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70年代被吃绝户的女儿11（1 / 1）

时间返回杨勇下乡的第二天，就在杨建业心神大乱的下午，天色将黑未黑，筒子楼各家都在忙着做晚饭，楼道里飘散着油烟和饭菜香，人影杂乱。

李茨蹲在距离“东风棚户区”两条街外的一个废弃砖窑后面。这里原先是市砖瓦厂的取土坑，厂子前年搬迁后，就只剩下些断壁残垣和疯长的野蒿草，平时连捡破烂的都不来。

她先脱下身上的学生装——藏蓝色的确良上衣，黑裤子，白球鞋。这些容易暴露了，和棚户区格格不入。她把衣服仔细叠好，塞进带来的破麻袋最底层。

换了一身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明显大几号的深蓝色旧工装，戴着顶同样破旧的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她脸上用锅底灰混合凡士林淡淡抹了一层，显得肤色暗沉粗糙，又在眼角、嘴角用细笔点了些褐色的、模仿皱纹和憔悴的痕迹。她弓着背，手里拎着一个看不出原色的破麻袋，上面装着些捡来的碎煤核和烂菜叶，步履拖沓，完全是一个疲惫肮脏的拾荒老妇形象。

这是她根据之前就想好的，根据观察棚户区最多的拾荒妇女形象结合现有条件做的紧急伪装，只为短暂经过、不引人细看。

她知道杨家现在只剩杨建业和几个惊慌失措的孩子，杨建业下午被谈话打击，此刻估计还焦头烂额的找门路。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通往棚户区的路是一条坑洼的土路，前两天下过雨，低洼处还有发黑的积水。空气里的味道也复杂起来：煤烟、尿臊、霉味、廉价烟草，还有不知道什么食物馊掉的气息。

李茨低着头，沿着路边走，眼睛的余光快速扫视。巷口有几个手里搓着麻绳的妇女，瞥了她一眼，没在意——棚户区生面孔的穷苦人，在这里太寻常了。一个流着鼻涕的小男孩追着一个铁圈从她身边跑过，溅起几点泥水。

前面就是杨建业家。比她想象的还要破败。一间低矮的砖土混合屋子，屋顶一半是黑瓦，一半覆着油毡，用砖头压着。窗户很小，糊着发黄的报纸，看不清里面。

门是几块木板拼的，门轴歪斜，关不严实。屋旁搭了个更矮的斜披棚子，应该是厨房。她心跳微微加速，但脚步未停，神情更麻木了几分。心里默念不能停，不能东张西望，一个真正的路人或捡破烂的人，不会对这样一户普通破房子感兴趣的。

目光快速掠过房屋结构。屋子是砖土砌的，墙角有些破损。后面是另一条更窄的夹道，堆满杂物，很少有人走。

她佯装被地上的碎石绊了一下，踉跄半步，嘴里含糊地嘟囔了一句谁也听不清的话，自然地拐进了屋子侧面通往后面夹道的缝隙。

确认没人注意，迅速闪到杨家那扇破旧的木门边。门关着，她用小刀从缝隙中轻轻一拨，门应声开了一条缝。里面没开灯，黑乎乎的，隐约还能听到邻居小孩的哭声，但杨建业家里没有动静。

她屏住呼吸，从怀里掏出两个用油纸仔细包好的小包。一包是她在废品站那堆旧纸里精心挑选出的“料”——里面是那张关键的、印有模糊旧徽记的票据残片和《红楼梦》诗句残页，用细麻绳捆着。

另一包，是三枚小小的、边缘有些发黑的银元——是李秀兰压箱底的陪嫁之一。

她将第一个油纸包塞进窗户缝隙下方一个墙体的轻微裂缝里，用碎土补齐了一下缝隙，但仔细搜查时肯定能被发现。第二个油纸包，她瞄准屋里那张破桌子，把银元这个包轻轻的卡在桌子下的阳角，摇晃了一下，很好，擦桌子的时候不会掉下去。<

搜的仔细容易发现，如果草草略过就看运气——而在这个年代，这种“运气”往往就是“天网恢恢”或“群众眼睛是雪亮的”。

做完这些，她立刻关上窗，低着头，弓着背，从夹道另一头慢慢挪出去。这条夹道通向另一条稍微宽点的巷子，有几个老头蹲在门口抽烟，看了她一眼，没在意的转过头接着说话。

直到走出棚户区，走到那条土路上，走到旁边的公厕里，才迅速脱掉外面的破衣烂衫，换上学生装。用事先准备好的湿毛巾仔细擦掉脸上的伪装，冷风刮得鼻子和脸通红，回家不涂点东西会裂开了。

这操蛋的全靠运气的人生啊。

捂着鼻子，努力的忽视掉爬来爬去一层层的白色的虫子，捡了一个重一点的石头，用衣服包起来，再扔了进去。

真是遭老罪，要不是自己在农村长大，对粪坑也不陌生，真的一点都受不住，感觉全身都腌入味了，这个味道真让人上头。

直起身，她像个刚路过此地的学生一样，脚步轻快地朝筒子楼走去。

回到家，她像没事人一样洗手做饭。饭桌上，她甚至主动提起：“妈，我前两天收拾箱子，看到您压箱底的银元，想了想我把它扔了。”

李秀兰不疑有他：“哦，那东西也就是个念想，扔了就扔了，你不说我都忘记了。”

第二天，李茨马不停蹄的用旧报纸上剪下的印刷字拼了一封“部分革命群众”的匿名举报信，寄去了锅炉厂革委会主任和保卫科刘科长的办公桌上。

信的内容条理清晰：据“一位老工人回忆”，杨建业解放前曾在伪保长开的杂货铺当过半年学徒，给伪政权人员干过活。并称“近日闻听，其家中可能藏有旧社会反动残留物证”。

第二个就是现实问题：纵子行凶，包庇犯罪，工作中消极怠工，对社会主义不满。

第三个就是经济可疑：作为普通锅炉工，工资有限，但其家中时有超出其收入水平的消费（如较好的香烟、偶尔饮酒），杨勇偷鸡摸狗得到的东西，李茨不信杨建业一点都没沾过光一点都不知道。

这封信，像最后一根稻草，让刘科长下定了决心，多好的能空出一个工作的机会，谁家没有几个农村的穷亲戚？

不出意外的在杨建业“停职检查”的第4天，刘科长亲自带人，突击搜查了杨家。在惊慌哭泣的杨家弟妹和面如死灰的杨建业面前，从窗户下的墙缝里，搜出了那个油纸包，翻了下里面是模糊的旧徽记和繁体字诗句，在懂行的人眼里，立刻被赋予了“历史问题”、“思想反动”的严重色彩。接着，又在桌子底下摸到了另一个油纸包，打开是民国银元。

“杨建业！这是什么？！你还有多少事情隐瞒组织？！”刘科长的厉喝，彻底击垮了杨建业。他没办法解释这些东西的来源，他甚至连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被谁放在家里的都不知道。

在巨大的恐慌和连日的精神折磨下，他前言不搭后语，回答得漏洞百出。

证据加上当事人的“可疑表现”，在“左右”的风气和清理队伍的迫切需求下，厂革委会的决策变得毫无悬念。

半个月后，处理决定贴在了厂里的公告栏上：

“经查，我厂锅炉房工人杨建业，历史问题交代不清，家中藏有可疑旧物，对现实不满，纵容包庇其子违法犯罪，工作消极，屡有失误，且经济来源存在疑点。经厂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为严肃纪律，纯洁工人队伍，并给予其改造自新的机会，现将杨建业同志调离原生产岗位，下放至红星农场（厂属郊县农场）进行劳动锻炼，以观后效。其家属（指未成年的子女）可随同前往。望全厂职工引以为戒，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下放农场劳动，意味着失去城市户口、商品粮供应，以及工人的工资待遇，全家去农村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前途渺茫。

这一仗终于是她李茨和张茨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