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瞧！这个人》（4）（2 / 5）

在我们自己人当中，我对这一代的人甚至比对那些大师更倾心，因为这些大师都被德国哲学腐化了。例如，泰纳被黑格尔哲学腐化了，泰纳对伟大人物和伟大时代的误解，就是由于黑格尔哲学造成的。只要德国所到之处，他就腐蚀了文化。战争(12)第一次“拯救了”法国精神，司汤达是我生命中一件令人愉快的意外事件。因为，在我生命中每一个重大的事件，都是意外的，而不是有意安排的。

司汤达是很了不起的，他具有一种能够预知人们心理的眼光。他对事实的把握，使人想起那些最善于把握事实的人。最后，但不是不重要的，他是诚实的无神论者，一个在法国历史上少有而难得发现的典型无神论者，梅里美(13)引为最大的光荣……也许，我会嫉妒司汤达？

我曾经说过一句最好的关于无神论的笑话，这句笑话是所有人类未曾说过的，可是司汤达的话，使我的笑话逊色了，他说：“上帝唯一的理由是他不存在。”我自己曾经在某处说过，向来对生命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是上帝。

四

海涅使我获得抒情诗人的最高概念。在所有时代中，我都没有找到像他那种悦耳热情的音乐。他具有一种神奇的狂野魔力，没有这种魔力，我简直不能想象美是什么东西。当我判断某些人，某些种族的价值时，我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想象出萨提尔(14)这个半人半兽性质的神。他是多么巧妙地对付德国人！总有一天，人们会宣称海涅和我是德语世界里最伟大的艺术家；我们远远超越纯粹德国人用这种语言所能成就的一切。

人们一定会把我与拜伦的曼弗雷德密切地关联在一起。在我自己的心灵里，我曾发现他所有最内在的东西。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已成熟得可以阅读这本书了。文字误我，我只是偶尔轻视那些胆敢在曼弗雷德之前提到《浮土德》的人。德国人不能获得一种伟大的概念。试看舒曼就知道了：由于对这位撒克逊人表示愤怒，我作了一篇相反的曼弗雷德序曲，普罗(15)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与这个序曲相类似的东西：这完全是亵渎音乐女神。我要为对莎士比亚的看法找寻最高的公式时，我始终发现下述一点，就是他想象出西泽这个典型。

一个人不能想出这些东西，他要么就是这东西，要么就不是这东西。伟大的诗人只从他自己的经验中发掘，这种情形达到了某种程度，以致后来他不能再忍受他自己的作品。在看一看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我在房间里来回地走了半个小时，不能控制一阵无法忍受的情绪，唏嘘不已。现在我不知道有比阅读莎士比亚作品更为令人伤心的：他是多么需要扮演小丑，他一定好难受。

汉姆雷特被了解吗？驱使一个人疯狂的不是疑惑而是确定。但是要觉察到这点，一个人必须是深奥的，必须是一位哲学家，我们都惧怕真理。说实话，我直觉地感到，培根是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写作的创始者和自苦者。对那些美国傻子和笨蛋的饶舌，我关心些什么呢？但是，在想象方面希求最伟大的实在主义力量，不能与行为方面希求最伟大实在主义的力量相比，不能与恐怖的东西，不能与罪恶相比。实际上，它要先假定后者的存在。

我们对培根，所知的不够多，他是第一个实在主义者。因此，我们无法确知他所做的任何事，他所希望的任何东西，以及他自己经历的任何东西。批评家下地狱去吧，假定我不是以我自己的名字命名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例如以瓦格纳的名字。那么，两千年来的见闻觉知不足以看出《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的作者，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幻影。

五

说到我生命力的复原，我必须对供给我最大和最旺盛刺激的人，表示几句感谢的话。这是指我与瓦格纳的密切关系。我很轻易地忽视我与其他人的关系；但是，如果我生命中失去那些在德雷斯登(16)的日子，那将是无比的牺牲，那些充满信心、愉快、光辉和奥妙时刻的日子。我不知道别人曾把瓦格纳看成什么人：但是，没有乌云遮盖过我们的天空。这点再把我带回到法国，我与瓦格纳的崇拜者没有发生什么争论，这些瓦格纳的崇拜者由于相信他像他们自己一样而去赞扬瓦格纳：对这些人，我只表示我的轻蔑。

由于我的本性与一切条顿式的东西不兼容，以致只要有德国人出现的地方，就会阻碍延迟我的消化，所以，我与瓦格纳的最初接触，也是我生命史上能够自由呼吸的时刻。我受他的影响，我尊敬他，我把他当作一个与德国人不同的人，我把他当作一个与“德国式美德”相反、并反抗“德国式美德”的人。我们这些呼吸五十年代潮湿空气的儿女，对“德国的”这个观念，必然都是悲观主义者。我们不得不成为革命的人，我们不能赞同一个虚伪者当道的环境。这个虚伪者今天是否以不同的方式行动，是否披上猩红的服装或穿上骠骑兵的制服，我觉得这是无关重要的。

瓦格纳也是一位很优秀的革命人物，他摆脱了那些德国人，除了巴黎以外，欧洲其他地方，是没有艺术家生存余地的。那种作为瓦格纳艺术条件的所有五官的聪敏，对差异性的敏感，对心理病态的敏感，这些都只能在巴黎才可以发现。别的地方，都没有这种对形式问题的爱好，对周围状况的重视，而这种重视是突出的巴黎式的重视。

在德国，一个人根本没有巴黎艺术家心灵中那种伟大的野心。德国人是温顺的。瓦格纳以往一点也不温顺。但是，关于瓦格纳所带来东西的问题（见《善恶的彼岸》中第269号警句）以及与瓦格纳关系最密切的人，我早已说得够多了。他是一个法国后期浪漫主义人物，像德拉克洛瓦(17)和贝辽士一样，那些趾高气扬而志向远大的艺术家，都是病弱而无可救治的。

他们都是表现的盲目崇信者，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匠人。谁是第一个有才智的瓦格纳追随者？是波特莱尔(18)，这个人也是第一个了解德拉克洛瓦的人，那位典型的颓废者，这一代的艺术家都在他身上发现了他们自己的影子：也许他是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人……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宽恕过瓦格纳？因为他降格跟从德国人，因为他变成了一个德国的帝国主义者，德国所及之处，他就腐化了文化。

六

当我考虑所有事物之后，我发现如果没有瓦格纳的音乐，那么在我的少年时期之后，就决不能继续活下去，因为我似乎注定不适于生活在德国社会中。如果一个人想要摆脱一种无法忍受的抑郁感，他可能要吸食大麻。那么，过去我沉溺于瓦格纳音乐中。瓦格纳是一种与一切德国人的东西相反的毒药，他是一种毒药，这一点我无法否认。自从《特里斯坦》(19)被改写得适于钢琴演奏时，我就是一个瓦格纳的崇拜者。

我认为瓦格纳以前的作品都不值得我重视，它们都是太普遍了，太“德国式”了。但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在寻找一件在可怕的魔力方面，在可怕但可爱的无限潜能方面能与《特里斯坦》相匹敌的作品。在一切艺术当中，我都没有找到。与《特里斯坦》的第一个音符比起来，所有达·芬奇的杰作，都失去了可爱之处。这篇作品毫无疑问是瓦格纳的登峰造极之作：《纽伦堡的名歌手》和《尼伯龙根的指环》这两篇作品，对他而言，只能说是消遣之作。

变得更为健康，这对像瓦格纳那样的本性而言，是往后退了一步。为了要成熟得可以接受这个作品，我认为活在适当时间以及活在德国人当中，是最大的幸运：心理学家的好奇心，非常强烈地在我心中活动着。对一个从来没有不健康以致足以应付这种“地狱靡靡”之辈而言，世间一定是一个恐怖的东西。在这里，一个人可能甚至必然地用上一种神秘的公式。我想，我对瓦格纳所能创造的令人惊叹的事物，比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我对那些只有瓦格纳才能达到的奇妙狂喜，比任何一个人了解得更清楚。同时，现在我的力量足以使那些最可疑危险的东西转变为有利于我的东西，因而我变得更为有力，所以，我把瓦格纳看作我生命中最大的恩人。

我们两人都遭受过，甚至透过彼此的手而遭受过比这个世纪大多数人所能忍受的更大苦闷，这个事实乃是把我们两人结合在一起的联系物：而这个联系物将永远把我们两人的名字连在一起。因为，正如瓦格纳只是德国人当中的一个误解一样，我也是如此，并且将永远如此。我亲爱的同胞们，你们必须先具有两世纪的心理和艺术的熏陶……但是，你们永远不能将时钟的针拨回来。

七

关于我对音乐所真正需要的，我要对我读者中最特殊的读者说一句简单的话。像一个十月的下午一样，它令人愉快，但也深奥，它将独一无二，放任，温和，同时也像一个淘气优雅的娇美可爱的女人。我永远不会承认，德国人会懂得音乐是什么。那些被称为德国人的最伟大音乐家，都是外国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荷兰人或犹太人。或者说：像海因里希·舒茨、巴赫及韩德尔这些人，他们都是属于坚强一类的德国人，这种人现在已经没有了，只要把肖邦的才能给我，我自己身上就有足够的波兰气质，以产生其他各种音乐。

基于三个理由，我要把瓦格纳的“齐格菲”(20)除外，也许，也把李斯特的某些作品除外，在管弦曲的壮丽音符方面，他胜过所有其他音乐家，最后，我要把从阿尔卑斯山那边产生的所有作品除外，也就是阿尔卑斯山的这一边(21)。我不知道如何除去罗西尼，我更不知道如何除去我在音乐方面的南方对手，我的威尼斯好手贾斯第。而当我说阿尔卑斯山那一边的时候，我真正所指的只是威尼斯。要想为音乐再说些话，我必然会回到威尼斯。我不知道如何区别眼泪与音乐。如果没有一种恐惧的战栗，我不知如何想到喜悦或南方。

我伫立在桥上，

后来，却在黑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