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1 / 1）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给项英、陈毅等人发出了一个指示，在《毛泽东选集》里，这个指示叫《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毛泽东说：（一）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二）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因此，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实行这样的针锋相对的政策，我们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的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例如，张云逸对李品仙，李先念对李宗仁，均是下级向上级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否则都是不可能的。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三）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是彼方的战略侦察行动，还不是立即大举“剿共”的行动；是彼方准备投降的步骤，还不是马上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

（四）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五）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全国的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敌后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决定，你们应该坚决执行。

（六）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东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至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的和周密的审查，决不容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了的干部，应转移地区荫蔽起来，或调至军队中工作。在日本占领地区（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如上海、南京、芜湖、无锡等地）的方针，和在国民党区域者基本相同。

（七）以上策略指示，经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请东南局和军分会诸同志讨论，传达于全党全军的全体干部，并坚决执行之。

（八）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并于接电后一个月内讨论和传达完毕。对于全党全军的工作布置，则由项英同志按照中央方针统筹办理，以其结果报告中央。

这是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字里行间表达出的对项英的极大不满。问题在哪呢？他认为项英总是拘泥于和国民党方面的合作框架。可是，如果你是项英，你会怎么想呢？国难当头，国民党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这时候，就更不能给蒋介石以口实，更是要在团结的旗帜下抗日。项英是一个在江南打过三年游击的老党员，他无论如何不能被称作右倾，相反，他左倾得很理性。

毛泽东这时候在和蒋委员长博弈。毛泽东的逻辑认为，你已然这么惨了，那我就在江浙两省发展发展。有能耐你就发动内战打起来，我肯定不怕，你现在日本人和汪精卫那边给的压力很大我知道，所以你得忍着我点。

齐天大圣孙悟空认为，天庭不会派人来的。

可是作为指挥员，项英是十分谨慎的。陈毅率领新四军一部东进，随即到达镇江、南通一带，建立政权，陈毅同中央军韩德勤部开始了局部摩擦。华东局势顿时紧张。所以，项英才放弃刺激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人，选择一种温和的态度。陈毅元帅一直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对毛主席的指示，他从来都是听的。可是毛泽东这一次赌的是在日美矛盾日益扩大的1940年，蒋委员长没有勇气打内战，所以，他便要求新四军各部在江北淮南迅速扩张。

这一点，时隔几十年我们看来，也是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毛泽东和项英，就好比两个学生做一套题，毛泽东的答案算错了，但是涂卡的时候不小心涂对了；项英的答案算对了，可是涂卡的时候不小心涂错了。

蒋委员长真的不想在1940年打内战，这时候他疲惫不堪，已经禁不起任何风浪。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项英的回电也很有情绪：一、中央指示及总政指示内，观其形式与精神实质，显然是我之领导已有路线错误和不执行中央方针，虽然上面未经公开正式指出，其内容与决定的严肃性，表现显然如此。我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无法领导。为党的利益，应公开宣布撤职，以便更能团结全军，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二、中央指示一半系告同志书性质，而且注明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已说明其性质之郑重性，非普通指示与普通文件可比，为尊重与服从，应改变领导。三、中央指示并未明显指出根据何种事实，但指示全部精神，系带有对错误的批评与指示形式，实非一半对工作指示，而是整个路线与策略问题。照此指示，我领导有严重错误，不可再忝负责。

用心理学的角度分析，项英在一个撤职的问题上，连续说了三点请求中央撤职。而且第一点说自己猜中央的意思是很严肃的，那我不能再继续领导了，你们撤了我吧。第二点说我尊重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服从安排。第三点说，我犯错误了，不可再忝负责。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感情逻辑，项英在回复毛泽东的那封电报时，感情的波澜是起伏不定的。在正常情况下，一个逻辑清晰的人回应这个电报的逻辑应该是：一、我犯错误了，不能再当领导。二，尊重中央决定。三、为维护团结，请中央撤职办理。项英把这三个点的先后顺序弄混了，这样这封电报所表达出来的意思就很复杂了，解读这封电报的人就会理解成：一、这封电报已经让我无法领导，你还是撤了我吧。二、不是政治局都开会通过的吗，那就按你说的办。三、我既然犯错了，那我也不应该干下去了。

不难看出，项英是有很大的委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