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1 / 1）

1937年8月22日，在南京开完国防会议的周恩来和朱德带来了红军改编的消息。同日，几万红军官兵摘下了头上的红星，换了八角帽，改国民军军服，头戴青天白日徽章，进入了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

毛泽东笑了。

现在，八路军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了。胡宗南虽然还在不远的地方玩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游戏，但是八路军现在可以领着国民党的军饷发展了。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当时的毛泽东面临的困难有多大。

1936年，陕北商户168家，土地843万亩，五万头牛，4万头驴，山羊40万头，人口一万五十万。南北长度五百公里，东西长度四百公里。

乍一听这个数字，觉得日子应该还不错。且听我细细道来：

商户168家，可是法币五千块左右资本总值的就占了161家。也就是说，算上卖洋火、香烟、肥皂、食盐的小商铺，也就这161家。想想北京现在的24小时便利店，应该可以想到这时候陕北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样子。

八百多万亩耕地看似很广阔，可是我们不能忽视了陕北的千沟万壑。那时候袁隆平的超级水稻、杂交水稻还没研制出来。陕北耕地的亩产平均值为1.3斗，折合40斤。子长县玉家湾村人均口粮179斤，而且这179斤还包括了山药蛋、土豆、玉米等等可以吃的，淀粉含量还算高的主粮。几万头牲口需要下地干活，平均一天要吃粗粮6斤，一百五十万陕北人民养活自己都是万分困难的，现在如果把这里当成革命的大本营，如果不进行休养生息、发展商业和工业、手工业，改善农业，是万万不可能的。

可是，这一切困难都难不住毛泽东。

1937年8月，陕北特别行政区通过一个有中共背景的光华商店发行了代笔券，作为大面额法币的辅币使用，边区百姓把这种货币叫做光华票。从此开始，中国共产党可以用印刷纸币来维持边区经济，恢复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金融独立了。一个政权，哪怕是地方政权，如果没有了金融独立，那么总有一天，毛泽东还是要向蒋委员长低头。

货币不是说印刷就印刷的，必须要有足够的金融准备金，依靠这些准备金，才能让政府发行的货币充满信誉。否则你政府官员去买东西，手里拿着自己印的废纸就要顶老百姓的两挂蒜，卖蒜的老农民也不会上你的当的。他也明白，他是不可能以政府的名义拿着这几张纸去买隔壁的姜的，拒收不行，我不卖总可以吧。于是有可能工商业罢市，农民拒交公粮，金融市场带动民生问题，那共产党人的问题可就大了。共产党人没有黄金、没有美元，一切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蒋委员长对边区还是进行着金融、军火管制，封锁工业品，在国共合作的同时，以国防军八分之一的兵力监视着陕北根据地。共产党的大管家薄一波和陈云针锋相对，你不是封锁我的金融吗？好，那我就以工业品作为准备金！

这个政策的意思是这样的，光华商店进了一批火柴、食盐、铁锹、锄头等等简单的工业品，边区政府以发行票据的形式防止囤积居奇，以高额的工业品价格保证货币推广和使用，建立货币使用的信誉和流通。几年时间，这种办法推广开来，光华票这种法币的过渡性辅币后来干脆取消，几个解放区一起发行了边区票作为主流货币。

商业发展起来，农业大生产，边区吸引了国内各个地区的进步青年，这里成为了耶路撒冷一样的圣地，充满了朝气，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勇敢。

后来，苏联作家写了一本《延安日记》，污蔑当时的边区政府一直在陕北种植鸦片，以获得走私利润，这和当时的中苏两国关系有直接关系，但是却没有任何证据。至少，在胡宗南的检查记录，在当时以公正著称的大公报的报道里，没有任何线索。

延安，成了中国的希望之地，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