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上帝之死》(4)(4 / 4)
这些话并不能概括尼采在整个人类思想中所承担的角色。他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炸药。他的思想在人们失去其对宗教、教会、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信仰的“期望时代”,曾经是并且将继续是许多人的精神滋养品。从他的虚无主义和否定一切价值这一点看来,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萨特
萨特赞扬人的自由,他的《苍蝇》一剧把希腊奥勒斯特的神话戏剧化,奥勒斯特为报父仇,杀死他的母亲和母亲的情夫。他不畏任何神灵来惩罚他,他向宙斯大声怒喊:“我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我是我自己的自由!一旦你创造我,我就不属于你了”!因此良心的不安不再是道德法则的必要条件。它们只是一些令人讨厌的苍蝇,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必须把害虫远远驱逐。
根据萨特的看法,人不知道他自己的自由,就如奥勒斯特一样,让自由像闪光给击倒了。诸神已失去了对他的支配权力,他肯定了尼采所谓“上帝已死”的宣告。悔恨只会消灭自由,人必须创造他自己的道路。
萨特这种说法是“新人文主义”,这是一切以人为中心而反对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人是自己的主人不是上帝的奴仆,没有任何由上帝所定的道德原则可以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也就是说,人完全独立于任何预定的道德原则之外。
萨特的“自由”看来好像是道德的无政府状态,其实只是强调人的自决自立,把一切责任从上帝的肩膀上移到自己的肩膀上,人担负了一切责任,就难免绝望,感受到生命无意义和孤独苦闷之感。因此生命缺乏意义,绝望、狐独、苦闷不是人的偶发情绪,而是人生存的基本结构。例如,生命的无意义感正是人为生命自我创造意义的一个条件。这种基本结构显露人的尊严,表现出英雄主义的道德。
加缪
加缪也认为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但他仍不断地为生命寻求意义。他的难关是如何寻找一个机会,在不信上帝的情况下完成道德。他自问:在不信上帝的情况之下,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圣者?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个非常具体而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东方人看来根本不成问题,可是在西方人看来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卡夫卡
卡夫卡的主题是那个众所周知的罪恶的意义问题,这种罪恶是加之于那些不能认识他们道德责任的人身上的。卡夫卡小说中有些人物不知他们是有罪的。这个事实从心理分析的经验中得到一种特别的意义,就是说,任何心理分析的真正目的不是恢复早期的烦扰的创伤,而是唤醒对它们失去的记忆。卡夫卡小说中有罪的那些人,四周都是好像无所谓善恶的人,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到处都充满罪恶的观念,也没有那种赎罪性质代人受苦的观念。上帝真的是死了。
在卡夫卡的作品里,到处充满绝望,卡夫卡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已失去了接近上帝乐园的机会,在罪业中无穷无尽的折磨代替了永恒的福祉。克尔恺郭尔那种上帝对人类的爱的矛盾是荒谬、不可思议的,在卡夫卡的思想里这种爱是完全没有的。因此所谓上帝宽恕人类那种神秘的活动也就没有了。到处是孤独和绝望,而上帝却消失了。我们可以说,卡夫卡的小说代表了尼采反基督思想以后一个极端典型的例子。
结语
克尔恺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卡夫卡,都对人类在面对自己和他人时的那种伪装既怀疑又恐惧。他们猛烈责难他们同时代的人,尤其是那些与他们同时代的中产阶级,认为他们的生活没有达到他们自己所宣示的道德标准。克尔恺郭尔声称教会是愚弄上帝的骗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再暴露潜伏在人类高贵外衣之下甚至在教会本身中的许多恶魔,尼采认为基督教与中产阶级都是愚昧无聊而不合时宜的。卡夫卡则不知道世上有足以抗拒无所不在的罪恶势力的勇敢人物,他相信基督教的手正在衰朽。
克尔恺郭尔锐利的真理和豪迈的个人奋斗使现代人超出新教思想的范围。他使我们看到很多虚伪基督徒生活的浅陋,也使我们看到在政治上利用基督教的完全的欺骗。欧洲人正在逐步认识晚近思想大变乱的精神渊源。
上帝已为陈迹,变成一个遥远的回忆,就像一个唯物主义社会把上帝看成危机一样。现在,加入基督教会只是家庭传统的一部分,而克尔恺郭尔需要的却是我们要努力变成一个基督徒,不是做一个现成的基督徒。克尔恺郭尔攻击教会与国家结合的思想已普遍地为现代欧洲人所接受,可是它的精神含义现在才被更深入地认识。
不但教会或基督教或所谓基督教社会需要拯救,就是这个社会中的异教徒或是敌视信仰的人也需要基督教的服务,只是这种服务为那些受过训练的人了解的专门语言所阻碍。
克尔恺郭尔要我们变成“焦虑王国”的公民,他需要一种生活方式,即存在的信仰。
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攻击基督教社会。他的最大功绩在他描写了人的二元性,我们固然生活在自觉的错误或美德的世界里,也是下意识的力量即不合理冲动的牺牲品,这种下意识的不合理冲动让我们的本能和怨愤流露出来。
尼采对基督教的攻击,在晚近欧洲史上是对教权阶层的一种最有力的打击。他否认组织化的基督教自称是一种道德制度的说法,他认为上帝是违反人性的。只是他的超人哲学被纳粹德国利用了,因而使人们强烈反对他自认为有很高价值的见解。
德国的天才大量涌现在哲学与宗教思想的范围内。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在不同的神学学说方面人才辈出。
德国是一个主要的国家,这些神学学说改变了现代基督教的面貌。但是德国也产生了些最富挑动性的宗教或反宗教思想。他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像尼采这种不断强调上帝已死的思想家。上帝在19世纪已经死了,那么,20世纪的人类是不是还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呢?这个问题变成了西方人最大的不安所在。
刘崎于196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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