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话：证据】（2 / 3）

我看着她。

“我要把这张学徒证、这份报纸、孙爷爷的笔记，都拿给他看。我要问他，198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他认不认识崔晓燕，问他崔晓燕究竟为什么自杀。”

“你想好了？”我问。

“想好了。”她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我不想再猜了，他才是当事人，我要听他亲口说。”

我沉默了一会儿，杨树的叶子还在响，风比刚才大了一些，带着戈壁滩上干燥的沙土气息。

“我陪你去。”我说。

吴怀砚摇了摇头，“这是我爸的事，”她说，“我要自己去。”

晚饭后，我坐在姥姥家的阳台上，看着天色一点一点地暗下去，心里像揣了一块石头。

姥姥在客厅里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偶尔传来一两句戏曲的腔调。厨房里的水龙头没关紧，水滴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打在搪瓷盆底上，发出空洞的、重复的声响。

我看了看手机，八点半。

又看了看，九点。

又看了看，九点一刻。

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天边只剩下一线暗红色的光。一只深棕色的瘦狗从巷口跑过来，跑到路灯下，擡起后腿撒了泡尿，又跑走了。

手机突然亮了，我紧张地拿起来看。

吴怀砚发来一条消息：“我爸出去了，还没回来，我在家等他。”

我回复：“需要我来吗？”

“不用。”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才终于发出一个“加油”的表情。

吴渭是晚上十点多才到家的。

吴怀砚坐在客厅里，没有开灯，窗帘也没有拉，月光从窗户透进来，把客厅照得灰蒙蒙的。她面前的餐桌上摆着三样东西——吴渭的学徒证，1984年6月28日的报纸，还有孙爷爷的工作笔记，翻开在7月8日那一页。

吴渭走进来，带着一股酒气，但不算太浓。他开灯，看到吴怀砚坐在沙发上，愣了一下。

“砚砚，还没睡？”他问。

“爸，你过来坐。”吴怀砚的声音很平静。

吴渭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换了拖鞋，走过来，在餐桌的另一头坐下。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的手臂被太阳晒得黝黑。他的头发乱蓬蓬的，胡茬从下巴一直蔓延到腮帮子，眼白上布满了红血丝。

“爸，我有东西给你看。”吴怀砚说。

她把桌上的三样东西推到吴渭面前。

吴渭低头看了一眼，没有动。

吴怀砚指了指学员证：“这是在你床下的盒子里找到的。”

吴渭没有说话，他把学徒证拿起来，翻过来，翻过去，又翻过来。腮帮处的骨头因为牙关咬的太紧而突出。

“1983年到1984年，”吴怀砚说，“你当过火车司机学徒，你的师父叫孙允珩，就是谷雨家隔壁的孙爷爷。”

吴渭把学徒证放在桌上，没有说话。

吴怀砚又指了指那张报纸，“1984年6月27日，柳镇铁路中学体育老师徐东海，醉酒卧轨，当场死亡。”她念得很慢，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爸，你认识这个人吗？”

吴渭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像两只死去的虫子。

吴怀砚又指了指孙爷爷的工作笔记，“1984年7月8日，学徒吴渭技术不达标、心理素质差，不予合格。”

她说完最后一个字，屋子里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能听见冰箱嗡嗡的电流声，能听见吴渭攥紧拳头时骨节的咔嚓声。

吴渭的肩膀开始发抖。

“爸，你认不认识崔晓燕？”

吴渭慢慢擡起头，月光落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红了。不是哭的红，是被突然的充血从内部撑开的、快要眦裂的红。

“你……你怎么知道她的？”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我和谷雨找到了她的家人，”吴怀砚说，“她的弟弟还在。”

吴渭靠在桌边上，慢慢滑下去，坐到了地上。他把脸埋在手掌里，肩膀一耸一耸的，他在哭，但没有声音。像一个人把所有的声音都吞进了肚子里，用胃去消化，用肠子去吸收，让它们在身体里腐烂，变成酒精，变成血，变成二十多年都排不出去的毒。

“你们都知道了些什么？”吴渭的声音里带着恐惧和绝望。

“除了我现在给你看的这些东西，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吴怀砚镇定地说，“但我，很想知道……想知道我的爸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吴渭的神情转向落寞，眼睛里淌下一滴眼泪。那滴泪一定是滚烫的，落在他的衣襟上，似乎冒起了一缕烟。

“你们为什么要调查这些？”吴渭问道。

“谷雨的小舅舅，叫于文杉，已经失踪18年了……自从她发现小舅舅跟你的合影，她就有了一丝希望，她想找到小舅舅。”

吴怀砚顿了顿，“爸，她还能找到吗？”

吴渭突然爆发出剧烈的哭嚎，抱头痛哭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吴怀砚静静地坐着，她不知如何安慰一个崩溃的男人，只能静静地等待。

吴渭哭了很久，擡起头，脸上满是泪水，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愧疚，似乎还有一丝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