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1 / 1）

冈村宁次收拾行囊离开武汉的时候，他听到了枣宜会战的消息。这一刻，他有些黯然神伤。他一直关注着他的德国同行，那里的战斗顺风顺水，为什么日本就不能协同作战呢？希特勒和他的战争机器可以拧成一股绳，为什么自己就总是这么不如意呢？古德里安在法国突袭色当防线得手，一路逼着英法军队杀到了英吉利海峡，希特勒觉得这么干太冒险了，侧翼完全暴露，勒令部下缓着点，可是德国陆军将领们是可以据理力争的。古德里安在他的《坦克，进攻》里，一直强调速度和集中优势兵力的强势突击，整本书里只用了五个“撤退”，其中两个还是“敌人撤退”。却用了十六个“迂回”和十五个“包围”来解释他的战术思想。

冈村宁次羡慕不已。

枣宜会战，看似更像一个战略性的进攻，而实际上，在冈村宁次及其后继者的运作之下，更是一个解决武汉以西国军力量威胁的战役性质的进攻。不得不说，如果把这次攻势当成战略进攻的话，那显然是失败的。但是如果把这次进攻当成一次战术意义上的解除威胁的战役进攻，冈村宁次的确达到了目标。

冈村宁次和土肥原贤二都想解决中国问题，可是两个人的思路不一样。土肥原贤二是个可以轻易蔑视中国人国家认同感的日本军人。他认为，无论是阎锡山还是龙云，都可以用利益来瓦解分化，最后孤立蒋委员长。让汪精卫来挑个头，剩下的几个地方大员，就可以在时局变动之时改变立场了。

冈村宁次不这么想，冈村宁次一直坚持着消灭掉所有黄埔系的嫡系武装，用一切手段消耗蒋委员长手上的王牌力量，消磨其抗日的意志以及制衡的砝码。在此基础上，坚决反对汪精卫这样的二手手机贩子出现。不是要把侵略的土地洗白吗？方法有很多，不非得低价卖给汪精卫，威逼利用，逼着失主说自己的手机还没到五百块钱市值还不能立案多直接。而且效果也非常好，杜绝了后续的一系列麻烦。相比之下，土肥原贤二这种把中国在形式上瓜分的办法不切实际，汪精卫的伪政府存在一天，那么日本在华的驻军就要呆一天，该死人照样死人，没什么能改变的。在炮楼墙壁上写上大东亚共荣，游击队就不朝你开枪了？这种办法是不能从根本上带来和平的。

冈村宁次没有机会去申辩自己的想法，他还是走了。

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国内的狂热派又热闹起来了。第一，要求英国人老实点，别动不动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开放港口给蒋委员长运送弹药，小心你的香港我顺手给夺了。第二、法国人你也老实点，你个亡国的列强，落地的凤凰不如鸡，现如今让你占着越南是因为你们国家的贝当刚和老大哥希特勒在那节著名的停战车厢上签合约，你还在这装傻充愣倒卖物资？马上我就给你占了，哄你回欧洲养老去吧。第三，英国人，你赶紧把滇缅公路给我关了，乖乖的听话。

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

他出任英国首相的第一个关于中国的重要决定，就是在7月18日和日本签订《日英关于关闭滇缅公路的协定》，关闭滇缅公路。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会议上说：假以时间，消除紧张空气。根据互惠及平等原则，与中国政府谈判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及修好条约，使中国确保其地位，维持其完整；希望日本国家繁荣，使每一日本国民所愿望之社会福利及经济稳定，均能获得保证。此项目的不能用战争或战争的威胁以求达到，而应以和平及和解步骤求其成功。

丘吉尔不想在远东树立一个新敌人，刚刚从欧洲缓过神的英国陆军已经损失惨重，几乎连守住英伦三岛都是危机重重了。

可是，前面已经说了，因为蒋委员长和斯大林的问题，苏联人的援助已经越来越少，新疆问题摆上日程，进而影响到了中苏关系。这时候，滇缅公路就是中国人唯一的生命线。

滇缅公路一共关了三个月，三个月后，也就是1940年的十月份，已经有充分的信息证明，在不列颠之战中损失惨重的德国空军让希特勒失去了征服英国的决心。部队逐渐东移，他的下一个目标，肯定是苏联了。美国人的《中立法案》似乎也因为罗斯福对海军参谋长的任命看出松了口。一个隐约出现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显露雏形，这样，英国人才重新开放了滇缅公路这个生命线。

也因为这个事，后来宋美龄出访欧美，当时的英国首相艾登邀请宋美龄访问英国，宋美龄在外交场合断然拒绝了面见丘吉尔的邀请。这里的原因就太复杂了，先不说九一八事变时候的国联，再不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缅甸战场上的忘恩负义，还不说败退印度之后的恶意刁难，就仅仅是这最困难的三个月，就够宋美龄恨他一辈子的了。

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跟丘吉尔建议别太不把中国当盘菜：如果人口众多的中国走上日本近一个世纪来所走的道路，并拥有现代化武器，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丘吉尔回答说：我出任英国首相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葬礼的。

在丘吉尔的心里，英国在印度和缅甸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容许中国有一丝的觊觎，更不可能为了中国将之牺牲。当时的缅甸独立军领袖昂山正和日本人打的火热，印度的圣雄甘地天天领着一大帮信徒织布晒海盐跟英国殖民当局对着干，这一切，都够丘吉尔喝一壶的了。

为了这让人揪心的三个月，蒋委员长几乎疯狂。这是在中国的大动脉上开刀放血。如果寻找他在几个月之后发动皖南事变的深层诱因的话，那么这三个月的物质紧缺，英国盟友在中国最痛苦的时候的所作所为，让蒋委员长不得不选择一种方式，给自己留好后路。你看，英国人不也在日本人面前给自己留好后路了吗？这英国还没被希特勒征服呢，他就敢断了我的大后方的供给，要是真有那么一天，中华民国还有个好？如果美国不参战呢，我该怎么办？看来，在意识形态上，我现在也要和日本走的近一点了。不过，四万万同胞请放心，我不会投降的，也不会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谋和，我只不过在意识形态上和日本人走的近一点，谁不想给自己留个后路呢？阎锡山、龙云，谁不都三头六面狡兔三窟？凭什么让我一个人死扛，大不了我也这么干，反共！

与此同时，朱德、彭德怀、左权向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贺龙等人发布命令：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因此，我军应积极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役，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画，创立显着的战绩。敌寇依据各交通要道，引点成线、集线成面，不断向我内地扩大佔领地区，增多据点碉堡，封锁与隔绝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特别是对于晋南区），以实现其“囚笼政策”。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决定乘目前青纱帐和雨季时节，利於隐蔽及不利日军机械化作战，争取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路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袭正太路。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团大战。

1940年5月31日，周恩来赴苏联治疗手臂摔伤后再次返回重庆。不料，见到蒋委员长第一件事，就是关于裁军以及新四军和八路军调往黄河以北。周恩来说：中共是要发展，但第一，不是要超过国民党；第二，更非要独霸，而愿合作；第三，主要在敌占区与敌汪争群众。

蒋委员长投桃报李：防止异党办法在国民党并未批准通过，一年内诸多事件的确由中共挑起，但只要军事上服从命令，一切都可以解决。

这是蒋委员长的官面文章。这一席话背后的动作，就发人深省了。也就是之前说过的扯皮条一样的谈判。国民党要共产党集中新四军八路军到河北省，去跟多田骏死磕；共产党要求在苏中、苏北、山东、华北建立各个根据地，长期抗战。

其实，作为一个政治家，蒋委员长完全没有必要在英国人断了自己的后勤补给；美国人迟迟没动静，偶尔和日本人谈判，结果内容还都是妥协绥靖；法国人投降；苏联人和日德两国眉来眼去的时候去和中共较真。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用这么短视的政治眼光去做这些呢？

如果英法输了，那么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到最后都得一起应对腹背受敌的压力，在孤立的国际社会压力下单独抗战。

在这关键时刻，1940年10月3日，黄桥战役开始，三天以后，战役以新四军获胜结束。蒋委员长如坐针毡。

紧接着，何应钦、白崇禧发布皓电，强制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北上，归属原定战区。

随后，就发生了皖南事变，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小游戏，结果，被全世界识破。

在今天看来，蒋委员长走的是一步臭棋。不过，他最乐观的赌注是看到了日美矛盾的不可调和。即使不发生珍珠港，只要擦出火星，罗斯福也是绝不会放弃机会的。

所以，在皖南事变之后，蒋委员长一度还要宋子文向美国方面解释：此次中央处理新四军事件，纯为严明军纪问题，绝不牵及政治或党派问题，故中央虽明知新四军与中共有关，但对中共仍抱定宽容态度，绝无压迫中共党人，或停止其刊物之举。现我国抗战部队共二百廿余军，都四百余万人，而受共产主义影响之正规军队实际不过数万人，仅占总数百分之一二，即使中共始终执迷不悟，亦决不能造成大规模内战，以妨碍我抗战军事之进行。中央始终认定全世界反侵略势力应联合一致，浸与英美苏三国尤应密切合作，共同行动。若中共则倡此反帝口号，反对中国与英美接近合作，以妨碍本党对外政策，与抗战国策之实行。中共此点阴谋务使英美政府特别了解，并详悉共党用意所在，希妥为转达，并详细说明为盼。

宋子文回电：文与上星期六在纽约宴工业合作社美国协会各委员，解释新四军事件，并告以合作社委员代中共宣传，足以危害该社进行，一般纯粹分子经此说明后，业已谅解。

有人说，蒋委员长得到了7000万的贷款，还得到了苏联援助，底气足了之后才开始反共。但是，在那风云诡谲的几个月中，谁也说不清，最后的决断，到底是哪一根稻草压折了他的理智。

实际上，他认准了美国人要来了。珍珠港事变爆发的时候，重庆街头的悼念活动如火如荼，到最后，竟然成了全民庆祝：中国，终于不孤单了。

可是，蒋委员长又失算了，他期待的美国人一年之内解决掉日本的计划没能实现。在主旋律电视剧里，唐国强演的毛泽东在好几个电视剧里说几乎同一句台词：有的人啊，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说中国抗战必亡，珍珠港事件之后呢，又说速胜。我看啊，这个速胜论和亡国论，都要不得。

这不是高瞻远瞩，其实这句话的前提是先欧后亚。

亡国还是速胜，最重要的外在条件是美国。珍珠港事变一爆发，突然有一件事，让蒋委员长失落万分，却让罗斯福、丘吉尔、毛泽东万分高兴——希特勒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突然对美国宣战。

所有的美国民众都认为，美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日本放倒。结果希特勒宣战了，好吧，大兵们，去欧洲吧，日本那边先缓缓。

这一缓，让蒋委员长在随后的几年里消耗尽了他的经济信誉，政治声望，军事实力，最后，败走台湾。

什么叫蝴蝶效应，希特勒的一句“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胡乱地说话”，让蒋委员长尝到了“冲动的惩罚”，谁也不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如果希特勒不一时冲动，二战，应该是另一个样子。

中国，可能也是另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