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七章《快乐的知识》（7）（5 / 13）

在生命中的某些时期，人们往往会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心虔诚地相信他们的生活模式使他们注定要从事这个行业，他们根本不曾意识到自己有扮演其他角色的机会，也不知道其中的专横，更不明白“命运决定一切”是无处不在的。

阶级、同业公会，以及继承而来的世袭商业权威，借助这种信仰，培植出不同寻常的社会高塔，使中世纪显得极为特殊；而在所有事件之中，有一样仍然是他们深信不疑的，那就是耐力，坚忍是世上最高层次的品格。但是，也有与此完全相反的时代，即适当的民主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逐渐忘却这种信仰，另一种冒昧的坚信和颇为矛盾的观点模式，取代了前者而崭露头角。

雅典人的坚信，便是伯里克利(6)时代最显著的特色，现今美洲人的坚信也日渐成为欧洲人的坚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几乎什么事都能做，几乎任何角色皆能扮演，同时人人皆以自身做实验，去尝试全新的一切，以愉悦的心情去尝试，其中所有天性都消失，蜕变成人为的东西。

希腊人采纳了这种角色的信条，即艺术家的信条，如果你乐于如此称呼，一步又一步地接受考验，众所周知，这是一种奇怪的转变，各方面都不值得模仿；他们成为真正的舞台剧演员，并且为之心醉神迷。他们征服了全世界，最后甚至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是希腊的历史征服了罗马，而非如一般无知的人所说的，是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

然而，我所担心也是目前显而易见的，我们现代人业已站在同一条道路上了；无论何时，当一个人开始自觉到他所扮演的是个怎样的角色，而他又必须将一个舞台剧演员的角色扮演到何种程度，他就真正成为一个舞台剧演员了。

人类的新植物群和动物群应时而生，这是在较稳定，较有限制的时代所无法滋长的；于是，每逢历史上最有趣，也最愚蠢的时期，他们便可崭露头角，而其中各式各样的“舞台剧演员”就是真正的主宰。

正是由于这一类型的人所受到的伤害愈来愈严重，结果他们无能为力；在所有伟大的“建筑师”当中，建筑的力量已经逐渐瓦解，为遥远的未来计划准备的勇气，也遭受重挫，具有创造能力的天才开始缺乏。谁敢冒险承担完成黄金时代所定的工作？基本信念逐渐消失，以个人所能拟订、应承和参与的未来计划为基础，倾己所有做一番奉献、牺牲；结果，人的价值和重要程度，就如同一个大建筑物中的小石子一般，为了达到其目的或效用，他首先得坚硬，他必须是块“石头”，而不是一个舞台演员。

简而言之，唉！这个事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将会成为秘闻，以旧名词的意义来说，便是一个社会，此后不再被建造，也无法再被建造了；因为，要建造这种结构，样样缺乏，尤其是材料。我们每个人都不再是社会的材料，这是当前的事实！

在我看来，还有一件不重要的事情，这件事同时是最短视，最不虚假，且无论就哪一方面来看，都是当今人类最嘈杂的一种，我们的朋友，社会主义者、信仰、希望、梦想，尤其是歇斯底里的尖叫和一些狗屁文章，几乎都形成一种对立。

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未来他们所用的口号：“自由社会”，在每张桌子、每面墙上皆可看到。自由社会？可笑！真是可笑！各位先生，你可知道他们凭借什么来建造这个自由社会？凭木制的铁！凭著名的木制的铁！甚至还不是由木头制成的……

357老问题：“德国人是怎样的？”

让我们不要计较德国知识分子带给我们的真正哲学思想，他们是否也计较整个民族的信用呢？我们能否说他们同时是“德国心灵”的作品？就我们习于思考的感觉而言，这些作品能不能成为一种象征，譬如说，柏拉图的理念狂，他对理念几乎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这是“希腊心灵”的明证吗？或者，反之才可能是正确的？他们个人对整个民族而言是否有相当的异常，就像歌德无愧于心的偶像崇拜？或者如俾斯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俾斯麦所谓的“实用政治”？也许我们的哲学家与“德国心灵”的需要背道而驰？简而言之，德国哲学家是否真的是有哲学思想的德国人？

在此，我提出三个例子。

第一，莱布尼茨(7)独一无二的洞察力，这个洞察力不仅使他比笛卡儿有利，同时也比与他同时代研究哲学的人都要有利，这种意识只是一种心象的意外，而并非其必需或主要的特质。因此，我们说，意识只不过是我们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一种状态（也许是一种病态），而绝非世界本身。在这个思想中，是否有任何德国人尚未尽心竭力去探索的深奥之处？有没有任何理由认定一个拉丁人不会在这种外表的反象上犯下错误？

其次，让我们回想一下，康德在诠释过因果律之后，写下了对疑问的批注，他并不像休谟(8)那样，怀疑它的合法性；相反，他在这个意义重大的批注中，谨慎地界定其范围，我们的注意力尚未脱离这些界限。

接着，再看第三个例子，黑格尔(9)那令人惊讶的打击，当他冒险在传授各类概念会彼此相长的时候，还并不擅长逻辑用法。欧洲的思想家由这个理论已可预见达尔文主义最后一项伟大运动，要是没有黑格尔的话，达尔文便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凡人。在黑格尔首次将进化的决定性概念带进科学革新中时，是否有任何原本就属于德国人所有的东西？

是的，毫无疑问，我们在三个例子中都察觉到，有些我们自己的东西“被发现”或预测，我们为此感激，同时也惊讶；这三个原则中的每一个都是德国人的自我忏悔、自我谅解和自知之明当中最为细心的一部分。我们赞同莱布尼茨所谓“我们的内心世界甚为丰富、宽阔而且隐秘”的说法；不过，身为德国人，我们就和康德一样，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根本妥当，对一般可被称为因果作用的事物都感到怀疑，而可知的一切在我们目前看来似乎没什么价值。

我们德国人应该都会像黑格尔一般，就算以前不曾有黑格尔这个人存在，因此我们不把一切归因于“是”，而归因于意义更深、价值更高的转化和进化，我们对“存在”这一概念的妥当毫不相信。这是比较特殊的事例，我们无意对人性逻辑，对逻辑本身，对唯一的逻辑让步；相反，我们宁可相信这只是个特殊的例子，而且可能是最奇怪，也最愚蠢的一个。

叔本华的悲观论，也就是说，存在价值的问题是否也属于德国人，我倒认为不是。在这个问题之后，发生的事儿就可以预见；因此，一个心灵的天文学家可以计算出这件事将会发生的时刻，基督教上帝的衰微、科学无神论的胜利，是全球性的欧洲事件，其中每一民族都参与了仪式并分享荣耀。

反之，倒是德国人耽误无神论的胜利甚久，并且曾使之陷入最危险的境地，尤其是黑格尔，更使这胜利迟滞延搁，他企图以我们的第六感“历史感”，来说服我们相信存在的最后神性。

哲学家叔本华是德国第一个自认不变的无神论者，他对黑格尔的敌意由此可见端倪。他认为存在没有任何神性，这是非常明了的，也容易证明，因此是毋庸置辩的事实；当他看到任何人对此感到犹豫或做旁敲侧击的刺探时，常会失去哲学的沉着而变得激动。

由此看出他那刚直的性格，他提出“绝对诚实的无神论”这个问题，便是欧洲意识最艰苦的胜利，也是两千年来对真理训练的一项验收行动。最后，对上帝信念的那套谎言也就无法再继续容忍下去了。

我们可以看出来，基督教上帝究竟获得了哪些成果，基督教道德的观念和诚实的理念，也日益严谨；无论付出的代价如何，基督教意识自白的奥妙，终究解释并提升了科学的意识和知性的纯度。将自然视为神的善与眷顾的明证，就是对自然的蔑视；以神性的理由来解释历史，就等于对世间道德次序和最终目的做证明。

以一个虔诚的信徒长久以来的态度，去解释个人的经历，每件事皆是天意，是神眷顾的暗示，是某些为了拯救灵魂而被计划的要素，凡此种种已成过去，它已意识到要与之对抗，所有敏锐的意识均视其为声名狼藉的和可耻的，同时也是虚弱的、衰退的和怯懦的，因此，我们不妨说：我们是优秀的欧洲人，是欧洲最勇敢的自我征服者的后裔。

当我们如此反对基督教的解释，并蔑视其“意义”而认为那是虚伪的时候，我们便立即面临到叔本华所提出的问题：活着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需要几个世纪才能获得完全的了解，而叔本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果我可被原谅，一个早熟而幼稚的答案，只是妥协。

他所提出的问题，一如我们先前所言，以身为一个优秀的欧洲人、而非德国人的身份，或者德国人凭着对叔本华问题的了解，是否证明了他们与他内在的联系和关系，他们对此问题的准备，以及他们对此问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