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胜利（1 / 2）

第49章胜利

由五位审判官、一个国民检察官和立场坚定的陪审团组成的令人感到恐怖的法庭每天开庭。他们每天晚上发放名单，由各个监狱的典狱官向囚犯们公布出来。典狱官有一句标准的俏皮话，“号子里的人，出来听晚报喽！”

“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拉福斯的晚报依旧还是这样开始了。叫一个名字，那人就走到另外的一个地方，那是专为这种名列生死簿上的人准备的地方。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应该是知道这种习惯。无数的人就这样而未回来过。

那浮肿的典狱官念名单要戴眼镜，一边念，一边看犯人是否已经到了，每念一个名字都要停顿一下，直到念完。并没有全部到齐。有一个已死在牢里，被人忘掉了。另外两个早已上了断头台，没有人记得了。宣布名单的地方就是达尔内到达那天晚上犯人办舞会的屋子——有圆穹顶的。没人一个人在大屠杀中存活下来——那以后他还曾想念过他们，但是再没碰过面——都死在断头台上了。

急急忙忙的告别的话和祝愿，但很快便结束了——因为这是每天都必须做的事情，而拉福斯的人那天又忙着准备晚上的一个罚钱游戏和一个小型音乐会。与之相关的人挤到铁栅边去掉眼泪，可是计划中的文娱项目却少了二十个人，所以要增加人手，而关门时间又已临近。时间来不及，到时候公用房间和走廊就要由獒犬通夜占领。囚犯们并不是没有良心的或缺乏同情心的，只是环境所迫罢了。同样，虽然有些许的不同，某些人又无疑曾受到某种狂热和激动的支使去跟断头台作过无谓的争斗，结果死在断头台上。其实并没有所听到的这么夸张，而是受到疯狂震撼的公众在心灵传染上的一种无法控制的病。在瘟疫流行的时候，有人会受到那病的奇怪影响，产生一种可怕的偶然冲动，要想死于瘟疫，人们心里都有不太好受的想法，只是有待环境诱发而已。通向裁判所附属监狱的通道不长，但很阴森。在它那满是蛇虫鼠蚁的牢房里度过的夜晚因寒冷而显得时间过得很慢。次日，在叫到查尔斯·达尔内的名字之前已有十五个囚犯进了法庭。十五个人没有不判死刑的，整个审讯只用了一个半小时。

“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终于受到提审了。

他的法官们头戴着插着羽毛的帽子，坐在审判席上，别的人主要戴的是佩三色徽章的红色粗质便帽。看着陪审团和乱纷纷的观众，他认为并非应该这样，是罪犯在审判着正直的人呢！城市中最卑贱、最残忍、最邪恶的，而且一直都是卑贱、残忍和邪恶劲的人现在成了主宰全场的重要人物。他们展现着各式各样的状态或品头论足，或鼓掌喝彩，或大叫反对，或猜测估计，或推波助澜，一律是自由自在毫无任何担心。男人大部分带着某种正规武器，女人有的带短刀，有的带匕首，有的则一边看热闹，一边吃喝，许多女人在忙着编织活儿。在打毛线的妇女中有一个人手里打着线、腋下夹着线团，与一个男人并排坐着。自从他离开城门之后，他便没再见过那男人，但他马上想起那就是德伐日。他注意到那女的在他耳边说过一两次话，便估计她是他的妻子。但是这两个人最令他在意的是，坐得离他并不远却从来不瞧他一眼。他们好像下定了顽强的决心等待着什么，眼睛只望着陪审团，别的却一眼也不望。曼内特医生坐在庭长席下面的座位上，衣服并不特别，就囚犯所看见的来说，只有他和罗瑞先生跟法庭无关，穿的也是日常服装，而不是粗糙的卡尔马尼奥拉装。

国民检察官控诉查尔斯·达尔内为外逃分子，按共和国流放一切外逃分子、潜回者处死的法律应判处死刑。法令公布日期尽管是在他回到法国以后，但并没有实际意义。此时他已在法国，而法令也已经出台了，他已在法国被捕，因此要求判他死刑。

“判他死刑！”观众大叫。“共和国的敌人！”庭长摇铃要求肃静，然后问囚犯是否英格兰居住多年。

当然。

那么他不是外逃分子了，对吗？他该怎么称呼自己？

他希望按法律的意义和精神解释，外逃分子中并不包含这一项。

为什么，庭长要求知道理由是什么。因为他早已自愿放弃了他所憎恶的一个称号，放弃了本应属于他的社会地位，离开了他的国家，到英国依靠自己的勤劳度日，而不是依赖负担过重的法国人民的勤劳度日。他放弃时，目前为法庭所接受的外逃犯一词根本没有使用过。证据呢？

他提出了两个证人的名字：泰奥菲尔·加伯尔和亚历山大·曼内特。

但是他在英格兰结了婚，是么？庭长问着他。是的，但女方不是英国人。

是法国女公民么？按出生国籍是的。她叫什么名字？家庭？

“叫露西·曼内特，曼内特医生的独生女。这位好医生就坐在那边呢。”

这句回答对听众产生了可喜的影响。赞美这位有名的好医生的叫喊声影响了大家。受到感动的人们极其反复无常，几张凶恶的脸上立即满面泪光，可刚才他们还满面怒气地瞪着他，仿佛要一刀致命。

查尔斯·达尔内按照曼内特医生之前告诉他的路子踩着这危险路上的每一步。医生的谨慎意见指引着他前进的步伐，让他对所有问题都有了防备。

庭长问他为什么到那时候才回到法国，为什么这么晚回来？

他没有早些回来原因很简单，他回答道，因为他放弃了财产，在法国没有办法生活下去，而在英国他以教授法语和法国文学来过他的生活。他之所以在那时回来是因为一个法国公民的催促和一封请求信，那人说明他若不回来他就有生命之虞。他是为了挽救一个公民的生命回来的，以牺牲小我、来维护真理的。难道这还是犯罪？

人群热情地高叫道，“不算！”庭长摇铃让大家肃静，没有人听庭长说的，仍然叫着“不算！”直到叫够了才自发的安静下来。

庭长问那公民是谁。被告说那公民便是他的第一个证人。他很自信地提起那人的信，那是在城门口从他身上拿走的那封信，他相信可以在庭长的卷宗中找到。

那信就在卷宗里——这一切都在医生的计划中，并向他保证过一定能找到。审讯到达这个阶段，找出了那信宣读了，又传公民加伯尔作证。加伯尔证明确实是真实的。公民加伯尔以相当婉转和礼节态度之能事暗示说，由于共和国的众多敌人给惩治敌人的法庭制造麻烦，这就导致了压力，他在修道院监狱稍稍受到了忽视，实际上已在某方面看来被法庭那忠于祖国的记忆所忘却，直到三天前才受到被传讯。审讯他时，陪审团宣称由于公民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自动投案，回答了对他的指控，陪审团很满意他的回答，因此释放了他。

接着曼内特医生审讯了。他崇高的声望和清晰的回答使人们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继续指出被告是他在长期监禁获释后的第一位朋友，在他和他女儿之前在海外居住时，他一气留在英国，对他俩一片赤诚，关怀备至。他又说，那儿的贵族政府很不喜欢被告，实际上曾经以英国的敌人和合众国的朋友的罪名对他进行过审判，打算将他杀害。医生依靠直接事实的影响力和他自己的真诚，条理清晰地介绍了上述情况，陪审团跟群众的意见达成一致了。最后他请求让此时在场的一个英国人罗瑞先生作证。罗瑞先生曾跟他一样在英国那场审讯中作过证人，因此同样可以证明。这时陪审团宣布他们听到的材料已经齐全，若是庭长没有意见的话，他们可以立即投票了。

陪审团逐个叫名投票，每投一票群众便鼓掌欢呼，大家众口一词支持被告。庭长宣布被告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