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八章《上帝之死》（8）（4 / 5）

尼采所企望的是有着基督心肠的罗马人恺撒·博尔基亚。那是在精神之中同时肯定了奴隶与主人。恺撒·博尔基亚是宿命地抛弃了精神的支配，选择了事实的支配的。尼采做了严格遵守他的方法的教师，自问“应该怎样利用罪恶”。对这一问句，恺撒·博尔基亚当然会回答说，借着反复累犯的罪恶。不幸尼采曾这样写着：“目的大的时候，人类会用别种尺度，无论运用多么可怕的方法，也不会把罪恶视为罪恶的。”

尼采死于1900年，是死在这个主张变得致命的世纪之末。在更明晰的时候，他这样呼喊的声音仍是空虚乏力的。“谈论一切不道德的行为是容易的，但人们有没有那种耐力呢？譬如说，我忍受不了毁约或杀人。我会懊恼烦闷而死。这是我的命运。”既同意人们所有的经验，别的人来了时不仅不会懊恼烦闷，而且会增强虚伪与杀人的动机。

尼采的责任，因为方法上的优异，虽是一时之间出现，但处在思想的正午，把不光彩的权利正当化了。关于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说过，如果给人那样的权利，大家都会向那里跳过去，这是势所必然的。但尼采所不知道的责任，所能达到的更加遥远。

尼采所承认的是虚无主义最尖锐的意识。他使反抗精神所行使的决定性的行动，让理想的否定跳进理想的世俗化。拯救人类不靠神来做，所以非得在地上做到不可。世界是没有方向的，所以人类从接受世界的那个时候开始便应该给予世界可以到达高层次的人类的一个方向。

尼采在要求人类将来的方向。“应该为支配尘世而奋战的时期近了，这个战争将在哲学的原理的名义下行使。”他对20世纪做这样的宣告。他虽然这样宣告，但他注意到了虚无主义的内在理论，知道了其结果之一便是帝国。因此他在准备着这样一个帝国。

尼采所想象的这种无神的人亦即孤独的人，是有自由的。世界的齿轮停止了，当人类肯定某些事物时则有了正午的自由。但某些地方的事物则在生长。也就是说，非肯定生长不可。到最后，光淡了，日影斜了。到那时，历史又开始了。因此非向历史中去寻找自由不可，非得肯定历史不可。

尼采主义虽是个人的权力意志论，但在全体的权力意志中，也非被记录下来不可。如果没有这个世界的帝国，是没有价值的。

尼采厌弃自由思想家和博爱主义者。他把“精神的自由”解释为个人精神的神性这个极端的意义。可是虽然如此，自由思想家也与他一样，也是从神的死亡这个历史的事实出发达到同样的结果，尼采看穿了博爱主义不过是没有高层次证明的基督教而已，拒斥了第一原因却留下终极原因。社会主义的解放理论，借助虚无主义所避免不了的理论，一定会继承他自己所梦想的超人秉性，对于这一点，他却茫然没有注意到。

哲学使理想世俗化，但暴君们却乘虚而入，立即把给予他们暴君权力的哲学世俗化了。通过黑格尔，尼采对这样的殖民地化已经看透了。据他的意思，黑格尔的独创性是创设了以恶、过错、痛苦作为反对神的论据的泛神论。“国家、既存的权力立即利用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立论。”

但在他本身，罪恶不成为反对任何事物的论据。想象人的神性中存在着唯一价值的体系这种堂堂的论点也被作为利用的工具了。关于这一点，国家社会主义只是一时的继承者而已，只是虚无主义猛烈的即景行事的结果罢了。尼采要他们跪在宇宙之前的叛徒，后来却跪在历史之前了。对此不必惊异。

尼采借助他人的理论把来世改为“无限的未来”。在这一点上，尼采背离了希腊人和耶稣的教训。据他说，他们把来世换成了“目前”，他们的两种反抗都成为现实的某种样板，尼采早已说过的，在应该“取代僧侣、教育家、医生”的阶级中具体化了。

重要的不同点只是尼采一面期待着超人，一面主张肯定某些事物；为了使自然跟着历史走，自然必须被征服；在尼采看来，为了征服历史，自然是应该遵循的。这也是希腊人与基督教徒的差异。

尼采至少见到了必然发生的结果。例如，“近代社会主义形成了非常远古的耶稣会主义的一种形态，打算将所有的人当作工具”。或宣称“人所期望者，乃在安乐”。因此进而达到从来所不曾见过的精神的奴隶状态，无知的专制政治，在商人与哲学家的所有活动之上漂浮着。

通过尼采哲学的坩埚，在自由的疯狂之中，反抗达到了生物的或历史的专制政治。绝对的否定让施蒂纳把罪恶神性化了。但绝对的肯定，却把杀人普遍化了。

伟大的叛徒，到时为了亲自把自己禁闭起来，造成了徒然的必然支配。逃出上帝牢狱的他最初所关心的是使尼采准备打破的虚无主义的化装与圣化同时成就，这样又建立起历史和理性的牢狱来。

虚无主义与历史

形而上的反抗与虚无主义的150年间，假面具虽有不同，但一直显现出人类的抗议这种创伤的面孔都是反对人的条件及其创造者而确认人的孤独和一切道德之丧失的。但同时都是努力建设被他们所选择的法则所统御的纯粹地上的王国。作为神的竞争者，他们当然打算重新创造。对自己所创造的世界，拒绝欲望与权力以外的一切法则的人，终至于自杀或发狂。

人类的叛逆在高度的悲剧形式上是对死的长期抗议，是对死刑制度所左右的条件的剧烈非议。凡是过去所见到的这样的场合，抗议经常指向创造得不调和、不透明、中断的一切。所以在本质上，问题在于不断地要求统一。

死的拒绝对永恒与透明的欲望，崇高也罢，幼稚也罢，总是疯狂的原动力。那是不是只是卑怯地拒绝个人的死呢？不是的。这些反抗者中的大多数，凡是要求资格的都已支付得够多了。反抗者不是追求生，而是追求生的理由。是拒绝致死的结果。任何东西不持续，不正当化，死的人便无意义了。与死争斗，是要求生的意义，是为法则与统一而战的。成为形而上的反抗中心的是对恶的抗议，这一点是意义深长的。儿童的痛苦不是其本身不能忍受，而是痛苦不被正当化的这一事实难以忍受。简言之，苦恼、流放、监禁，在医学或良知所能解释时，能得到承认。

从反抗者的眼光来看，人世上幸福的瞬间或苦恼欠缺说明的原理，对恶的反抗，首先是统一的要求。反抗者对接受了死的宣告的世界，对死的条件不明了，求生的欲求与对明晰的欲求永远对立着。他们对道德或圣者见而不知。反抗纵然是盲目的，却依旧是一种苦行。反抗者之所以亵渎神圣，是因为他们持有对新神的希望。他受到宗教冲动最初的、最深刻的打击而发生动摇，但那是被出卖了的宗教冲动。可贵的不是反抗本身，其结果虽然丑陋，却是反抗的目的。

至少，我们有正视反抗丑陋结果的必要。反抗对现状整个加以否定，每当使绝对的“否定”神圣化时，就犯了谋杀罪。当反抗盲目地接受现状，绝对地承“诺”时，反抗也犯了谋杀罪。对创造者的憎恶转变为对创造的憎恶，或者变为对现状的挑战的爱。但两种场合都转变为谋杀，失去了所谓反抗的权利。

牺牲者进而自认最后的犯罪力量与理由为无罪。对自己的不死绝望，确信死的判决，裁决神的杀害。如果认为现代人的悲剧自此开始是谎言的话，那么终结也不是真的。反之，这种加害足以显示自古代世界末期开始的悲剧最高潮，而且最后还没有完呢。从这时期以后，人类拒绝了恩宠，不能下决心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

自萨德至现代的发展，乃是没有神的人类依靠自己的法则残忍地将所支配而封闭的场所逐渐展开，将对神的防御阵地逐渐推广使全世界成为对抗堕落而被放逐的神的城堡。到了反抗的极限，人类便被紧紧地关住了。

人类的最大自由，是将萨德的悲剧之城以至俘虏收容所变为罪犯的监狱。于是建立起对抗恩宠的王国，正义的唯一王国。最后，就非得在神的信徒的残骸之上集合人的信徒们不可了。杀死了神，建立教会，这就是反抗的、不断矛盾的目的。绝对的自由最后成为绝对义务之牢狱、集团的苦行、故事的结局。

现在我们必须接触到对世界征服与世界法则的痉挛的努力问题。反抗必须达到拒斥一切屈服，企图结合全部创造的瞬间。每当它失败之际，就宣告了政治征服的解决，这是我们屡见不鲜的。从此反抗所赢得的只剩不道德的虚无主义和对权力的意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