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蒲宁文集·短篇小说卷（上）》（（2 / 3）

“别插嘴，让我自个儿说。”他随即又继续讲那件事，“太太，那时我们爷儿俩在奥洛涅夫卡的萨维奇老爷家干活，他，就是说我的儿子，总是和我一块儿走南闯北，从不离开我——我们一块儿干活，在老家的乡里租有一间房子，他妈死后，我们爷儿俩就像一对好朋友那样过日子。后来，眼看尼古拉节到了，我们想，得回家去一次，换几件稍稍像样点的衣服穿穿，要不我们那个破烂劲儿，凭良心说，真有点像是从坟墩里爬出来的。爷儿俩只顾忙着准备赶黄昏的时候上路，也没有发觉近黄昏时，天突然发冷了，而且起了大雾，连牧场后边的村子也都看不见了，再说那一带又荒凉得很，方圆好几俄里内没一户人家。我们在老爷家的澡堂子，也就是我们过夜的地方，东找西寻，拾掇工具，可是澡堂里黑得什么也找不着——我们的老爷是个吝啬鬼，一个蜡烛头也不肯给，其实靠蜡烛头是发不了大财的。爷儿俩都觉得此刻上路嫌晚了点。您信吗？当时我只觉得心里发毛，于是我就说：‘我亲爱的朋友，马克西姆·伊里伊奇，咱们还是等到明天早晨再走怎么样？’”

“那么您叫伊里亚（3）啰？”太太突然想起直到现在她还不知道蛐蛐的名字，便问道。

“是的，叫伊里亚，”蛐蛐温顺地说，淌下了眼泪，便用手擦了擦鼻子，“叫伊里亚·卡比顿诺夫。可儿子跟别人一样也管我叫蛐蛐——而且老是没大没小地跟我开玩笑说：叫蛐蛐不比叫鲍沃皇子或者瓦西里·斯捷潘奈奇大公差。嗯，这一回当然也是跟我没大没小地开玩笑，他嚷嚷说：‘你胡扯些什么，看你还敢跟我打退堂鼓！’他把我的帽子往我头上一戴，然后戴好自己的帽子，束上了腰带——他可真是个美男子。太太，我这可不是吹牛！——他拿起一根拐棍，二话没说就朝大门走去。我跟在他背后……我看到雾大得吓人，天已经完全黑了，老爷家的果园子像罩上了一顶灰蒙蒙的大帽子，地上落了一层霜——我仿佛看到有一团团的黑云在昏天黑地的大雾中搅动，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想使年轻人扫兴，因此我一声也没响。我们穿过牧场，登上了山冈，回过头来望望，已看不见老爷家的窗户。一阵风刮来，我赶紧扭过头去避开风，顿时连气都喘不过来了，昏天黑地的大雾中刮着阴森森的风，就好像雾在喘气。我感到只消再走两步，寒风就会吹透我们的骨头，而我们脚上的靴子是单的，身上的衣服也单薄得像叫花子那样，我忍不住又说：‘唉，回去吧，马克西姆，别逞能了！’他也犹豫了一下……可不消说，年轻人有他们的想法，太太，您是知道的，年轻人总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怎么甘心打退堂鼓！——他犹豫了一下又往前走去。我们走进了村里，当然一进村风要小些了，家家户户都点着灯，虽说灯光昏暗，可总归是人住的地方。他嘟囔道：‘喂，看到了吧？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要知道，只要迈开腿来走路，越走就越暖和，只有刚开始走的时候才觉得冷，快走，别落在后面，别落在后面，要不我就要动手撵你了……’太太，哪里暖和呀，所有的运水马车上蒙了足足有一俄石重的霜，所有的树枝都叫霜压得弯到了地上，雾和严寒使屋顶都看不见了……当然，这些屋子是住人的地方，可是灯火反而使雾更浓了，我所有的眼睫毛上都沾满了霜，沉甸甸的，活像一匹好马的睫毛……而那边老爷家的窗户却连个影也看不见了……一句话，这是个可怕的夜晚，连狼都不敢出来。”

瓦西里皱紧眉头，用两个鼻孔吸进一口烟，然后把烟蒂递给蛐蛐，打断他的话说：

“得啦，别狼什么的扯开去了，照你这样没完没了地东拉西扯，不知要讲到哪一天。还是快点儿讲讲经过情况吧。”

瓦西里说罢，认真地把夹在两膝间的颈轭翻了个身，准备继续干活。蛐蛐用熏黑的手指尖一把捏住他递过来的烟蒂，狠命抽了一口。有一瞬间，悲痛地沉思着，仿佛是在倾听他自己那种孩子般的气息声和屋外寒风的肆虐声。后来，他又怯生生地说开了：

“唉，你可真难侍候，好吧，我就长话短说吧。我们走出才两步路，就迷了路。太太，”他望了一眼女主人，从她的眼里看到了同情，这顿时使他早已习惯了的痛苦更加强烈地刺痛着他的心。他继续往下讲时，胆子已壮了些，“就是说我们找不到路了。刚一出村，我们就陷进了大雾，又是黑，又是冷，我们约莫走了一俄里光景，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本来这里有个大山包，有个很大的牧场，山谷一直通到我家所在的那个乡里，谷地上是条官道。我们就在官道上走，一直以为没走错路，哪晓得实际上是沿着一条车辙往左拐，也就是说往比比科夫沟壑走去了，倒霉的是，走着走着连这道车辙也不见了，我们只得在雪地里，冒着刺骨的寒风，胡乱瞎撞，走到哪里是哪里。这种事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太太，谁个没迷过路呢，大家都迷过路——可我还是要说，这一夜我遭受的苦难可够大的了！我，说真的，那个害怕呀，连魂都给吓掉了，就是说我们足足转了两三个小时的圈子，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人冻僵了，发呆了，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完蛋了，没救了，我当时害怕得好像手和脚都给烧着了一样——您也清楚，谁个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可是我当时怎么也没料到上帝会这样惩罚我！太太，不说您也清楚，我当时想，我肯定第一个死，像我这么年纪的人还有多少气呢，可我却发现，我还活着，还站得住，可他呢，我发现他已经坐在雪地上了……”

蛐蛐讲最后一句话时几乎是在剧叫，他瞥了一眼厨娘，厨娘在流泪。他眨了眨眼，眉毛和嘴唇都歪扭了，下巴也瑟瑟发抖，他急忙寻找烟荷包。瓦西里气呼呼地把自己的烟荷包递给他，他的手哆哆嗦嗦地卷了支烟，泪水滴进了烟草里，他重又讲了起来，但已经是用另一种口吻，一种从容不迫的坚定的口吻，提高嗓门说道：

“我亲爱的太太，我们过去的东家伊里英，对我们这号人，也就是说对家奴来说，整个省里没有比他更心狠手辣的。可他最后也落得个冻死的下场，是在县城附近找到他的尸体的——他躺在雪橇上，整个雪橇都叫雪盖满了，发现他时，他早已冻死很久。嘴里都结了冰，可他身边却趴着一条狗，狗还活着，只是在索索发抖，这是他的一条心爱的狗，狗身上披着浣熊皮大衣：他，这个凶神恶煞，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下来盖在狗身上，自己却活活冻死了，他的马车夫也冻死了，驾橇的三匹马也都冻死了，硬邦邦地横倒在车杆上……可跟我在一起的却不是狗，是我的亲儿子，是我共生死的朋友！是的，太太，就是这样！可我又能从身上脱下什么来呢？脱下外套？可这件外套都和我一样岁数了，况且他身上比我穿得要暖和多了……再说那晚上哪怕皮袄也顶不了事！那晚上哪怕你把衬衫都剥下来，盖到他身上——也救不了他，哪怕你扯破喉咙喊救命——也不会有人听到来救你的！他很快就比我吓得还厉害，正是因为他吓蒙了，我们才完蛋的。我们刚找不到车辙，他就急得什么似的。最初，他一个劲儿地叫救命，牙齿格格发抖，拼命地喘着粗气，冷风吹得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冰凉了，后来他就像发了疯似的乱跑。我喝住他说：‘站住！看在基督分上，站住，我们坐下来，好好琢磨琢磨！……’他一声不吭。我抓住他的袖子，尽着嗓门喊他……他一声不吭，就是一声不吭！可能他已经什么也听不懂了。也可能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手脚都失去了知觉，整个脸冻得麻木了，两片嘴唇就像压根儿没有似的，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下巴——人发呆了，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看不见！风卷着浓雾，呼呼地直往耳朵里灌，而他呢，一个劲儿地转过来绕过去地乱跑。我喊他，他一句也听不见。我跟着他跑，大口大口地吞着雾，雪一直陷到腰里……我直担心，别一个不留神，看不见他了……突然——唰地一下！我们一脚没站稳，人直往下摔，我们在雪堆里打着滚，雪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等我清醒过来，我发现我们爷儿俩坐在沟壑里。爷儿俩都直喘气，一句话也讲不出——就是一句话也讲不出。可是突然他开口了：‘爹，这是什么地方？是比比科夫沟壑？好吧，你坐着，坐着，让我们歇口气。我们爬上去后——就往回走。现在我全明白了。你别怕，别怕——我会领你走到的。’可是他的声音很怪，不像是说话，而像是在砍木头……这时我已经明白我们爷儿俩完蛋了。我们爬出沟壑后，结果又走蒙了……我们俩拽着两条腿在大雪里走了两个来小时，撞进了一座橡树林，一见橡树林，我们就知道我们离开奥格涅夫卡已经有十俄里，走到了荒无人烟的草原上——这时他突然坐了下来，说道：‘蛐蛐，永别了。’‘胡说，什么永别了？快清醒清醒，马克西姆！……’可是没用，他不听我的，仍然坐在那儿，一声不吭……”

“太太，我讲得太噜苏了吧？”蛐蛐突然又响亮地讲了起来，两条眉毛皱得都变了相。“这时我连害怕都不觉得了。我见他坐在那里，心里直想：啊，现在不是我死的时候！我吻着他的手，求他再坚持一会儿，别坐着，千万别打瞌睡，否则要死的，我们一块儿起来走吧，趴在我身上走！他连睬都不睬我，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不肯动弹！眼见儿子这样，我心像刀割一样，我也不想活了，可我不能死……不能……等到他断了气，再也动弹不了，身体变沉了，变凉了，我就把他，把这么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子汉背到我背上，用手托住他的腿，也不分辨东南西北就往前走去。我心想，不，你别淘气，我才不会把你撂下呢——你虽说死了，哪怕叫我背一百个晚上，我也要把你背离这儿。我踩着齐腰深的雪奔跑着，由于背了这么沉的一具尸体，我累得气都喘不过来，心里吓得直发毛，我的头发都竖了起来，这是因为他那个冰凉的脑袋瓜——他的便帽早在半路上掉了——在我肩膀上滑过来滑过去，老是碰着我的耳朵。我一边不停脚地跑，一边喊：‘不，你休想，我才不会撂下你呢，我现在不是死的时候！’我心里是这样打算的，太太，”蛐蛐说到这里，声音突然发哑，失声哭了起来，他举起手，看看袖子，只有靠近肩部那个地方还比较干净些，他就用那个地方擦着眼睛，“我心里是这么打算的……我怎么也要把他背到乡里去……不定他身上的冰能够融掉，我就拼命给他擦，给他按摩，让他的一口气回过来……”

过了好一会儿，蛐蛐已经平静下来，用他那双哭红了的眼睛，呆定地望着面前，太太和厨娘也已擦去了泪水，舒了一口气，瓦西里严肃地说：

“我不该要你讲得简单点。你讲得好极了。我没料到你还能讲得那么好听。”

“你这下说对了，”蛐蛐也严肃而又朴实地回答道，“老弟，这事我可以讲一个通宵，怕连一个通宵也讲不完呢。”

“他死的时候有多大年纪？”列麦尔问道，同时斜睨了妻子一眼，只见她哭过后正在强颜微笑，他不由得担心蛐蛐讲的故事别影响了她的胎气。

“二十五岁。”蛐蛐回答。

“您没有别的子女了？”太太怯生生地问。

“没了，没再生过……”

“可我却有七个，”瓦西里蹙紧眉头说，“一间草房才两步宽，可孩子却有一大堆。有孩子也不见得有多大乐趣，像我们这号人还是早死一天好一天。”

蛐蛐思忖了片刻。

“死活这种事由不得我们自己，”他更加朴实、更加严肃和更加忧郁地回答说，又重新拿起了锥子，“要是他没冻死，老弟，我没活到一百岁，死神本事再大也别想把我带走。”

东家夫妇俩彼此交换了下眼色，一边扣上扣子，一边打座位上站了起来，可并没有马上就走，还久久地站在那里听厨娘询问蛐蛐，他结果有没有把儿子背回乡里，这桩事是怎么了的。蛐蛐回答说，背到了，只是没背到乡里，而是背到了铁路上，脚在铁轨上绊了一下，他就跌倒在地上了。手和脚冻坏了。人晕了过去。第二天拂晓，刮起了暴风雪，草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分不出哪是天，哪是地，他苏醒了过来，坐在地上，看大雪怎样落到他死去的儿子身上，怎样塞满了他儿子两撇稀疏的小胡髭间的空隙和灰白的耳朵。一列从巴拉索夫开出的货车的车长把他和儿子抬到了车上。

“真是怪事，”厨娘等蛐蛐讲完后，说道，“我不明白，遇到了这么吓人的雾，你自个儿怎么没有冻死？”

“大婶，这就是说我命大。”蛐蛐一边心不在焉地回答说，一边在台子上的零星碎皮子中寻找着什么。

1911年11月30日于意大利卡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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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正教十二大节之一，为纪念传说中的幼年圣母进殿献身于上帝，定俄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守此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