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话：失踪】（1 / 2）

【第6话：失踪】

那天，小舅舅单位里的工人没有等到他来发工资，我和姥姥也没有等到小舅舅回家吃饭。

餐桌上的饭菜已经热了第三遍，姥姥每隔几分钟就会走到窗前，扶着窗框往楼下望，嘴里念叨着：“文杉这孩子，今天怎么回事？单位发工资也不该这么晚。”

我坐在小板凳上，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心里也有些发慌。我的担心和姥姥不一样，我是隐隐觉得小舅舅大概还在生我的气。

墙上的圆盘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姥姥擡头看着钟，焦急地说：“都8点了，还没回来，不行，我得出去找找。”

姥姥披上一件月白色的薄外套出门，我立刻跟在她身后，但我们刚走到楼下，突然撞上了两个穿藏蓝色制服的男人。他们的制服和我爸爸的很像，我知道他们是警察。

这两人一个是中年人，比我爸爸年纪还大些，神情严肃，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背着公文包的年轻警察。

“请问是于文杉同志的家属吗？我们是镇派出所的，想向你们了解一些情况。”中年警察声音低沉，目光落在姥姥苍白的脸上，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

姥姥牵着我的那只手一下子握紧了，我有些吃痛，听到姥姥声音颤抖着问：“同志，我是文杉他妈……文杉他怎么了？”

警察擡了下手，对姥姥说：“咱们去你家说吧”。

姥姥开门时，拿钥匙的手有些颤抖，她把两位警察请进门，让他们在沙发上坐下，自己搬了凳子坐在对面。气氛有些严肃，我不敢造次，乖乖搬了小板凳坐在姥姥身旁。

“警察同志，文杉他出啥事了？”

见姥姥神色焦急，警察缓缓开口：“于文杉同志今天上午从银行取走了全体职工的工资，之后就失去了联系，单位的同事等了他一下午都没等到，所以报了警。我们想问问，他今天出门前有没有什么异常，或者跟你们说过去什么地方？”

姥姥的手一抖，差点儿把茶几上白色蓝边的搪瓷杯子碰倒，发出当啷一声。她愣愣地看着警察，好像没听明白他在说什么。

过了几秒，她开始反复地念叨着：“没有异常，什么异常都没有啊！文杉是个老实孩子，平时也不爱出门，他能上哪儿去呢？”

姥姥说着说着，声音哽咽了，滴滴答答的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滴在衣襟上，晕开一小片湿痕。我不敢说话，轻轻拽着姥姥的衣角。

中年警察问：“你们最后一次见到于文杉是什么时候？”

我看了姥姥一眼，抢答道：“是在学校门口，小舅舅把我送到学校，他就走了。”

警察又问：“那他之后去了哪里？是去银行了，还是直接回单位了？”我摇摇头，脑海中只有小舅舅骑着自行车远去的背影。

“我没有跟他说再见。”我小声说。我还没有告诉姥姥，我们遇到花瓶姑娘的事。

又问了几句，警察站起身来，说要检查一下小舅舅的房间。姥姥领着他们走进小舅舅的卧室，那间朝北的小屋子，没有阳台，窗台上摆着几盆花，其中一盆正垂下几朵灯笼形状的粉红色花朵。

警察检查了小舅舅的房间，带走了一些他平时常用的东西，有他抽屉常看的杂志、随手写的一些小诗、四处收集来的曲谱。

我站在门口，一手扒着门框，紧张地盯着他们的动作。我暗暗悄悄庆幸他们没有带走小舅舅的口琴，因为他总是把口琴随身带在身上。

警察们要走的时候，我的神经突然搭上了，脑中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我激动地抓住年轻警察的公文包，大声说：“花瓶姑娘，就是那个花瓶姑娘，她抓了孙爷爷的白鸽子，他们才是坏人！小舅舅一定是被他们带走的！”

两位警察面面相觑，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中年警察蹲下来看着我，耐心地问：“小朋友，你说的花瓶姑娘是谁？”

“就是从小长在花瓶里，没有手没有脚的花瓶姑娘，她在公园的红帐篷里演出，好多人都去看。但我昨天看到了，她是骗子，她有手有脚，还穿着红裙子，小舅舅也看到了，她是骗子。”

我语无伦次地说着，越说越愤怒，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警察们一脸茫然，年轻警察问我：“小朋友，你几岁了？”

“6岁半”我说，为了增强自己的可信度，我又加上一句：“我已经上小学了”。

中年警察摸了摸我的头，站起身对姥姥说：“阿姨，您也别太着急，我们会继续调查这件事，也会留意你们说的这个情况，一旦有于文杉同志的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这段时间，你们要是想起什么线索，也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警察们走了，我还是不甘心，追到楼梯口，趴在楼梯扶手上对他们大喊：“一定是花瓶姑娘，是她把小舅舅带走了！你们一定要找到她！”年轻警察回过头，对我摆了摆手，他的帽檐下露出两道很浓的眉毛。

天色已经暗了，但我们都忘了开灯，姥姥呆呆地坐在沙发上，突然，她大声地痛哭起来。

姥姥从来没有这样哭过，哭得像个孩子一样，毫无顾忌，毫不遮掩，整个人都在颤抖，哭声从喉咙里挤出来，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凄厉。

我想上去抱抱姥姥，可是脚像钉在了地上一样迈不动。我被她的哭声震慑住了，想说点什么安慰她，可是嘴巴张开又合上，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姥姥的哭声让我慌乱不已，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一定要去确认。我草草向姥姥打了个招呼，独自跑出了家门。

我一个人疯狂地跑，疯狂地跑，晚上的风有点凉，吹在脸上，带着一丝寒意。路边的一只黄狗被我惊动了，汪汪地叫着，路两旁的白杨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

突然，我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重重地磕在水泥地上，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膝盖擦破了皮，微微渗出血来，把蓝底白花的裙摆染红了一小片。

但我来不及哭，草草拂去膝盖上的沙土，继续往前跑。

我跨过那条废弃的铁轨，在即将黯淡的暮色中，它像一条冬眠的蛇，寂寥又阴森。铁轨生了锈，枕木已经腐朽，有几处地方塌陷了下去，露出下面的碎石。

从我记事起，这条铁轨就已经废弃了，大人们总说从前是有火车从这里经过的，但那些故事对我来说就像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事。

我从没有一个人跑得这么远过。

当我气喘吁吁地站在公园的空地上时，这里已经空空荡荡。那个巨大的红色帐篷消失了，连同帐篷里那些奇怪的人们，那只手心有十字形伤疤的猴子，那个穿着红裙子的花瓶姑娘，全都不见了。

地上只留下一些杂乱的脚印，几片被风吹散的彩色纸屑，还有一个压扁了的易拉罐，在夕阳最后的余晖里反射着暗淡的金属光泽。

我平时最喜欢踢易拉罐了，但我今天无心于此。我跑到旋转咖啡杯旁边，这里有一个卖票的老大爷，他正坐在椅子上，收拾着手里的票根。

我扶着旋转咖啡杯的栏杆，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声音断断续续地问他：“爷爷，那个……那个红色的帐篷呢？就是……就是有花瓶姑娘的那个帐篷，他们走了吗？”

老大爷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我说的是什么，问道：“你是说那群耍猴的人啊？”我点点头，老大爷一挥手，好像要扫走远处的尘埃似的说：“走了，已经离开柳镇，去别处演出了。”

我焦急地喊道：“花瓶姑娘是假的，她有手有脚，能走路。”

老大爷定睛看了我一眼，咧嘴笑了一下，露出牙床一侧的空洞：“小丫头还挺聪明，他们就是一群骗子，专门骗老百姓的钱，咱们可别上当，哪有什么花瓶姑娘。”

我不甘心地又追问了一句：“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今天早上就不在了，”老大爷想了想又说：这种走江湖的，哪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演个三五天就挪窝了，不然哪来的新鲜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