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因图雪耻（2 / 2）

崇祯帝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诛杀魏忠贤，清除阉党。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朝廷降旨授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管登州、莱州、天津军务。四十四岁的袁崇焕，从第一次主辽经历和熊廷弼、孙承宗两位前任都受制于朝内廷臣猜忌而致使制辽功亏一篑的教训中深切地感到，要想制辽，必须取得皇上的绝对信任。为此，他两次求见崇祯，启奏说：“辽东兵事，不易处置，陛下委臣重任，臣安敢推辞！但求五年之内，户部按时发粮饷，工部运器械，吏部善用人，兵部及时调兵遣将，朝廷与边关相互协统，方能克敌制胜。”并进一步言道：“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但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远去万里。忌能妒功，大有人在。此等之人不是以权制约于臣，就是以意见乱臣谋。”崇祯感到袁崇焕说的是肺腑之言，劝慰道：“爱卿无虑，朕自主持，浮言不听。”同时，传旨收缴辽东诸将尚方剑，专授袁崇焕，令他便宜行事。

袁崇焕见皇上如此信任，越发感动，索性将其战略、心中疑虑和盘托出：“恢复辽东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人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

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驾驭边臣与朝臣方法相异。军中可惊可疑之事颇多。愿皇上以成败考察愚臣，不必拘泥一言一行之小蔽。事任益重，招怨必多。有利于封疆守土之大计，皆不利于守土之臣。况且东虏亦可以离间之计陷害守土边臣，故封疆边臣实在难为。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分疑惧，但其中危险，不敢不告。”十分可悲的是，袁崇焕对自己作为“守土边臣”而“东虏亦可以离间之计陷害”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也正是满口允诺的崇祯帝在两年后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亲自下令处死袁崇焕。

袁崇焕离辽年余，辽东形势已时过境迁。锦州等城不战而弃，宁远、锦州相继兵哗，士气低落，军纪松弛。更有甚者，驻守在西朝鲜湾内的东江岛上的守将毛文龙，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暗中与后金勾结，蓄意降清。袁崇焕只好采取守、战、和并用，缓图渐进的战略。

袁崇焕此次督师辽东，经过努力，统一了辽东及登、莱二州及天津的军制与政令，合为四镇，共有军士十五万余人，战马八万余匹。整治后的辽东防线固若金汤，使后金无隙可乘。在整肃军制中，袁崇焕处理毛文龙一事，显示了他过人的胆量与智谋。

袁崇焕到任后，鉴于毛文龙的种种劣行，提出改编东江军制，加派文臣监军，被毛文龙拒绝。袁崇焕遂借邀毛文龙观兵习射之机，擒杀了毛文龙。

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后金皇太极致书袁崇焕，要求恢复中断的议和谈判，这也是双方暂时的共同愿望。皇太极新近兵败宁远，军民沮丧；诸贝勒争权，宝座不稳；连年战争，物品缺乏。袁崇焕也想利用这段时间，加强各方面的战略部署。但是，由于崇祯初即位，急欲励精图治，群臣也翘首辽东，急盼胜利捷报，而不知整顿辽东尚需时日。皇太极遣使致书明朝宁远巡抚袁崇焕。书中强调：后金与明朝的争端始于“七大恨”，但责任在于明朝廷。如果两国欲修好，明廷应赠给后金国黄金十万两、白银一百万两、缎一百万匹、布一千万匹作为补偿。之后，两国通使往来。后金每年向明廷献东珠十颗、貂皮一千张、人参一千斤，明朝则应以黄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作为回赠。否则，即视明廷为欲战不欲和。这种苛刻的无理要求遭到明朝的拒绝。

事隔不久，皇太极再次致书袁崇焕。皇太极在书信中降低了议和的条件：首先，后金向明廷称臣，但不能与明臣并列；其次，后金将上次致信中的索赔条件减半，并以东珠十颗、黑貂皮两张、玄狐皮十张、貂皮两千张、人参一千斤作为回报。两国通好后，明廷每年供给后金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后金每年向明廷进献东珠十颗、人参一千斤、貂皮五百张。对此，袁崇焕回复皇太极：“议和非一言可定也。”由于明廷态度强硬，议和最终成为泡影。

议和不成的皇太极于崇祯三年（1629年）十月再次攻明。由于袁崇焕的辽东防线无机可乘，皇太极便避开山海关，绕道蒙古，从长城喜峰口偷袭人关。

由于明朝山海关以西地区防卫十分薄弱，加之对后金军的突袭没有准备，致使后金军长驱直入。在后金军兵围遵化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前往救援，被后金贝勒阿济格斩于马下。遵化巡抚王元雅自缢而死，遵化城陷落。过关斩将的后金军势如破竹，直逼明都北京。

袁崇焕闻讯，督军追赶。皇太极率兵至蓟州（今属天津）时，袁崇焕已抢先抵达。皇太极知道“袁蛮子”的厉害，未与袁崇焕正面交锋，绕道西进，于通州（今属北京）安营扎寨。

袁崇焕尾随追击，并欲直接人京护驾。当时，北京城内已有“袁崇焕引金兵入京”的谣言，因而朝廷下令不准袁崇焕回师京城。但是，袁崇焕救驾心切，竟直返京城。后金军一路无阻，也直抵北京城下。

袁崇焕的部将们担心，军队没有朝廷的命令而直趋京城会遭到猜忌。袁崇焕说：“皇上有急，哪里还顾得那么多，如能解难，虽死无憾。”崇祯听说袁崇焕救驾已至，深感欣慰，御旨犒赏，并命各路勤王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

皇太极讨不到便宜，叹息道：“袁蛮子在一日，我们愁一日，先要设法除掉此人。”不久，崇祯就收到了守城军士呈上的两封书信，上有“满洲国主致袁督帅麾下”字样。生性多疑的崇祯不禁大吃一惊，连忙细看，内容无非是双方议和，但又写得模模糊糊，暖昧不明。崇祯心中顿起疑团，为了慎重起见，命亲信太监出城查访。其中的两名太监被后金兵捕获，“偷听”到袁崇焕已同意议和、明晨后金军退兵五里下寨云云。两名太监“逃回”禀明崇祯。第二天，崇祯闻报后金兵退后五里下寨，便认定袁崇焕通敌无疑，遂以“议饷”为名，召回袁崇焕，且不由袁崇焕申辩，即令逮捕下狱。

袁崇焕被捕入狱，魏忠贤遗党落井下石，“为逆党报仇，见崇焕下吏，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另一人指钱龙锡）（《明史·袁崇焕列传》）。阉党余党温体仁在上疏中攻击袁崇焕“阴与华亭奸辅（钱龙锡）、临邑罪枢（兵部尚书王洽）密谋款敌，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欧陂渔话·温体仁家书》卷四）。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磔杀。可怜他“身中清白人谁信，世上功名鬼不知”（袁崇焕《题壁》）。临刑前，袁崇焕口占一绝：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表达了这位足令八旗军胆寒的抗清名将最后的遗憾。

明朝主辽封疆大吏被杀，袁崇焕是第五个。天启初年、崇祯初年，两位辽东巡抚李维翰、王化贞相继被杀；天启五年、崇祯二年，两位辽东经略熊廷弼、杨镐先后伏法。对于他们的身死，百姓多少尚怀有一种极为矛盾的悲愤之情。丧师失地，理应问斩。但是，他们毕竟是为国效力不当而伏法身死，人们在悲愤之中不免夹带着同情。然而，人们面对处死袁崇焕这个“通敌卖国”大臣的看法却不一样。京师朝野、士绅百姓全无丝毫的怜悯，皆日袁崇焕可恶、可恨、可杀，即使将其千刀万剐、亲食其肉也不解心头之恨。所以，临刑当日，京城西市的法场早早就挤满了欲睹一快的士绅百姓，人们里三层、外三层，把法场围了个水泄不通。

令围观的人们更为气愤的是，被押人刑场的袁崇焕丝毫没有认罪伏法的愧意。相反，袁崇焕却是昂首挺胸，凝目远望，牙关紧闭，旁若无人，紧锁的眉宇间透着几分威武不屈的浩然之气。当监刑官发出行刑的命令时，只见袁崇焕突然挣脱押解的士兵，用尽全身力气，仰天长啸。其声之大，其势之壮，一时盖住了围观者的喧哗，仿佛向主宰万物的神灵倾诉自己无比的悲愤，好似冥冥天宇也包容不下他心中无限的冤情。

可是，袁崇焕的这番举动更激起了人们的义愤。围观者群情激昂，齐声高喊：“剐死他，剐死他。”随着人们的喊声，刽子手手起刀落，从袁崇焕身上割下了第一块肉。只见袁崇焕怒目圆睁，面不改色。在连续被割下几块肉之后，袁崇焕身上已是血流如注。在愤怒的人潮面前，刽子手不敢像以往那样过早地结束犯人的性命，只得一刀一刀地先割袁崇焕的非要害处，以解百姓心头之恨。就这样一直割了半日才行刑完毕。行刑的刽子手割至最后，不得不佩服袁崇焕的肝胆，袁崇焕在整个凌迟过程中未发出一声“但乞速死”的乞求之声。使刽子手吃惊的是，袁崇焕已死，但围观的人群仍不肯散去，并争先恐后地欲买袁崇焕的肉食之。因要买肉者实在太多，只得一人用银一钱，购得手指头大小的一块肉。

一会儿功夫，凌迟下来的袁崇焕的肉就全部卖光了。买到肉的人一边生食人肉，一边大骂“卖国贼”，仿佛吃了“袁逆”的肉以后，大明从此就国泰民安了。

袁崇焕这一冤案，直到清代撰修《明史》时，其中披露了皇太极反间计一事之后，才得以真相大白。

几百年来，袁崇焕“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鼓舞和激励着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人们在北京龙潭附近和广东会馆修建了袁督师祠，以表达对他的景仰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