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人生的智慧》（3）（2 / 5）

人生就像一副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

只要稍微考查一下就会知道，人类的幸福有两种敌人：痛苦与厌倦。进一步说，即使我们幸运地远离了痛苦，我们马上就靠近厌倦；若远离了厌倦，我们又会立刻跌进痛苦之中。生命呈现两种状态，那就是外在与内在、客观与主观，痛苦与厌倦在两种状态里都是对立的，所以，生命本身可说是剧烈地在痛苦与厌倦之间来回摆动。

贫穷和困乏带来痛苦；太得意时，人又生厌。所以，当社会底层无休止地与困乏也就是痛苦做斗争时，上层社会却和“厌倦”打着持久战。在内在或主观的状态中，对立的起因，是人的受容力与心灵能力成正比，而个人对痛苦的受容度，又与厌倦的受容度成反比。

现解释如下：根据“迟钝”的定义，所谓迟钝是指神经不受刺激感觉不到痛苦或焦虑，无论后者多么巨大。知识的迟钝是心灵空虚的主要原因，唯有经常兴致勃勃地注意观察外界的细微事物，方能除去许多人脸上流露的空虚。心灵空虚是厌倦的根源，这就好比兴奋过后的喘息，人们需要寻找某些事物来填补空下来的心灵。而所寻求的事物又大多类似，试看人们依赖的消遣方式，他们的社交娱乐和谈话的内容，不都是千篇一律吗？再看有多少人在阶前闲聊、在窗前凝视屋外。

由于内在的空洞，人们寻求社交、娱乐和各类享受，因此产生了奢侈浪费与灾祸。人避免灾祸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增长自己的心灵财富，人的心灵财富愈多，厌倦所占的空间就愈小。那永不竭尽的思考活动在错综复杂的自我和包罗万象的自然里，寻找新的材料，从事新的组合，我们如此不断鼓舞心灵，除了休闲时刻以外，就再不会让厌倦乘虚而入。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高度的才智根植于高度的受容力、强大的意志力和强烈的感情。这三者的结合体，易动感情，对各种肉体和精神痛苦的敏感性增高，不耐阻碍，厌恶挫折——这些性质又因高度想象力的作用，更为增强，使整个思潮，包括不愉快的思潮，都好似真实存在一样。以上所言的人性特质，适用于任何一种人——从最笨的人到天才。所以，无论在主观方面还是在客观方面，一个人接近了痛苦便远离厌倦；反之亦然。

性格决定看法，看法左右情绪

人的天赋气质决定他受苦的种类，客观环境也受主观倾向的影响，人所采用的手段总是用来对付他所易受的苦难。因此，客观事件有些对他有特殊意义，有些就没有什么特殊意义，这是由天赋气质来决定的。聪明的人首要努力争取的无非是免于痛苦和烦恼，求得安静和闲暇，以过平静和节俭的生活，减少与他人的接触，所以，智者在跟他的同胞相处了极短的时间后，就会退隐，若他有极高的智慧，他更会选择独居。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愈多，求之于他人的愈少，他人能给自己的也愈少。所人，智慧愈高，愈不合群。当然，假使智慧的“量”可以代替“质”的话，活在大世界里才划算。不幸的是，人世间一百个傻子也无法代替一位智者；更不幸的是，人世间傻子何其多。

然而那些经常受苦的人，一旦脱离了困乏的苦痛，就立即不顾一切，求得娱乐消遣和社交，唯恐自己独处，与任何人一拍即合。只因孤独时，人需委身于自己，他们内在的财富的多寡便显露出来：愚蠢的人，此时虽然身着华衣，也会为了他们有卑下的性格而呻吟，这原是他们无法放下的包袱，然而，才华横溢之士，虽身处荒原，也不会感到寂寞。

塞涅卡宣称：愚蠢是生命的包袱。这话实是至理名言，实可与耶稣所说的话媲美：愚人的生活比地狱还糟。人的合群天性大概和他们知识的贫乏以及俗气成正比。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只有独居和从俗两种选择。据说黑人是顶爱群居的，在智力的等级上，他们也居于最底层。有一次，我曾在一张法国报纸上看到，北美的黑人，不论自由人还是奴隶，都喜欢一大堆人挤在小屋里，因为他们不能忍受独居，拥挤使他们看不见对方的狮子鼻。

智者和愚人怎么利用闲暇

脑——可以视作有机体的寄生物，它就像一个住在人体内接受养老金的人。而闲暇——个人的意识及其个性自由活动的时刻，却是体内其余部门的产品，是它们辛苦、劳累的成果。

然而大部分人在闲暇时刻里，得到些什么呢？除了感官享乐和浪费外，只有厌倦与无聊。这样度过的闲暇真是毫无价值。阿里奥斯托说：“无知的人的闲暇是多么可悲啊，而如何享受闲暇实是现代人的最大问题。平常人只想着如何去‘消磨’时光，有才华的人却‘利用’时光。”世上才智有限的人易生厌倦，因为他们的才智不独立，只是用来做执行意志力的工具，以满足自己的动机；他们若没有特殊动机，意志就别无所求，才智也休息了，因为才智与意志都需外物来发动。

如此，闲暇的结果是各种能力可怕的停滞，那就是厌倦。为了消除这种可悲的感觉，人们求助于仅可取悦一时的琐事，只图从各种无聊琐事中得到刺激，好发动起自己的意志，又因意志尚需才智之助方能达到目的，所以，借此得以唤醒停滞的才智。但这些人造的动机与真正的、自然的动机比起来，就好像假钱和真钱一样，假钱只能在玩牌时玩玩，是派不上真用场的。所以，这种人一旦无事可做，宁可玩手指、敲桌子、抽雪茄，也懒得动脑筋，因为他们没有脑筋可动。

所以，当今世上，社交界的最主要职责是玩牌，我认为玩牌不但没有价值，而且是思想破产的象征。因在玩牌时，人们不事思考，只想去赢别人的钱。这是何等愚蠢啊！但是，为了公平起见，我仍录下支持玩牌者的意见。他们以为玩牌可作为为进入社会和商界所做的准备工作，因为人可以从玩牌里学到：如何灵活运用一些偶然形成又不可改变的情况，例如，手中分到的牌，并且，得到最好的效果；如何假装，在情况恶劣时摆出一副笑脸。这些是人在社会上必备的手腕。但是，我以为，就因玩牌教人如何运用伎俩、阴谋去赢取他人的东西，所以它是败坏道德的。

这种由牌桌上学来的习惯，一旦生了根，就会转而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将日常事件和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都视同玩牌，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人人都无所不用其极。这种例子在商界，真是比比皆是。闲暇是存在必然的果实和花朵，它使人面对自己，所以内心拥有真实财富的人，才真正懂得欢迎闲暇。

然而，大多数人的闲暇又是什么呢？一般人总把闲暇看成是一无是处似的，他们对闲暇显得非常厌倦，当成沉重的负担一样。这时他们的个性，成为自己最大的负担。说到这里，亲爱的兄弟们啊，让我们庆贺吧！因为“我们终究不是女奴的孩子，而是自由的儿女”。人该摆脱一切心理束缚，使自己回归自由。

进一步说来，所需很少、输入愈少的国土愈是富足。所以拥有足够内在财富的人，他们向外界的寻求也就很少，甚至一无所求，这种人是何等幸福啊！输入的代价是昂贵的，它显示该国尚不能独立自主，它可能引起危险，徒生麻烦，总之，输入是比不上本国自产的。这样说来，任何人都不应向他人或外界索求太多。

我们要知道每个人能为他人做的事情，本来就有限，到头来，任何人都是孤立的，要紧的是，知道那孤立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这个道理便是歌德在《诗与真理》一书的第三章中所表明的：在任何事情当中，人最后必须，也仅能求助于自己。奥立弗·高尔斯密在《旅行者》中不也曾说过：

行行复行行，能为己寻觅。

快乐的源泉就在自身

人所能作为和成就的极限，不会超过自己。人愈能做到这一点，就愈能发现自己原是一切快乐的源泉，就愈能使自己幸福。这便是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伟大真理：“幸福就是自足”。所有其他的幸福来源，本质上都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它们都如过眼云烟，随机缘而定；也都经常无法把握，所以在极得意的情况下，也可能轻易丧失，这原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事情。当年长老迈，这些幸福之源也必然耗竭：到这个时候所谓爱情、才智，旅行欲，爱马狂，甚至社交能力都舍弃我们了；可怕的死亡，更夺走我们的朋友和亲戚。在这样的时刻，人更需依靠自身，因为唯有自己才是长久伴随我们的，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里，自己是唯一纯正和持久的幸福的源泉。

在悲惨与痛苦的世界中，我们究竟能求得什么呢？每个人到头来除了自己外原来都是一无所有啊！人一旦想逃避悲惨与痛苦，又难免落入“厌倦”的魔掌。况且在这个世界里，又常是恶人得势，愚声震天。个人的命运是残酷的，而整个人类也是让人怜悯的。世界既然如此，也唯有内在丰富的人才是幸福的，这就好比圣诞节时，我们是在一间明亮、温暖、充满笑声的屋子里，而缺乏内在生命的人，其惨状就好比在暮冬深夜的冰雪中。

所以，世上命运好的人，无疑是指那些具备天赋才情、有丰富个性的人，这种人的生活，不一定光辉灿烂，却是最幸福的。年轻的瑞典女王克里斯汀才十九岁，除了听别人的谈论外，她对笛卡儿的了解仅限于一篇短文，因为那时后者已在荷兰独自隐居了二十年。她说：“笛卡儿先生是最幸福的人，我认为他的隐居生涯很令人羡慕。”当然，也需有利的环境，方能使笛卡儿如愿以偿，成为自己生命和幸福的主宰。就像在《圣经·传道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智慧对具有丰厚遗产的人方是好的，对活在光明里的人才是有利的，为自然和命运赋予智慧的人，必急于小心地打开自己内在幸福的源泉，这样他就需要充分的独立自主和闲暇。人要获得独立自主和闲暇，必须自愿节制欲望，随时存神养性。更需不受世俗喜好和外在世界的束缚，这样人就不致为了功名利禄，或为了博取同胞的喜爱和欢呼，而牺牲自己来屈就世俗低下的欲望和趣味。有智慧的人是绝不会如此做的，而必然会听从贺拉斯的训诫。

贺拉斯在给默斯那斯的书信中说：世上最大的傻子，是为了外在而牺牲内在，以及为了光彩、地位、壮观、头衔和荣誉而付出全部或大部分闲暇和自己的独立。歌德不幸如此做了，我却侥幸没有这样做。现代社会依靠群众来为自己涂上生命色彩的人，又何其多啊！

我在此所要坚持的真理，是人类的幸福主要根植于内在，这是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的某些精确观察相互印证的，亚里士多德以为，幸福预设了某种活动及某些能力的运用，没有这些，幸福就不能存在。斯托拜阿斯在注解逍遥学派的哲学时，对亚里士多德以为人类幸福在于能自由发挥各种天赋才能到极限的主张，做了如下的解释：“能够有力而成功地从事你所有的工作，才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