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八章《上帝之死》（8）（3 / 5）

根据更深一层的理论，到了那时“如果任何事物都不真实，一切皆被允许”这句话就得改为“如果任何事物都不真实，一切皆不被允许”了。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一件东西的禁止是被否定的，那便是舍弃被容许的东西。在黑白不分的地方，光被熄灭，自由成为意志的牢狱。

尼采把虚无主义推进了这个死巷，就他自己而言，也许可说是以极大的喜悦而进行的。给同时代的人以无法遵守的位置便是他的目的。就他而言，到达矛盾的极限，似乎就是唯一的希望。到了那时人们被捆在无法喘息的死结上，如果不希望死亡，就必须一发了结，创造出他本身的价值不可了。

神的死亡什么也解决不了，只能在准备复活的条件上忍受难堪罢了。尼采说：“如果在神的身上找不到伟大，在任何地方也不可能找到。唯有否定伟大或者创造伟大了。”周围的人们在努力否定伟大，他眼见他们走上自杀之路。创造伟大是超人的努力，他因此而希望去死。事实上，他知道唯有在孤独的结果中创造才是可能的，在精神的极度悲惨中承诺这一行为，要不然便是死，否则人不可能决心去做这眩晕的努力。

所以尼采才向人们呼吁，地球才是唯一的真实，向它效忠，活在它的上面，而且非得向它求援不可。同时，他又教训人说，生存必以法则为前提，所以在没有法则的地上生存是不可能的。自由地，没有法则，怎能生存呢？对于这个谜，人们非得决心接受死刑的宣判来解答不可。至少，尼采不逃避。他虽回答了这一问语，但那回答是冒着危险的。达摩克利斯是处身在剑下却舞蹈得最为巧妙的。人们非得接受不易接受的东西，站立在不易守的地点不可。

自从人们认为世界不追求任何目的之后，尼采就主张承认世界的洁白无瑕，在任何意图之下都不予以制裁，所以要使其不能判决，结果对一切的价值批判仅代之以一个肯定，也就是说对这个世界必须予以完全的、热烈的执着。这样一来，将会从绝对的绝对之中迸出来无限的喜悦，从盲目的隶属迸放出极度的自由，得到了自由，正是隐去了目的。

只要承认了生成变化的无辜，它便流露出自由的极限。自由的精神倾于必然的东西。现象的必然如果是绝对地不被中断，就不含有丝毫束缚，这就是尼采深远的思想。完全的执着完全的必然；这便是他对自由的反讽的定义。“自由从何而来”的问句，到那时便代之以“为何自由”的问句了。自由是与虚无主义暗合的。那是伟人的苦行，是“绷紧了的弓”。

从精神的丰富和充实所产生的这种高等的承认是无限制地肯定人的过失、痛苦、恶、杀人以及随人生而来的、惊异的、奇妙的一切事物。这是从赤裸裸的世界中，从赤裸裸的人中产生的。不要以为自己是宿命的，想成为一个违反赤裸裸的人，在这里须用上“宿命”二字。尼采的苦行是从宿命的认识开始而到达宿命的神格化的。宿命越是刚强，越值得感叹。道德、神、怜悯、爱等等，想向宿命索取回报，所以是宿命之敌。

尼采不企望回报。成长的喜悦就是绝灭的喜悦，但毁灭的只是“个人”，个人为求得自己的存在而进行反抗的行动在对成长的个人的绝对服从中消灭了。“对命运的爱”取代了过去的“对命运的憎恶”了。“不管我们知道与否或企望与否，每个人都协助了一切宇宙的存在。”个人于是没入民族的永久运动之中。“存在的一切东西是永恒的，大洋会把它们反拨到岸边来。”

这时，尼采回到了思想的起源即前期苏格拉底派。后者为了让他们所想象的原理保持永久性无辜，结果把原因除去了。虽然没有目的，赫拉克利特的“命运的游戏”却是永恒的。

尼采的努力，尽在成长中法则内存在，而在必然之中显示命运的游戏。“儿童是无辜的，是健忘的，是重新开始的游戏、旋转的车轮，最初的运动肯定神圣的才能。”

世界是无动机的，所以是神圣的。因此唯有艺术，才是无动机性的，所以能把握世界。无论是哪种判断，都不能理解世界，所以也像世界借“永远轮回”而反复一样，艺术给我们示以世界的反复。在同一块海滨沙滩上，原始的海在不倦地反复述说同样的话语。给我们一种无望而令人吃惊的同样的生存，但至少知道仍然会回到起点。同意一切东西都会回来，而热心地反复着才能分享世界的神圣。

人类的神性是兜着这样的圈子，最后才被导入的。反抗者最初否定神，继而准备取而代之。但反抗者必须把一切反抗甚至将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向神发起的反抗统统丢开，唯有如此才能成神；这就是尼采的使命。“如果有神，而我非神我岂能忍受。”事实上世界之中有这个神的存在。要加入那种神性，只要肯定便够了。“不必祈祷、祝福。”那么，地上必将充满人神了。

肯定世界并使之反复，把自己与世界同时重造便是伟大的艺术家和创造者了。尼采对所有的创造者只是高唱固有的利己主义与冷酷严峻。各种价值的转变只有把审判者的价值用创造者的价值取代时才能存在，意即对某些事物产生热情而对之尊敬时。没有不灭的神性，这是给创造者下的自由的定义。

尼采也在最后发生了动摇。“这是你不可饶恕的一点；你有权力，但拒绝签字”，他是应该签字的，但狄俄尼索斯的名字，因他疯狂时写给亚里亚的信而成为了不朽。

在某种意义上说，尼采的反抗还是达到了恶的宣扬。所不同的是，恶已不再是复仇了。恶是作为善的可能的一面，更确定地说是被视为宿命而接受的。所以恶被作为可以克服的东西，是被当作一种治疗方法。

在尼采的精神里，把不可避免的事物摆在面前而在心里傲然承诺。可是，我们知道尼采的子孙们怎样把这位自称为最后反抗政治的德国人拿来作为招牌而使用的。他在空想着艺术的暴君，但对于平凡人，专制是比艺术更为自然的。他嘶喊道：“与其帕西法尔，毋宁恺撒·博尔基亚”。而且他得到了恺撒·博尔基亚，尼采把他当成文艺复兴期的伟人。

个人屈服于种族的永久性，投入时间的大轮回中，才是尼采所主张的，而他们则以为民族为种族的特殊的场合，使个人屈服于这种愚笨的神前。他以恐惧和战争所表示的人生，堕落成一个国家的生物学了。无教养的君王们的民族死啃着权力的意志，终于为了自身利益，用到一向所轻蔑的“反犹太人的丑态”上。

他相信与知性所结合的勇气。他所说的权力，便是指与知性结合的勇气。人们在他的名义下使勇气与知性相对立。于是本来是其德行的反而变形成为相反的、盲目的暴力了。他遵循高迈的精神法则，把自由和孤独混合在一起了。他的“正午与深夜的深湛的孤独”在席卷欧洲的机械化了的群众中湮没不见了。

他是拥护古典趣味、讽刺、质胜于文的人，尼采以为贵族是不问任何理由都是实行道德之类的人；诚实而需要理由的人是可疑的贵族主义者；他热衷于公正，“公正成为本能，成为热情”；他以为狂信是理智的不共戴天之敌并且说最高的知性、最高的公正而执拗地奉行着。

可是在他死后33年，他的祖国竟把他供奉为欺骗与暴力的导师，而把他付出牺牲所得的观念与德行当作遭到百般曲解而让人憎恶的东西了。在知性的历史上，尼采的命运是无与伦比的。加诸他身上的误解是无法补偿的。在历史上虽有种种哲学的解释被出卖的事，但在尼采与国家社会主义之前，因特殊灵魂的高贵与错乱所照耀的思想，在世界人们眼前，由欺骗的夸耀与收容所中尸体堆积如山的恐怖情形所解释的情形是史无前例的。

超人的训诫居然成了下作方法的制造厂，这是应该澄清的。19世纪、20世纪反抗大运动的最后结果，如果必然成为这样无情的屈服而背向反抗，则“我的良心与你们的良心，不就已经是同一的东西了吗？”尼采在他的时代所发出的绝望的呐喊是不能反复的吗？

对我们而言，把尼采与罗森伯格（德国纳粹政治家）混为一谈，始终是不恰当的。我们应该替尼采辩护。这一点他自己便曾断言：“解放了精神的人必先自洁。”他早就预先警告了他的不洁的子孙。至少，他所思考的那种精神的解放，是不是会拒绝自己净化，这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

对于尼采，支持着他的行动本身的，是一种独特的法则与理论，这也许就是他的哲学之所以披上血腥的外衣的原因。他的著作是不是有可以被利用为决定杀人方面的东西呢？凶手们因文字而否定精神，为了要把文字中属于精神的东西也加以否定，是不是会在它们中找不到借口呢？对这一疑问，回答是肯定的。回顾尼采思想上方法的方向（虽不能说他自己曾遵循不渝），他的反抗的理论没有界限。

凶手发现那个证明，不是对尼采偶像的否定，而是使尼采的著作成为辉煌的热情的肯定，这是非常明显的。肯定一切也就假定了肯定杀人者而且承认杀人的两个方法。当奴隶肯定一切时，他肯定主人的存在和苦恼。所以耶稣以顺从忍耐劝诫世人。

当主人肯定一切时，也是肯定奴隶状态和他人的苦恼。这里有对暴君与凶手的赞美。“既是永久欺骗、杀人的人生，而竟然相信不说谎、不杀人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岂非可笑？”但事情的确如此。形而上的反抗的最初行动不过是对人生的虚伪与罪恶的抗议罢了。尼采的肯定是忘却根源的否定，否定了反抗本身，同时也否定了拒绝赤裸裸的世界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