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评论与随笔(2)（1 / 1）

第32章评论与随笔(2)

自传性随笔

下面要讲的是第三种类型的随笔，它起源于文艺复兴运动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在蒙田、艾迪生、哈兹利特、德昆西、爱默生、梭罗和其他上百个人的文字中显现出了魅力。这就是自传性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随笔。在这种类型的随笔中，作者很少因过分自我引发傲慢，而只是永远对自己抱有好奇心，并且非常愿意公开地探讨这个问题。如果你喜欢高谈阔论的人，那你一定很爱读这种随笔。但是它总是暴露很多东西，而且像最个性化的诗歌——抒情诗一样，有时候暴露得太多。当率真和自负之间达到恰当的平衡时，或者像爱默生那样，内心的感性与理性和谐相处时，揭示自我内心的随笔就能实现自己存在的价值。事实上，有些评论家认为，随笔的主要特征就包括了主观性和抒情性。因此，a.c.布拉德利教授曾宣称：“表述的简短、朴素和单一，个性的彰显，主观的魅力，微妙的联系，主题和处理方式的有限范围，以及通过排除所有烦乱的心境和强烈的激情而创造的有条理的美——这些都直接来源于抒情因素，并且这些都是随笔的基本特征。”

可能我们得补充一点，这里所说的三种类型的随笔——“评论性随笔”，“道德的”或“哲学的”随笔（即“表达对生活的好奇心的随笔”）以及“自传性的随笔”，在文艺复兴时期全都具备强烈的民族特性，而且从此以后，每隔一段时期，民族特性就会体现在随笔中。在16世纪和19世纪，法国的评论都非常法国化。而英国的评论，在德莱顿和阿诺德那里则非常英国化；弥尔顿的短文和塞缪尔·约翰逊的《诗人传》中的道德说教，梭罗有关“散步”的随笔和洛厄尔有关“民主”的随笔中所体现出的个人自信，分别体现出明显的英国风格和美国风格。一方水土有一方风情，这一点在随笔上也是一样。

作为历史文献的随笔

实际上，通读《哈佛经典》丛书的随笔部分，我们能进行一项有趣的研究，即考察几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民族特性。以18世纪英国的随笔作家为例。在这一时期，天分不同但都才华横溢的名人都发表了一些个人观点，比如艾迪生和斯威夫特，斯蒂尔和笛福，西德尼和塞缪尔·约翰逊，休谟和伯克，而对于研究18世纪的学者来说，不管他正在阅读休谟或伯克所探讨的“品位”，还是约翰逊所阐释的伟大词典的计划；是笛福为摆脱非国教徒的世界而设计的讽刺性方案，还是艾迪生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那伤感的沉思，学者们都能透过它们不同的风格与观点，发现它们所具备的明显的种族、民族和时代特征。因此，这些随笔就成了重要的历史文献。读了它们，你就能更深入地了解马尔伯勒和沃尔浦尔的英格兰、皮特父子和四位乔治国王的英格兰。正如很久之前卡莱尔所说，任何一个时代都直接承袭了之前所有的时代，认真阅读17、18和19世纪的英国随笔，是从这些时代汲取教益的最好方法之一。

亚里士多德与评论性随笔

即使读这些随笔的人并不了解英国历史，也很少关注一个思想流派对后世的影响，都不难发现我们所说的“随笔”与更专业化的随笔形式——“评论性随笔”之间的区别。“随笔”像是围着一个圆点转圈，它转来转去最终会回到圆点。其实完全可以说，此类随笔已经在蒙田那里被炼造得炉火纯青，从此没有任何进步；也就是说，有一系列的随笔作家，虽然他们的风格各不相同，却都是模仿蒙田来写随笔的。但评论性随笔就不同了，它一直在进步，虽然这进步是十分曲折的。虽然当理论的风向发生改变、意见的潮水起起伏伏的时候，它也必须随之变化，但它始终在航行，而不是随波逐流。我们不妨拿希腊最著名的评论性随笔——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举个例子。亚里士多德试图通过该随笔树立美学评论的某些基本原则，比如史诗的法则和悲剧的本质。它分析了当时的文艺作品的构成，检验了诗歌和戏剧分别对读者和观众造成的心理影响，并制定了一些精到的规则来指导诗人。与详尽的论文相比，这更像是一篇随笔，但它绝对不是蒙田（假如他是个希腊人的话）写的那类随笔。它不是个性化的，而是善于分析、系统化的。它的内容非常具有逻辑性，见解非常鲜明，因此成了可靠的评论过程的典范。

亚里士多德的“规则”建立在他那个时代的人性和文学风格的基础上，值得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发现它们的人的重视。然而如果人们机械地把这些“规则”套用到亚里士多德闻所未闻的诗歌和戏剧类型上，麻烦就大了。然而，我们所知道的“评论性随笔”却正是产生于这种混乱的、亟待调整的状况。亚里士多德将“真理”视作灯塔。这真理，忠实于身心，忠实于美的法则（也就是思维法则）。当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法国和英国新古典主义时代的评论家们面对新的事实时，他们努力地尝试去调整亚里士多德的规则来适应塔索、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等人的作品，却把事情搅得一团糟。他们尽力同时记住“古人的北极星”（古人的法则）和“现代法国戏剧的规则”，闭口不提与这些理论背道而驰的现实。这是一条艰难的航线，也难怪评论性随笔的历史充满了各种各样或勇往直前或犹豫不决的航海者。但是，真理的灯塔一直岿然不动，尽管从来没有航海者成功地抵达灯塔，但只要评论性随笔作家一直向着那个方向前进，就能获得足够的肯定。

评论的传统与随笔

简言之，评论性随笔的作家发现，自己走哪条线路取决于自己所承担的任务的性质。如前面所说，纯粹的随笔作家围着圆点兜圈子，从自己的喜好开始，最后又回到自己的喜好；但是，如果一个人把随笔当作评论的工具，那么他在航行过程中就必须使用航海图和罗盘，而且必须从既定的起点出发，驶向一个明确的终点。如果他忽视前辈们所付出的努力，不知评论的大体目标与方法，他就注定会失败。比如，如果他在写一篇关于诗歌理论的评论性随笔，他就一定不希望写完的时候问题依然未能解决：他会渴望尽己所能，为探索人类知识的这一分支作贡献。由此，他必须弄清楚，在他参与进来之前，这场古老的讨论究竟已经进行到了何种程度。

贺拉斯写过一篇讨论诗人技艺的韵味十足的诗体随笔，曾被人蔑称为“商人的诗歌指南”，他原本并无意放下身段去效法希腊理论家的那一系列规则。但毕竟他的父亲曾经送他去希腊上大学，在他写作的时候，那些希腊老教授就好像在他旁边“阴魂不散”。很久以后，当意大利人韦达和法国人波瓦洛开始各自撰写有关同一主题的诗体随笔时，这位聪明的罗马人的灵魂就注进了他们的笔。西德尼和雪莱在创作他们那有说服力的《诗辩》时，可能并非有意识地去继续那场由希腊人起头、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提起的对诗歌理论的正式讨论；然而，他们对诗歌的信仰成为文学评论演化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沃尔特·惠特曼的序言也是如此。这些人都是诗歌艺术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的革新者，但是，像艺术领域大多数成功的革新家和“现代主义者”一样，他们十分清楚，对于自己试图攻克的堡垒，前人有哪些防御措施。不过，不管他们是多么有才华，都无法最终攻克堡垒。彻底的分析和定义也无法探知终极真理。评论性随笔的历史只是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是如何接近真理的，那是对人类所付出的努力不断更新着的记录。

评论的类型

不管怎么说，通过各种努力，评论的三种趋向已经浮现出来了。它们通常被称作“判断性”、“诠释性”和“印象性”的评论。我们很容易从理论上区分这三种评论的不同。“判断性”评论就是对既定事实作出判断。它主要讨论的是规则和评论的“标准”，当然也可以审视这些规则赖以建立的原理。它的评价很可能是教条式的和专横的。借杰弗里之口，它直截了当地说，华兹华斯的《远足》“太糟糕了”，说他的《莱斯顿的白鹿》是“我们见过的已出版的最差的诗歌”。借丘顿·科林斯之口，它宣布：“评论之于文学，就是法律和政府之于国家。”

另一方面，“诠释性”评论的目标，更多的是要解释一篇具体的作品，而非对其进行评价。在可能的条件下，它寻找并确立正确的文本，它弄清楚那些对于理解所讨论作品来说非常关键的传记和史实，它发现并揭示作品蕴含的意义和美，它指出文学作品所承载的道德意义和社会意义。毫无疑问，诠释一部作品常常等同于对它作出评判，因为，如果你证明了这部作品充满腐朽的内容，就是在用最有效的方式宣布“这是一本腐朽之作”。然而，“诠释性”或“欣赏性”的评论家的目标主要是解释，他更希望读者通过他提供的诠释，自己作出最终的判断。他把需要的事实陈列给陪审团，然后，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圣伯夫是此类评论的大师级人物，就像杰弗里是判断性批评的大师一样。

最后说到“印象性”评论家，他们不怎么注重标准，把“普遍认为”和“大多数人的共识”这种词汇留给了竞争对手。文本评论对他们来说枯燥无比，审视原则对他们来说太过“科学化”，在他们眼中，收集繁杂的传记和历史资料似乎是历史学家而不是评论家应该做的事。于是他们真诚地论述自己的“印象”、自己的个人喜好，以及自己的灵魂在欣赏杰作时的体验。他们把自己在接触书籍时所体验到的感觉和情绪翻译成一种符号，这符号是他们从所有其他艺术以及大自然无尽的美的宝藏中借来的。竞争对手们可能会把他们称为任性的人，而非有品位的人，但这些竞争对手却不可能真正驳倒他们，因为面对美的存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身心反应，所以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其他人作何感想，我们只能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而且印象性评论家们说话时，常常让人感到雅致、清新并光华璀璨，这使得所有其他类型的文学评论都成了冷漠而形式主义的迂腐。

评论类型的统一与融合

关于三种评论之间的理论区别，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但只要是读过很多现代评论大家的文章的人，都会发现所有这三种随笔的特征常常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的随笔中，甚至出现在同一篇随笔中。有些著名的“印象派评论家”，比如兰姆、史蒂文森、勒梅特和阿纳托尔·法朗士，他们所知道的“标准”远比他们愿意承认的多得多。他们能够如此熟练地使用各种类型的评论方法，是因为已经将基本原理烂熟于心。史蒂文森在探讨“风格”的随笔中尝试过使用“科学性”评论，在论述佩皮斯的随笔中尝试过使用“诠释性”评论。杰弗里经常用圣伯夫的那种评注方式来写关于“民族性格”这个主题的评论。柯勒律治和爱默生，阿诺德和罗斯金，都是才华横溢的大师，在写文学随笔时不会拘泥于任意一种评论类型。

正如我们一直想要证明的，随笔本身的特性体现了这种实践中的折中主义是合理的。它是所有散文文学中最灵活多变、最个人化的形式。然而，在它开始探讨理论时，就必须更多地使用本民族历史上演化出来的评判程序，它可能是“历史的”、“科学的”、“解释的”、“判断的”；刚才说过，这种航行是要借助于航海图的，不能凭着纯粹的个人喜好围着圆点转圈。

在从“随笔”到“评论性随笔”的关系中，我们发现了随笔写作的文学和社会意义：它能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同时发挥社会功能。一个读者，可以为了寻求快乐、刺激、慰藉或为了锤炼意志而阅读随笔作家的作品。西塞罗、蒙田和梭罗会和他探讨友谊、书籍和人类行为。他能要求更多的什么呢？他会在随笔作家那里，就像在抒情诗人那里一样，感受到自己的心境、审美及各种经验。这些随笔就像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一样，使他真切地体会到生命的丰富和圆满。

至于对整个社会的意义，随笔作家尤其那些置身于评论领域的随笔作家，帮助我们确立了判断标准。这些标准是客观且相对稳定的。当然，随着文明的进步，随着世界各文明种族在不同历史阶段倾向的不同，它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对任何一代人来说，总是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标准”。某一代人的审美和智力活动其实就是偏离“标准”最终又回到这个标准的过程。而文化的历史就是扩张与收缩的过程，研究人类就要首先研究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随后进行一系列归纳，然后就是将归纳的结果具体运用到生活中。尽管“随笔”时常是坚持自由精神的，但“评论性随笔”也以同样坚持承认并维护过权威的主张。毋庸置疑的是，有时候一代人认为，文学领域的争论必须是自由而没有约束的，而另一代人则觉得，大家需要集结起来捍卫规则。具体到我们这一代美国人的主要需要，几乎不用思考——我们应该阅读那些尊重文学标准与规则的随笔作家的作品，并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