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蒲宁文集·短篇小说卷(下)》(1 / 3)
儿子
马洛夫人生于洛桑[1]一个家声清白的家庭,自小受到严格的教养,后来恋爱结婚。1876年3月,一艘法国的旧邮船“奥维尔尼号”由马赛[2]启碇开往意大利,在这艘邮船的旅客中,有一对新婚夫妇。天,恬静而凉爽;海,好似无数泛着银光的镜子,渐渐消失在烟雾迷茫、春意盎然的远方;这对新婚夫妇几乎没有离开过甲板。大家都羡慕他们,都友好地微笑着欣赏他俩沉浸于幸福中的神态:他的这种幸福感从他神采飞扬的锐利的眼波里,从他迫切要求表示爱情的动作中,从他对周围的人的亲热友好的态度中流露无遗;而她的幸福感则表现为她对一切人,对一切事都感到喜悦,感到有兴趣。他俩便是马洛夫妇。
他年纪比她大;中等个儿,黝黑的脸,鬈曲的头发,瘦削的手,纯正、响亮的口音。而在她身上,却使人觉得杂有一种非拉丁语系的血统;她的身材似乎略略高了点;头发是乌黑的,但眼睛却呈灰蓝色。他们游览了那波利、巴勒莫[3],突尼斯,然后到阿尔及利亚的康司坦丁定居,因为马洛先生在这个城里谋得了一个相当显要的官职。从那个幸福的春天起,他俩在康司坦丁已经住了十四年。这十四年给予他们的是生活的富裕,家庭的和睦,和两个健康、漂亮的孩子。
十四年来,马洛夫妇的外貌已经大变。他的脸已黑得像阿拉伯人,两鬓也已染霜,人枯瘦得多了——许多人都误认为他是土生土长的阿尔及利亚人;至于她,也没有任何人能认出她就是当年“奥维尔尼号”邮船上的那位少妇:那时候,甚至在她的便鞋里也充满了青春的魅力;而今她的头发中已夹着银丝了,她的皮肤变得更细、更黄了,她的手失去了当年的丰腴。而且,在她对这双手的保养上,在她的发式上、内衣上、服饰上,已经处处流露出一种过分的洁癖。他俩各人过着自己的生活:他整天忙于公务,为人仍像先前一样,热情而又稳重;而她呢,则忙于服侍他,服侍孩子——那是两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大的都快出落成大姑娘了——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在康司坦丁没有比马洛夫人更好的主妇,更好的母亲,更可亲的会客室里的谈伴了。他们的住宅坐落在一个幽美而又洁净的街区。从二楼的客厅和餐室里——那里由于总是紧闭着百叶窗,光线终日朦朦胧胧——能够眺望到以风景优美闻名于世的康司坦丁的全景:因为这座沦为法国城市的古阿拉伯城堡是建在倾斜的山岩之上的。内室由于有绿荫遮蔽要阴凉些,窗户俯瞰着花园——被高墙团团围住的花园里,古老的桉树、无花果树和棕榈在终年的酷暑和猛烈的阳光下昏睡。这家的女主人所过的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凡是住在殖民地的欧洲人的妻子都是无可避免地要过这样的生活的。虽然每逢礼拜天她总是去教堂望弥撒,但是平常却绝少外出。她只同少数几个上等人家往来。她看看书,做做针黹,或者教育女儿。有时候,她把黑眼珠的玛丽抱在膝上,用一只手弹着钢琴,唱着古老的法兰西歌谣,而这时热风则从花园穿过洞开的窗户滚滚地涌进屋来。当火伞高张,无情地烤灼着康司坦丁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关上了百叶窗,这座城市好像成了死城:只有佛法僧鸟偶尔在花园里啼鸣几声,再就是号兵对着城外的山冈,怀着乡愁,忧郁地吹着号角。而在山冈上,影影绰绰地露出兵士雪白的头盔,大炮间或喑哑地发出轰隆一声巨响,震得地都抖动了。时间就这么单调乏味地日复一日地逝去,但是没有一个人认为马洛夫人会对这种单调的生活感到苦闷、厌倦。她的性格并不是多愁善感的,更不是神经质的。她的体质虽不能说强健,但也并没有弱不禁风到要马洛先生担忧的地步。只有一次,她把他吓坏了:有一天,在突尼斯城,一个阿拉伯魔术家略施催眠术就立刻使她沉沉入睡了。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唤醒。不过这还是在他俩从法国迁居到这儿来的途中发生的:从那以后,意志力这样迅速被摧垮的事,这种病态的敏感,她再也没有发生过。有一点,马洛先生是完全放心而且深信不疑的,那就是他妻子的心灵是宁静的,对他决不会隐瞒什么。但是就在这时,鬼使神差,一个叫作埃米尔·朱-比耶的人来到了康司坦丁。
埃米尔·朱-比耶是马洛夫人多年的好友博内夫人的儿子,年仅十九岁。博内夫人是个寡妇,埃米尔是她同第一个丈夫生的,在巴黎长大,目前虽在攻读法律,但是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些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的诗,他自称属于“探索者”诗派,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诗派。除埃米尔外,博内夫人还有个女儿叫艾丽莎。1889年5月,艾丽莎正开开心心准备结婚,忽然暴病而死。埃米尔过去从未来过康司坦丁,但为了给妹妹送葬,不远千里赶了来。不言而喻,一个已经在试戴新娘面纱的姑娘突然夭折,马洛夫人是多么伤心和同情;人人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彼此刚刚相识,也很容易就会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关系。再说,在马洛夫人心目中,埃米尔的确只是一个孩子而已。艾丽莎下葬后没几天,博内夫人就回法国去探亲了。留下埃米尔一人在康司坦丁,住在他已故的继父在郊区的一幢叫作哈希姆的别墅里。他几乎每天都去马洛家做客。不论他穿着、装扮得多么老气横秋,但一望而知还是个乳臭未干、胸无城府、迫切需要有人和他做伴的人,哪怕暂时做做伴也好。“这不是有点怪吗,”有人说,“马洛夫人变得不认得了!她变得多俊俏呀!”
但是,这些风言风语一度无非是捕风捉影而已。最初,只不过是她的生活稍稍变得愉快了些,她的两个女儿变得调皮了些,爱撒娇了些,这是因为埃米尔往往会暂时忘却他的悲伤,忘却那种他认为把他毒化了的“世纪末”的毒汁,一连好几个小时同玛丽和鲁依莎玩耍嬉闹,像是她们的同辈人似的。的确,他毕竟是个巴黎人,并且还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巴黎人:他已跻身于巴黎作家的圈子之中,而这个圈子凡夫俗子是休想进入的;他常常以一种梦游病患者的表情,朗诵一些古里古怪,但是却铿锵有力的诗句;也许,的确是由于他的缘故,马洛夫人的步态才变得比以前轻盈、敏捷,她的服饰才比以前稍稍漂亮些,她的语调才变得比以前温柔、俏皮;也许,她内心的确激起了一点点纯属女性的喜悦,因为有这么个人可以让她支使支使,可以让她半开玩笑地教训几句,而且由于年龄的差别,她这种熟不拘礼的态度自然是允许的,何况这个人对于她一家是那么忠诚。不过,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家庭里,他所倾慕的——这不消说很快就泄露出来了——是她。但纵然如此,这也仍然是十分平常的事!而最最主要的是,她对于他的感情往往只不过是怜悯而已。
他认为自己是个天生的诗人,因此竭力在外表上打扮得像个诗人;他留着向后披垂的长发;衣着像艺术家一样不修边幅;他的褐色的头发很美,正像他穿的黑色的衣服一样,跟他苍白的面容是匹配的;不过他实在苍白得过于厉害了,非但一点血色也没有,而且还泛出微微的黄色;他的双眼经常闪出异光,配上他憔悴的脸,看上去好像热病患者的眼睛;他的胸膛是干瘪的,他的腿是细的,他的手是瘦骨嶙峋的,因此,每当他活泼得过了头,顺着街道或者花园跑起来的时候,叫人看着总有点不舒服;他跑的时候,身子总是向前倾斜,好像是在溜冰,这样他就可以掩盖自己的缺陷——他的一条腿比另一条长。在交际场中,他竭力装得莫测高深,不拘小节;有时文雅而又矜持,有时则目空一切,心不在焉,狂放不羁;但他往往不能把他的角色扮演到底,演着演着就忘掉了,开始以一种天真的坦率,迫不及待地讲出心里话。因此不消说得,要他长久地掩饰他的感情,装得不相信世上有什么爱情和幸福是办不到的:不久全家都看出他已堕入情网。他的来访使这家人家的男主人厌烦了;他开始每天从别墅里带来一束束奇花异卉,从早一直坐到晚,朗诵的诗越来越难以理解——孩子们不止一次听到他在诗里恳求某个人同他一起去死;而一到夜间,他就到土著们寻欢作乐的花街柳巷去消磨时光,在那些地方,裹在肮脏的斗篷里的阿拉伯人垂涎三尺地看着“肚皮舞”,喝着烈性的甜酒……一言以蔽之,一个月还不到,他的爱情就变成天晓得什么样子了。
他已不能控制住自己的神经。有一回,他整整一天坐在那儿默不作声,后来,终于站了起来,鞠了一躬,拿着他的帽子,走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他从街上被人们送了回来,样子可怕极了:一面歇斯底里地颤抖,一面发疯似的号哭,吓坏了孩子们和女仆。但是马洛夫人对于他这次歇斯底里发作,似乎并不认为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她亲自动手给他松开领带,使他恢复了知觉,而当他毫不拘束地当着她丈夫的面捉住她的手亲吻,并连连发誓说,他无私地忠诚于她的时候,她只是微微地笑了笑。然而这一切无论如何应当结束了。埃米尔在这次发作后,有好几天没上门,可把孩子们想坏了,后来,他终于又来了,情绪已经平复;马洛夫人便和颜悦色地开导他,把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讲的话,都跟他讲了。
“我的朋友,您要知道,对于我来说,您像是我的儿子,”她对他说,第一次用了“儿子”这个词儿,实际上,她也确乎感到对他有一股爱意,“所以,您不要使我处于被人耻笑的痛苦境地。”
“但是我向您发誓,您是误会了!”他怀着真诚的热情大声申辩道,“我只是对您一片忠心罢了;我只是想见到您,其他一无所求!”
他忽然跪了下来——那时他俩是在花园里,周遭岑寂、炎热、暮霭沉沉——他冲动地抱住了她的大腿,情欲使他几乎昏厥过去……她凝视着他的头发和苍白的瘦瘦的颈项,既痛心又喜悦,默默想道:
“啊——是的,是的,我本可以有个同他差不多大的儿子!”
然而自这晚上起,直到他动身回法国之前,他仅仅只有一次重又无法克制自己。那是在礼拜天刚吃罢午餐之后,有好些客人在场,他也不顾这会引起所有人的注意,竟向她说道:
“我恳求您赐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她站起来跟着他走进空落落的、半明不暗的客厅。他走到窗前,夕晖透过百叶窗,形成一条条细长的光柱,射入屋内,他直视着她的脸,说道:
“不,我爱你!”
她转身就走。他惊慌地急忙补了一句:
“请饶恕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的确,自从这次以后她再也没有听到他做这样的表白。“她的羞怯使我魂飞魄散,”那天晚上,他用他的优美的夸张的笔法在日记中写道,“我发誓决不再惊扰她的宁静:何苦呢,就像现在这样,不已经是够美满的了吗?”他仍然天天进城去,只是夜里才回到哈希姆别墅歇息;他的行为虽然花样百出,但就一定程度而言,并未有失体统。有时候,他同过去一样,不看看时间场合,就淘气起来,天真地同孩子们一起在花园里撒野,乱跑;不过更多的时间,他却坐在她身旁,“尽情地陶醉于给她做伴”,念小说给她听,而且“深感幸福,因为她听得津津有味”。他在日记中提到那些天时写道:“孩子们并不妨碍我们,她们的声音、嬉笑、喧嚷以及她们的存在本身,都是促进我俩感情交融的无数纤细的导体;正是由于孩子们,我们俩的这种感情更令人心旌动摇;我俩所谈的都是极其平常的事,但是从中却可听出另外一种东西——那就是我俩的幸福;是的,是的;她是感到幸福的!她喜欢听我朗诵;每到晚间,我们俩就站到凉台上,眺望着横在我们脚下披着青青月光的康司坦丁的景色……”最后,在8月里,马洛夫人力劝他离开康司坦丁,回国去求学。在归国途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走了!走了,被离别的那种辛酸的甜蜜所毒化!她馈赠给我一条天鹅绒绦带作为纪念,那是她出嫁前束在颈项上的。在告别时,她替我祝福,当她对我讲‘别了,我亲爱的儿子’时,我在她眼中看到了泪光。”
他说马洛夫人也感到幸福,是否真的如此,不得而知。但是他的离去使她十分痛苦,却是毫无疑义的。过去,她在去教堂的路上遇见了熟人,他们往往会跟她开玩笑说:“马洛夫人,您还有什么要祈祷的呢?您清白无罪而且那么幸福!”可她却不止一次带着忧愁的笑容回答:“我要去向上帝诉苦,为什么他不给我一个儿子……”而现在,她更是无时无刻不向往能有一个儿子,向往那种有儿子的幸福,她认为只消有个儿子,那么他存在于世上这件事本身就一定能给予她这种幸福。
“现在我恍然大悟了!”有一次她对丈夫说,“现在我深知,每个做母亲的都必须有个儿子,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儿子的话,就必然是不幸的。啊,女人能怎样温存而热烈地爱儿子呀!”
这年秋天她对丈夫可说是情意绵绵,体贴备至。有次,当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她突然含羞地向他说:
“赫克托,听我说……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不好意思问你这种事了。不过,我还是要问……你可曾回想起过1876年的3月吗?唉,要是我们有个儿子多好啊!”
“她这些话使我感到不安,”马洛先生事后回忆说,“更加使我不安的是,她开始一天天瘦下去,瘦得都形销骨立了。她身子越来越弱,性情越来越随和,终日默不作声。她越来越杜门谢客,非万不得已,绝足不进城去……我当时确信,有种可怕而且不可理解的病,侵入了她的灵魂和肉体!”保姆补充说,这年秋天马洛夫人出门时,总是戴着厚厚的雪白的面纱,而以前她是从来不戴面纱的,一回到家里,她立刻坐到镜子面前掀起面纱,专心致志地端详自己疲惫的面容。至于在此期间,她魂牵梦萦的是什么,已无须解释了。那么她是不是想同埃米尔见面呢?马洛先生把两份电报呈交给法庭,这两份电报是回埃米尔给她的信的。一份发于11月10日:“您要使我发疯了。请您冷静下来。立即将近况告我。”一份发于12月23日:“不,不,千万别来,我恳求您。请您如对待母亲般的想我,爱我吧。”然而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正是从9月到来年正月,马洛夫人终日神不守舍,病态可掬。
那年秋天,康司坦丁寒冷而多雨。后来,使万物复苏的春天,就如往年在阿尔及利亚一样,于骤然之间来到了,连马洛夫人也苏醒了,感到一种昏昏然的醉意,大凡青春已逝的人到了花卉怒放的春天往往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她又开始出门,同她的孩子们乘车去了很多地方,还常常到人去楼空的哈希姆别墅的花园里小游;她还打算去阿尔及尔[4]旅行,带她的两个孩子去布利达[5]观光。在布利达附近的山里,有个丛林密布的山谷,是猴子出没的所在……日子就这样太太平平地过到1890年的1月17日。1月17日,她在一股异乎寻常的柔情的冲击下醒了过来,她觉得这股柔情已激动了她整整一夜。她丈夫出差去了,宽敞的卧室里只睡着她一个人,卧室由于关上了百叶窗,又拉上了窗幔,几乎还是黑洞洞的。不过借着窗幔透出的幽幽白光,仍然可以判定天已经亮了。她的判断是正确的,床头柜上的小钟正指着六点。她愉快地感觉到了从花园里渗透进来的清晨的凉意,便裹紧薄薄的被子,翻过身去面对着墙……“我的心情为什么这么好?”她想着想着,又打起盹来。她模模糊糊地梦见了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美丽的景色,梦见了那个遥远的春天的景物,在那个春天里,她乘着一艘邮船漂洋过海,她那间客舱的窗户面对着甲板和寒冷的银色的海洋;客舱大红的丝窗帘由于用了很久已经发脆和褪色,客舱高高的铜门槛闪闪地发着光,由于常年的擦洗已经磨损……然后她又梦见了茫无涯际的海湾、浅滩、低地、一座全白的巨大的阿拉伯城市,城市的屋顶都是平的,而城外是岚气氤氲的、重重叠叠的青山。这就是突尼斯城,她平生只去过那里一次,是在她游览那波利和巴勒摩的同一个春天里去的……就在这时,一股寒气像波浪一般席卷了她全身——她打了个寒噤,睁开了眼。已经九点钟了;她听到了孩子们的声音和保姆的声音。她下了床,披上晨袍,走到凉台上,由那儿下楼到了花园里,在一张摇椅上坐了下来。摇椅搁在圆桌旁的沙地上,圆桌旁那棵盛开的合欢树,用它金碧辉煌的华盖为圆桌遮阴,在阳光的烤灼下,合欢树益发馥郁了。女仆给她端来了咖啡。她重又想起突尼斯来,忆起了她在那里所遇到的那件怪事,忆起了她当初在那个苍白得发青的城市里所体味到的濒临死亡时的感觉;这事发生在一个温暖的傍晚,玫瑰色的晚霞染红了天空,她半躺在旅馆屋顶上的摇椅里,望着一个催眠士兼魔术家的阿拉伯人的隐约可见的黑黑的面孔,那人蹲在她面前,一面用仅能听见的单调的声音念念有词,一面慢慢地晃动着他那双枯瘦的手,催她入眠,渐渐地她觉得自己仿佛已处于弥留状态,一种甜滋滋的恐惧感和丧失了意志力的陶然欲醉的感觉袭上了她心头。正当她一面这样回想着,一面睁大眼睛凝视着咖啡杯里茶匙上的亮晶晶的银色火花时,她忽然失去了意识。当她重又突然惊醒过来的时候——埃米尔正在俯视着她。
在这次出乎意料的重逢后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是埃米尔本人讲的,是在审问他时招供出来的。“是的,我这回来到康司坦丁,就像是从天而降!”他招供说,“我之所以来,是因为我知道即使上帝本人也阻挡不了我。1月17日清晨,我预先也没通知一声,就直接从车站来到了马洛先生家。我眼睛在花园里见到的情形,使我惊呆了;但是我刚向她跨近一步,她就苏醒了过来。她看来也惊愕万分,我的意外到来和她自己刚才竟会昏厥过去,都使她吃惊。但是她连一声也未惊呼。她就像一个刚刚睡醒的人那样,瞥了我一眼,就一面理着头发,一面从摇椅上站了起来。
“‘这是我早就预感到的,’她说道,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您不听我的话!’
“说罢,就用两只手捧住我的头,在我额上吻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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