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中部13谢兰人生中的一天，其二（1 / 1）

谢兰穿好衣服，准备离开客房。她发现房门上用胶布贴着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

如果敢报警我们就把你那些见不得人的生意捅出去

请你吃顿饭↓

箭头下面是一张十元钞。

谢兰撕掉纸条和十元钞，塞进上衣口袋，急匆匆走向走廊尽头。旅馆只有三层，无电梯。下楼梯时，她突然感到呕吐的冲动，紧握栏杆稳住身体，但一团滑腻的恶臭还是从胃部涌上口腔。她吐在楼梯转角处，嘴里有一种和普通宿醉后呕吐不太一样的强烈苦味，喉咙隐隐灼痛。她想，她们一定在酒里放了什么东西。

清晨五点半，街道上几乎仍是一片漆黑。前台无人值班。谢兰左右张望，又在紧张情绪的控制下，斜过身子朝前台后面看，好像下面可能蹲着人似的。然后她喊，有人吗，有人吗。不远处，谢兰之前未曾注意的一道木门突然打开了，一个揉着眼睛，一脸不耐烦的姑娘晃晃悠悠走出来。客源贫瘠的小镇旅馆，负责接待的员工不会24小时规律轮班，时常藏起来打盹。谢兰一边抵抗着酒药混合的后劲，一边艰难地从纷乱头绪中理出一个相对清晰的思路，说自己应该是被打劫了。

前台员工看起来不到二十岁，手足无措，缺乏处理这种场面的经验，一开始老说，过一会经理就来上班了，你等他到了再说可以吗。谢兰不得不发火，警告她，如果不配合，等民警来了，就会觉得你是共犯。员工只好给她看了监控录像。午夜零点过四十，和谢兰唱歌的两个姑娘，以及一个带墨镜的陌生年轻男人，搀扶着似乎醉得不省人事的她，走进大堂。在录像里，谢兰的脖子仿佛变成了毫无承重能力的丝线，头一直重重地朝后仰，依靠一男一女交叠的胳膊支撑着。他们使用谢兰的身份证开了六小时钟点房，付过了房费，以他们只是安置醉酒的朋友，自己并不过夜为理由，避免了透露身份。从前台的角度来说，事实的确如此，因为那三人在半个小时之内就离店了。

看完监控之后，前台忐忑不安地问，姐你要报警吗，能不能等到八点，到时候经理就来上班了。谢兰瘫坐在大堂的沙发上，双手交叉抱于胸前，在忙活刚才一通之后，大脑似乎一片空白，除了一种淡淡的碰上倒霉事的懊悔，竟无其他感情。员工见她脸色难看，坐在大堂怪吓人的，对她说，姐，用你名字订的钟点房还没到点呢，你还可以回房去休息一下。谢兰第一反应是觉得这个建议有些可笑，但还是去了。因为出来的时候急急忙忙没有拔房卡，员工又给了她一张。

谢兰上楼梯，从正在清理她呕吐物的老年清洁工身边走过。她回到房间，又到卫生间呕了一下，但没吐出东西，漱口洗脸，躺到床上，睡着了。再次醒来已是十一点半，超过了钟点房时限，没有人来催她退房。她终于彻底清醒了，思维变得活跃异常，许多令她惊恐的意象，如同一大群穿着古怪戏服，手执各色武器的精怪，吵吵嚷嚷地撕裂她意识底层那一道空茫的纯白幕布，倾泻式地入侵她的大脑沟回，放肆开展它们群魔乱舞的破坏仪式。

在这些意象中，最令谢兰颤抖的，是梁奇的脸。他对她说过，如果招惹上警察，把火引到我们身上来，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她心里明白，如果她犯的错，严重到需要梁奇使用称得上“生不如死”的手段，那邱正是绝不会帮她的。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没人和她站在一边。

足浴城下午两点开始营业。上下班的时候，员工不走正门，而是从夜宵街对面的后门出入。十二点刚过，谢兰回到夜宵街口，守候着。一点钟左右，员工陆续涌入。谢兰从人群中分辨出了那两个女工，她连忙赶上去，叫其中一人的名字，——现在她意识到，她们透露的很可能不是真名。

两个姑娘停下了。较年轻那一个，把左手搁在眉弓上遮阳，浅笑着对谢兰说：

“姐，你酒醒了？”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姑娘的声音展现出忸怩作态的轻盈：

“啊，你丢东西了？”

她的这种情态，在前两夜的交谈中，已经展现在谢兰眼前；之前谢兰对此并不介意，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她觉得这只是年轻姑娘试图展现魅力，难免显得招摇。现在，她感受到的是轻佻的恶意。

“别装蒜了。你们给我下药，还带了一个男的来打劫。我的包，还有里面所有东西……除了身份证，你们全拿走了！”

“胡说什么呢。我们看你醉得七晕八素的，怕你出事，把你送到酒店，算有情有义了。你要是丢了东西，可能是我们唱歌的时候落在包厢里了，你去那找啊，怎么赖在我们身上了。”

“别理她，”她的同伴似乎有些心虚，无意和谢兰周旋，“我们赶紧去打卡吧。”

“昨天我们还聊得挺好的，不知道这姐发什么羊癫疯。”

她们转身离开。谢兰突然怒火中烧，冲上去，毫不留情地揪住年轻姑娘的头发，使劲拉扯，同时咒骂着让她们还东西。另一人对谢兰又踢又打又抓，但没法让她松手。被揪头发的姑娘尖叫，脚下一滑，背部着地，双腿朝着天空乱揣，有两脚踢中了谢兰的胃部。谢兰眼前一黑，松开手，捂住腹腔。一名足浴城保安发现了这一幕，冲过来挥动手臂把双方分开。那姑娘站起来，脸色土灰，眼中噙泪，对谢兰大叫大嚷，臭婊子，这么有胆量，你要么打死我要么去报警。

谢兰像没看见保安一样，想再次冲上前去；保安推了她一把，逼她后退。围观者逐渐聚集，以或好奇、或厌恶的眼神看着她。谢兰头皮发麻，仿佛有沾满下水道污秽的脏手一把捏住了她的脑干，一种深刻的恶心通过脊椎传遍全身。保安指着足浴城后门，对两个姑娘以及围观员工说，不要惹事了，去上班，这里我来处理，并且驱赶他们。等他回过身，谢兰已转身离开，走出十来步了。保安没有追赶。

谢兰不是一个轻易发火的人。或者说，在此前的人生中，作为一个对欺侮并不陌生的女人，她缺乏把怒火呈现出来的基本条件，——忍耐和回避往往是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当众发怒是一种特权，属于有底气或者有途径维护自我尊严的人。谢兰在这一趟并不光彩的旅程中积攒的一点点底气，因为刚才的发泄而消耗殆尽，怒火已成灰烬。

走了一会，谢兰发现自己迷了路，来到一条没见过的小巷。她乏了，在一家小吃店外摆的条凳上坐下。店老板走出来，问她要吃什么。她本打算站起来走掉，但想到身上还有从客房门上揭下来的十元钱，不用白不用，就买了一根烤肠和一碗小米粥充饥。

吃了东西，身上疼痛减轻，恢复了一些力气，多年以来夹缝中求生的经验开始发挥作用。

谢兰想，到足浴城闹事是没用的，而且暂时不能放弃报警这条路。对方若对警方举报，说她做代孕生意，可以说是空口无凭，因为她没有给她们留下任何实物证据。

她被抢走的手机里，有一些和诊所相关的危险信息。如果警方帮她找到回手机，的确有泄漏的风险，但她觉得这么一个老山区乡镇里头的民警，未必会有那么强烈的职业责任心，非要详细检查一个抢劫受害者的私人物品。<

如果实在不能报警，那她就只能联系梁奇，或者逃回诊所。不管怎么选择，她需要钱。现在身上只剩一块五和一张身份证了。

冷静下来之后，思路也宽了些。在被抢劫之前，谢兰入住的是另一家旅馆。如果现在去提前退房，还能退两天房费和一天的押金，算下来足够买回程火车票了。

她竟松了一口气。

二十分钟后，谢兰回到旅馆前方的小路上，看见一个姑娘坐在门前台阶上。她本不在意，对方突然抬头，发辫上的蓝色丝带也扬了起来。

谢兰僵住了，不由得后退一步。

蓝丝带姑娘步下台阶，以一种严苛的眼神看着她，说道：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你和她们是一伙的？她们让你跟着我？”

“不是。我看见你们打架，也听见你说，被她们带着一个男的打劫了。你丢了多少东西？”

谢兰不语。

“我警告过你，她们没那么好骗。”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可以帮你把东西要回来。”

谢兰冷笑：

“就算你和她们不是同伙，那也是和她们并排坐着帮人洗脚的。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这张嘴？”

“我不会免费帮你。我有条件。”

“……什么条件？”

“我可以去做代孕。但是你们要给我预支一笔钱。”

她直率地提出利益交换倡议，让谢兰不由得想：也许她确实不是她们的同伙。

谢兰问：

“你叫什么？”

“何岸。何时的何，岸边的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