膨胀的，是如何从最初一丁点儿的私心发展成残忍的魔鬼的。”同样的，“我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让读者看到，在那些被人忽略的贫民窟，公共卫生多么需要改进”。

与这样的道德主张不同，司各特承认：“我为大众娱乐而写作”，这听上去非常谦逊。而且他一再重复这句话。他希望能“缓解人们内心的焦虑”，“舒展那些为日常劳作而紧皱的眉头”。有时候他的目的和那些更为严肃的同行们的道德论相近，“取代坏的思想，提倡好的思想”，“引导无所事事的人学习本国的历史”。

有目的的小说

和前文所述的传统观点不同，当代严肃的小说家普遍认为，小说最基本的作用是真实地描绘生活。他们不但用这一目标阐释他们的工作成果，也用来检验他人工作成果的价值，而不管那些人有着怎样的创作意图。他们还以此为标准，揭示了“有目的的小说”（无论是有关道德还是社会）带来的特殊危害。

他们指出，理查森用“示范”的方法教导人们向善去恶，往往容易造成人物过于黑白分明，导致形象失真，因为哪怕是最好或最坏的人，其人性也既有善的又有恶的；同时，这样的塑造也不会给读者留下印象，因为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找不到实证，始终怀疑其真实性。同样，如果小说家在写作中想要证明一个观点，就像狄更斯在其作品中所做的那样，揭露济贫法的糟糕、监狱的肮脏、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和法律迟迟不能出台的危害；或者像较现代的作家那样，呼吁保障妇女的权利、揭露加尔文主义的虚伪和商业婚姻的丑陋，他们都有可能通过夸张、偏重叙述的某一方面或主观干预事情的自然发展来证明这个观点。旨在通过展现“善良终将战胜邪恶”劝谏人们行善的做法也同样面临非议。因此，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作品丧失真实性和影响力。以讽刺或娱悦大众为目的的写作同样如此：前者展示所要讥讽的人或事物的特征并加以强调，这样很有可能会做过头；后者的情况是要想找到稀奇古怪、令人惊叹、神秘莫测或者搞笑逗趣的素材，可能要以舍弃真实自然的素材为代价，导致的结果就是读者心怀疑虑，不能全身心地享受、沉浸于假象的乐趣，也不能欣赏艺术想象的益处。

各式各样的现实主义

热衷于追求生活的真实面貌是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发展趋势之一，这一追求驳斥了较早的“教导和欢愉”目的论，与科学观的胜利密切相关。最积极的提倡者有时对此直言不讳，左拉说：“我们要琢磨的是性格、激情、人类和社会事实，就像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研究无机物，心理学家研究活的有机体一样。”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就是构建在这一观点之上，虽然成果并没有和预想的一丝不差，但他在作品中直接把海量的数据式的真实细节拿来放在一起，而不管它们是不是合乎大众口味和社会常规、是不是得体的做法，完全是这种观点的佐证。

并不是所有的当代现实主义作家都这么机械地诠释他们的信条。很多人相信作家能够记录真实的生活，同时又不必持有极端的态度，认为这种记录一定不能沾染上作者的个性。当然，如今人们普遍认同，这种绝对的客观性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之所以不可能的理由有很多。且不谈整个人生，即便只是一次特殊的经历，其所包含的事实之数量巨大、纷繁芜杂，要完整叙述，必须牵扯到成千上万其他的事实，它们本身也牵涉到整个人生经历和不可追溯的渊源。因此，即便是在最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中，选择也是必不可少的，选择什么对作者来说意义重大；而在选择的过程中，个人的因素就已经介入了。

艺术层面的真实和绝对意义上的真实

于是，我们得出结论，艺术层面的真实和绝对意义上的真实有着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每个人在日常交往中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在有关艺术的探讨中，就算是专业评论家有时也极有可能混淆。我们都知道，就算只报道有关一个事件的纯粹事实或是一个对话的原词原句，也能够给听众以完全虚假的印象。而艺术家要面对的是典型，而不是个性；是经久不变的特征，不是暂存的事实；是精神内涵，而不是字面的意义。

我们大多数人都听过人们这样讨论一本书：某个评论家激烈地批评书中某个事件不真实，而此时，作者的一位朋友得意地回答道，作品中的事确实发生过。假设这个评论家的批评是公正的，下面的情形两者必有其一：要么是作者不理解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看不清其真正的诱因和关联，所以事实的真相他自己也不得而知；要么是作者脱离了事件的关联而直接讲述事件本身，这样就让读者无从得知真实的故事。显然还有第三种可能，评论里讨论的是件“怪事”，超乎寻常，有悖于自然规律，但是在历史上确确实实发生过，就像八条腿的小牛犊的出生，这样的事件本身并不适合呈现在对真实的生活场景的系列描述中。当然，这种反常是有原因的，但其原因却鲜为人知，这就使得第三种可能成我们第一个解释中的一个特例——事件的真实原因没有被作者呈现出来。

作者的人生哲学

很显然，小说中只记录孤立的事实或试图脱离作者个性的影响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的尝试有可能违背真正的事实。因此，在材料的选择、材料的处理及展示上，作家就需要发挥自己艺术评判的能力。这种评判的依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作者本人所持有的对人性及整个世界的总体看法。这一看法是他通过毕生反复的观察和思考而得出的；它所涉及的结论，影响着他对所观察的一切事物的诠释；它通过影响作家对主题的选择来影响其创作。如果个别的人和事是他所认知的普遍真理的绝佳例证，就自然会吸引他的注意，激发他进行艺术处理。作家会选择巴杰特所说的“文学性”主题，亦即适合于铺展成文的主题，正如他把适合入画的主题称为绘画性主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