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瞧！这个人》（3）（2 / 4）

我的经验使我有理由怀疑一切所谓“不自私”的倾向以及所有的“亲切友爱”。我觉得它们是衰弱的象征，是经不起激励的表现，只有在衰颓者当中，这种怜悯才被称为美德。我之所以责难怜悯者，是因为他们太容易忘记谦逊、尊敬以及如何保持距离的感觉，他们忘记了，这种一时心软的怜悯是带有群氓臭味的，他们也忘记了这与不良态度只差一步。

这种怜悯的人可能被导入一个巨大命运，一个令人痛苦的孤立以及与巨大罪行连在一起的特权中而带来有害的结果。我认为克服怜悯感也是高贵的美德之一。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我曾想象出一种情形，他听到一声巨大的痛苦呼叫，于是怜悯之感便裹挟着他，使他破坏自己的信念。在这种情形之下，使自己仍然是自己的主人，保持一个使命的高贵性不受那些所谓不自私行动引起的低劣而较短视的动机所影响。这是一个考验，也许是最后的考验，这种考验是一个查拉图斯特拉式的人所必须遭遇的，这也是他力量的真正证明。

五

另外一方面，我简直是我父亲的翻版，也好像是他英年早逝的生命延续。在我所碰到大大小小愚蠢可笑的情况时，像每个无法碰到敌手，也不能领会“报复”观念和“平等权利”观念的人一样，我抛弃了一切安全或保护手段。同时，自然地，我也抛弃了一切防卫和辩护手段。我报复的方式是这样的：当我碰到愚蠢行为时，我立刻用一种聪明的行为来对付它；用这种方法，也许我们还可以压倒它。用一个比喻来说：为了避免酸味，我会吞下一瓶果酱……让任何人冒犯我看看。我会“报复”，他可能知道，不久我会找个机会向“冒犯者”表示我的谢意，特别是为他的冒犯表示谢意，或是找个机会向他索要某些东西，这种要求甚至比给予更为礼貌。

我还觉得，最粗鲁的言语，最粗鲁的书信都要比沉默更温和诚实。那些保持沉默的人，差不多经常是缺乏内心的精细和雅致的；沉默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把冤屈往肚子咽必然会产生不好的心情，甚至使人倒胃口。所有沉默的人都是消化不良的人。你可以看到，我是不在乎那种被人瞧不起的粗鲁的，它是最富有人情味的一种反驳方式，同时，在现代的柔弱中，它是我们最好的美德之一，如果一个人充分粗鲁的话，即使错了，也可能是一种快乐。来到这个世界上受尊敬的人，不可避免做错事，因为，把罪过而不把惩罚承担在自己身上，是神性的基本象征。

六

避免愤恨并了解愤恨，谁知道我能得到这些重要的东西，该多么感谢我长期的疾病呢？这个问题确实不简单，要了解这个问题，一个人必须体验过他的力量和衰弱。如果我们对疾病和衰弱怀着怨恨，就会削弱我们对疾病和衰弱的复原本能，而这种本能是人身上的一种抵抗和战斗本能。他不知道如何避免任何东西，不知道如何完成任何东西，也不知道如何抛弃任何东西。

一切东西都会损害他。人们与事物纠缠得太密切了，所有经验都太深了，于是，记忆是一件烦心的痛苦。疾病本身就是一种愤恨。病者，只有一个主要的治疗方法来对付它，我称它为“俄国的宿命论”，当战争变得无法得胜的时候，俄国士兵就使用这种不反抗的宿命论，最后躺进雪地里。不再接受任何东西，完全停止一切反应。这种宿命论的智慧，往往不仅是面对死亡的勇气，而且在最危险的环境下，也有助于自我保全，这等于减少生命机能中的活动，而这种生命活动的缓慢过程就像是一种蛰伏不出的意志一样。

比这个更厉害一点的，就是苦行僧，他们会在墓穴中躺上几个礼拜，当一个人有所反应时，他很快就会疲惫，于是，他根本就不再反应了：这是一个原则。没有东西比愤恨情绪能更快地消耗一个人的精力。抑郁烦闷，容易生病，无力报仇，欲望，渴望报仇，吸收各种毒性。对一个疲乏的人而言，这的确是最有害的反应态度。这包含了一种神经活动急速的疲乏，一种有害分泌物的反常增加，例如胆汁分泌物进入胃中。

病人尤其不宜愤恨，这对他特别危险。但是，很不幸，这也是他最自然的倾向。那位最渊博的生理学家佛陀，对这个事实了解得最清楚。为了避免把它与基督教那样最卑劣的东西相混，我们最好称佛陀的“宗教”为摄生学，其效果是为了克服愤恨，使心灵避开愤恨，那是走向痊愈的第一步。“不能以敌意终止敌意，只能以友谊终止敌意”这是佛陀教训的第一原则。这不是道德的表现，而是生理学的表现。

由衰弱而产生的愤恨，损害最大的莫过于衰弱者本身。相反，对一个年富力强的人而言，愤恨是一种多余的感情；如果他还拥有这种感情的话，这种感情几乎就是精力充裕的一个证明。有些人知道，我的哲学是用一种热忱向仇恨和怨恨感情宣战，甚至攻击“自由意志”学说的，我与基督教的冲突只是它的一个特例，这些人将了解到，我为什么想在这方面强调我个人的态度以及我实践本能的真实明确。在我衰颓期间，我不容许自己有这些感情，它们是有害的；但是，一旦当我的生命力恢复到旺盛，意志高扬的时候，我还是不容许自己有这些感情，不过，现在理由不同了，因为它们有损我的尊严。

我所说“俄国的宿命论”是以下述的方式在我身上表现出来，就是：多年以来，一旦偶然的机会使那些几乎不堪忍受的环境、场地、住所、朋友对我有所阻碍时，我始终坚持它们，这比改变它们要好些，这比感觉到改变它们要好些，这比反抗它们要好些。那时候，凡是妨碍这个宿命论的人，凡是企图勉强唤醒我的人，我都觉得是我的死敌。事实上，每当这样做的时候，就有死亡的危险。把自己当作宿命的，而不希望自己“有所不同”，在这种环境之下，就是最高的智慧。

七

但是战斗是另外一回事，根本上来讲，我，就是一个战士，攻击是我的本能。

一个人要能成为别人的敌人，但要能成为敌人，要先有强健的体质，在任何情况下，这是与一切强健体质连在一起的。它们需要阻力，因此，它们寻求它：侵略感必然属于力量，正如报复和怨恨必然属于衰弱一样。例如，女人是怀恨的：她们的衰弱包含了这个感情，正如包含了她们易于感受别人的不幸一样。

侵略者的力量，取决于他遭遇的抵抗；一切力量的增加表现在寻求不可轻视的对抗者，或者表现在寻求问题之上。因为一个战斗性的哲学家甚至总向问题挑战。他们的事业不是压服一般的对抗者，而是压服那些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才智和豪气对抗的人，也就是可以成为我们敌手的那些对抗者。成为敌人的对手，这是一个光荣决斗的第一条件。当一个人轻视别人的时候，他就不能向他挑战。当一个人发号施令的时候，当一个人把某些东西看作不如他的时候，他就不应该挑战。

我的战略包含四个原则：

第一，我只攻击那些胜利的东西，如果必要的话，我会等着它们变成这样时才攻击它们。

第二，我只攻击那些我在攻击时找不到盟友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攻击那些我必须单独攻击的东西，只攻击那些我在攻击时只连累自己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公然采取一个不连累我自己的步骤，这是我所谓正当行为方式的标准。

第三，我从不攻击人身，我只把人物当作一个有效的放大镜，借此可以使那一般的，但捉摸不定、难以接触的丑恶看得更清楚。我以这种方式攻击大卫·施特劳斯(3)，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我以这种方式攻击德国文化界继续给予一本老书的欢迎。因而，我当场看破这个文化。我以这种方式攻击瓦格纳，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我以这种方式攻击我们“文化”的虚伪或杂种本性，这种虚伪或杂种本性把精英与繁多，衰颓与伟大混为一谈。

第四，我只攻击那些排除一切个人差异的东西，只攻击那些其中缺乏令人不快经验的东西。诚然，对我而言，攻击是善意的证明，同时，在某种环境之下，也是感激的证明。我凭借它来表示我对一件东西的尊重，我凭借它使某种东西显得与众不同，无论我是否把我的名字与一种制度或人的名字连在一起，无论我对二者是赞成还是反对，对我而言，一切都是一样的。我向基督教挑战，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从基督教范围里没有碰到过不幸或困难。最热心的基督徒们，总是对我表示善意。就个人而言，我是一个最反对基督教的人，我个人决不对长时间的必然结果负责。

八

可以容我指出我体质上最后一个特点吗？在我与他人交往时，这个特点为我带来不少困扰。我有一种完全不可思议的洁净本能；因此，我能在生理上探索到，能嗅到附近的地方，能嗅到最内在的地方，能嗅到每个人心灵的最深处……这个敏感性具有心理触角，我可以借此而觉察并把握任何秘密，我可以第一眼就看出那些隐秘在许多人性深处的污秽，这种看不见的污秽可能是卑劣血统的结果，但在表面上可能盖上一层后天教育的保护膜。如果我的观察正确的话，为我的清洁感所不能忍受的人，他们也会觉察到由于我的厌恶而产生的小心谨慎；但这并不会使他们更为芬芳一点。我对自己的一种严格清洁态度是我生存的第一个条件；在不清洁的环境中，我会死的。

因此，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常常喜欢在水中，在任何完全透明清澈的物质中游泳、洗澡和拔刺。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点也不耐于社交活动的缘由；我的人情不是表现在同情别人的感受上，而是表现在能忍受那种同情，我的人情是一种不断的自我控制。

但是，我需要孤独，我需要恢复我的本来面目回到我自己，呼吸自由、清新而令人兴奋的空气。我整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一首对孤独的赞美歌，就是一首对清洁的赞美歌。幸而它不是一个“purefoolery”(4)，对色彩敏感的人会说它们是金刚钻。对人类、对贱民的厌恶，总是我最大的危险……你们愿意听查拉图斯特拉说摆脱厌恶感的那些话吗？

我遭遇了什么事？我怎么样摆脱了厌恶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