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上帝之死》（4）（3 / 4）

死亡是最后的，死亡之后什么也没有了。强者要生活于这种方式之下，也就是说，在适当时候他要更具有向死的意志。只有生活才重要；它是绝对的，而死却是相对的。基督教只把死歪曲成为一种可怕的滑稽剧。因此在基督教之中，健全者和强有力者都受到惩罚，而受缚者和奴性者却得到完全的祝福，因为他们已经压抑了生活中最大的自然冲动。他们活在对生活的恐惧中，因此渴望登上天国，但强者绝不畏惧生活。对死的恐惧是一种“欧洲病”，它削弱了人的生活意志。

因此即使死亡也不能让恐惧有自己的方式。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人，当他增长中的观察力不再增长的时候，他就想死了。病人是一种寄生虫，不宜继续活下去。他不应该让别人因他的悲惨境况而受到连累。我们应该告诉那些卑微的群氓，他们是别人的负担。创造的超人将知道什么时候去死，因此自杀成为一种神圣的行为。

这些对生死意义的解答表现出尼采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尼采不认为这种虚无主义是颓废的，他认为这是欧洲人衰颓的精神状况的一部分。他自应去讥评一切既存的价值，创造各种新的价值以及引导人们超越现有的善恶观念，这是他的使命。

不论批评尼采的人的看法如何，他自己生活的悲惨以及他的哲学对德国和欧洲历史的不幸预言，竟一语成谶，尼采扮演一个最大破坏者的角色。

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1887年，尼采看过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他徘徊于对耶稣的尊敬与轻视之间，尼采似乎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知道，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生活在两个极端。陀思妥耶夫斯基尊重无名小卒、谦卑的圣徒和悔改的罪人，而尼采却高傲地赞扬孤独的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容易消失在他小说中许多人物的背后，而尼采绝不会让我们忘记他是一个在评断这个世界的人。

尽管如此，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很多非常类似的地方。

（1）他们两人对于人性都有透彻的认识，尼采自传的名称《瞧！这个人》这几个字，是彼拉多把荆棘王冠戴到耶稣头上时对犹太人所讲的话，尼采用这个名称做他自传的标题，有点奇怪。尽管我们可以解释他自传的写作是在他快要发疯的时候，但是散见于全部著作和书信中的许多话，却是一种暴露这位孤独思想家内心秘密的伟大独白。

在不同方式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小说的题材都是他自己生活的写照：死刑、减刑、放逐、癫痫、赌博、宗教的怀疑和自苦、悔恨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憎恨等等。他的世界是一个病弱的世界。

（2）他们两人都激愤地撕开人类的伪装和道德的假面具。他们两人都生活在他们所属的中产阶级之外。尼采相信，不应以基督教的道德观念来激发生命，而应以生命的高扬精神亦即希腊狄俄尼索斯式的狂热精神来激发生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人沉睡的天才中，看到了这种精神，他相信这将促使欧洲人和亚洲人的自由得救。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国的幸福将包含许多痛苦，像尼采的超人担负很多悲苦一样。这些预言在我们这个时代以一种最不幸的方式实现了，法西斯政权的极权主义曾为人类带来最大的不幸和痛苦。

（3）对于这两个人而言，幸福、健康或疾病不再能够用来理解人的存在。尼采认为基督教是歇斯底里的癫痫的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白痴也苦于癫痫，癫痫这种“神圣的疾病”也是作者自己悲惨的负担。

尼采宣称基督教是群氓的宗教，群氓只求安全而不能经营任何精神生活，这个思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法庭审判官所表现的厌世主义颇为相像。不过，陀氏小说中大审判法官是优于尼采的超人的。因为大主教至少对这些“孩子”还感到有些责任，而尼采却蔑视他们，让他们被消灭，主张唯有更高类型的人才值得生存。

这两位思想家都没有脱离过痛苦，但他们对于痛苦的解释却很不相同。尼采会同意伊凡·卡拉马佐夫的看法，如果一个人受苦至死而能带来人类的幸福的话，受苦也值得。伊凡的兄弟阿廖沙却宣称，在任何情况之下，他都不能做这种甘愿自己受苦的残忍之事。

尼采终生患病和他对疾病的英雄式的反抗在他的创造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致使他将疾病提高到形而上的层次。他常常告诉我们，他的病如何使他在明显的、常规的生活意义之外追求特殊的生活意义。疾病与健康不是对立的东西，而是不同的存在层次。疾病提高富有创造力的人的英雄气概，而这种英雄气概是产生伟大事物的唯一条件。所以尼采认为疾病可以产生精神的健全，克服疾病可以产生狂喜，而健康却有满足的趋向，它是让人不能认识生命秘密的一种阻碍。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以同样的态度来看疾病，他把疾病当作智慧的一个深刻渊源。像尼采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疾病和疯狂的重担可以使人看到终极真理。这两个人都是生活在变态的边缘，都不承认疾病是一种弱点。

（4）正如他们把健康和疾病看作不充分的概念一样，他们也认为道德上的善恶是过时而不中用的，尼采的超人生活在善恶的彼岸，他问：“今天，谁还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问题表明欧洲显现出来的道德混乱和人情冷漠。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没有什么善恶”，他的批评类似于尼采在《曙光》一书中所谓的“反道德运动”，在这本书中，尼采反对一般的道德教条，并说平常美德的基础只是利己主义，只是一种保持个人平静和解脱的欲望。

跟克尔恺郭尔一样，尼采认为，神学家把上帝弄成充满神秘感的人格神，世风被伪装的道德和社会的虚伪所扭曲了。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受惑者》中的大主教和基里罗夫很接近尼采。

（5）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在信仰和怀疑中挣扎，从来没有把这两个东西分开。尼采对他的新超人的信仰程度不如他对群氓的蔑视程度强烈，他不停地在内心斗争，必然把信仰与怀疑混淆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怀疑主义颠倒了我们对罪恶和美德的观念。可是尼采透彻的无神论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与不信的摇摆不定中是找不到的，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主角伊凡·卡拉马佐夫感到自豪，而伊凡却是勇敢的无神论者。

（6）这两个人都是人类最大的扰乱者，他们对未来欧洲不幸的预言，在许多方面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他们两人都有克尔恺郭尔那样的预感，感到欧洲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对这两个人思想的曲解让人们认为他们对晚近历史的发展仅仅提供了一种最具破坏性的动力，其实他们不会同意这种发展。

无论在什么地方，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他对俄国未来的希望时，几乎是带有一种圣书式的期望气氛，但他对基督重临俄国的信心，现在已被变为反基督教的政治信条，列宁以“进步”代替了这种宗教见解，以暴行代替“幸福”。

同样，由于激发德国民族主义的幻想和加强种族优越的看法，尼采对近世历史的变动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希特勒不是尼采超人的化身，而纳粹主义受尼采哲学的影响远不如受其他渊源的影响大。因为纳粹利用他来诱骗无数的人。他对中产阶级的攻击，对一切道德规范的讥评，对基督教道德的敌视等，希特勒的信徒们都很喜欢并加以利用。

说他是纳粹主义的直接先驱，这言过其实。德国文豪托玛斯·曼说得好，“说尼采创造了法西斯主义，不如说法西斯主义创造了尼采来得更准确一点”。尼采所表现出来的观念是很多欧洲人心中的思想预言。

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俄国人中看到这些帝国主义者的趋势。这两个人都属于思想家、诗人、历史家和预言家的范围，这个范围内的人的观念已被当作在追求权力的赤裸斗争中的一个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