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1 / 1）

枣宜会战的结果是日军短暂取得优势之后，双方再次进入僵持阶段。

这时候，讲和平的人大张旗鼓了。

和平，这个词汇在今天享受和平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看来，似乎是卖国的手段，给人们的望梅止渴的希望，抑或是饮鸩止渴的毒药。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延绵数千公里的战线，一场死伤过千万的战争，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多少苦难。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反方向唱高调的人出现，老百姓会唾弃他呢，还是会歌颂他？假设，我们就是生活在1940年的先辈，那么如果我还有一点良心的话，如果我的胆量还不足以支撑自己拿起锄头去和日本人拼命，如果我的家庭需要赡养还不允许我抛弃妻子去投奔八路，那么我会如何对待汪精卫及其伪政权呢？我可能会嘴里嘟囔着汉奸狗屎，可是，我确实享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生存权和一定程度的人身安全的保证。在那个乱世之年，这一点，确实是难得的奢侈。

而也正是这一点，让大部分有知识有文化的汉奸看到了高尚的旗帜。自己再也不用担心被骂成胆小鬼抑或卖祖求荣的败类，他们这拨人自己给自己的定义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成天下之万难之事。他们不是在用脑子去当汉奸，而是用心去和日本人沟通，这一点，是古今中外汉奸中少有的奇葩。二战胜利以后，法国人收拾法奸，荷兰人收拾荷奸，问题都比较容易处理。无非就是你帮着纳粹杀犹太人了，你给纳粹通风报信了，你给纳粹当镇长了，你跟纳粹上床了，于是打一顿、剃个光头球头的，折腾折腾，问题结束，交由司法部门判了几年，也就万事大吉了。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孙子无非就是在国家危难之时作威作福，压根就没想到有一天美国人会打回来，最重要的是打回来的同时还带回来了一个戴高乐政府。拨乱反正，这帮人实际上也就是上错了船，除了几个死硬的反犹分子，骨子里还是知道自己办错了事的。

可是我们中国的汉奸不一样，这帮人是有理论基础的。汪精卫和陈璧君叛逃到河内的时候，他的秘书就跟他说：现在重庆方面正想从肉体上消灭汪先生。先生的身体是属于中国四万万人民的，请千万珍惜。

瞧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吃了苍蝇的感觉？说完这话，军统抑或当地的爱国学生就策划了刺杀行动，幸亏汪精卫和秘书夫妇临时换了房间，他才脱险。

随后，汪精卫发表文章说：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蒋介石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什么和谈就不可以进行？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蒋介石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什么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这话是汪精卫说的，他的想法是什么呢？日军有条件撤军。这是中日两国的求和派一起商量的结果，可是，历史的命运告诉他们，骑一台自行车容易，骑两台自行车很难。在1940年之前，汪精卫和日本方面的谈话记录，无一例外都是热血沸腾，锱铢必较的认真劲，委实让人感动。如果他把他的认真继续下去，或者说他把他的剧目继续下去的话，蒋委员长何尝不会像宽待高宗武一样去宽待他？如果汪精卫能等待胜利那一天，蒋委员长也绝对不会认为这个曾经在抗战中很有争议的人物对自己能有什么威胁而去刻意抹黑，或许，汪精卫还可以和先总理埋葬在一起。

汪精卫曾经跟日本人说：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我们可怕的敌人。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产主义，却不知道日本排击侵略主义。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也是一个侵略主义者，而且对中国的侵略最甚，中国人把“东亚共同体”、“东亚新秩序”看成是灭亡中国的代名词。如果日本有灭亡中国的企图的话，中国就不得不和共产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反抗日本。这虽然无异于饮鸠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无可奈何。

我对中日关系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标的广播讲话中，提出了中日间“结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卫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把蒋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后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后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不说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说还都南京。因为国民政府原在南京，重庆被称为陪都。还都能使重庆方面产生一种冲击力和向心力，使国内一切爱好和平之国民思和之心凝聚于故都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央政权，目前北平和南京的临时、维新两个政权应加以撤销，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

听这些话，我们似乎马上就要颠覆汪精卫在心中的形象了，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李陵吗？这不就是自断一臂的王佐吗？还是那句在我党的老新闻纪录片里经常用的话——我们不但要听他说了什么，更要看他做了什么。

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在1940年隆重开张了，第一件事，就是策反国军。然后，自以为得计的汪精卫开始和日本人讨价还价了，似乎在他看来，既然他的政府和日本政府已经单方面媾和，那么，是不是日本人承诺的撤军就要实行了呢？日本人不比他傻。

在日本国内，搞和平运动的人命运也极为多舛，几任首相都被挤兑下台，连珠炮似的走马换将。军部不需要这种不切实际的所谓和平爱好者，这简直是对几十万伤亡士兵极大的不尊重，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捞着就和平了呢？从1840年起，哪个国家和中国人的战争是没捞着好处灰头土脸就回国的？日本怎么可能在这个事情上开一个先例？

但是汪精卫的想法提了出来，日本也得考虑，于是在军部的撮合下，《日华关系调整纲要》出炉了。满洲独立，华北成为日满华高度结合地带，长城以北为蒙疆，要求在长江沿线有驻屯军和军舰游弋。

汪精卫当时泪流满面，说：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好吧，就算汪精卫委屈，他还是有机会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既定政策改成了大东亚共荣，日本兵还是那个日本兵，刺刀还是那个刺刀，炮楼还是那个炮楼。汪精卫怎么可能相信，因为他的存在，因为他创造性地在青天白日旗上多设计了一个黄三角，这场浩劫就变成了人类的解放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向日本人请愿，要求代表中国向英美宣战。我们应该还记得，汪精卫不是一直说要把沦陷区人民挽救出水火之中吗？如果在他之后那些研究学者说汪精卫是在用两个政府来对赌中国的战胜国命运，那么他何必非要掺和进美日之间的战争呢？难道，他认为日本人能打得过美国人？

在1942年之后，汪精卫因为身体原因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他的行政权力。但是，他作为标杆的作用不可忽视。他不是一个罪大恶极卖国求荣的汉奸，因为没有一项国家权利的丢失是因为他的原因。他无非就是路边卖二手手机的小贩，小偷偷来了手机转手卖给他，他给小偷现金，然后他拔了手机卡，把赃物当成了自己的货物销售。

但是汪精卫一定知道这个手机是赃物，要不然，他为什么那么着急拔了电话卡呢？按理说，警察抓小偷不应该把小贩带上，毕竟这东西是死无对证的，双方一个偷一个销默契达成，外人很难说什么，但是如果你三番五次丢手机，还总能在这位仁兄的摊位上看到自己的心爱之物，你会作何感想呢？

对汪精卫的宽容，就是对张自忠这样的英雄最大的不尊敬。

爱自己的祖国，不需要任何借口和绕路而行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