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头行动（1 / 2）

分头行动

八月，城市的暑气蒸腾成一层灰蒙蒙的罩子，扣在每个人的头顶上。

周渡在公司楼下的窄街上站了一会儿，手里攥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纸条是从老张的侄子那里要来的，一个城郊的镇子，据说钱老板在那边的建材市场租了个铺面，倒腾一些低价的瓷砖和卫浴。

苏莫言没有跟他一起来，两个人商量好了分头行动，苏莫言去查苏成远的公司，周渡去找那个姓钱的老板，哪条线先有结果，哪条线就优先推进。

“你一个人行吗？”苏莫言当时问。

周渡把纸条折好放进马甲口袋里，扣上扣子。

“你上次说过，十八岁意味着自己拿主意、自己担后果，我现在十八了，该自己走的路得自己走。”

苏莫言看着他，没有反驳。

八月十一日，预报气温三十六度，湿度百分之六十七，体感温度超过四十度。

苏莫言穿了一件浅蓝色的亚麻短袖衬衫，面料薄得能透出后背肩胛骨的轮廓。衬衫的领口挺括，扣子系到最上面第二颗，底下露出一条细细的银色锁骨链，链子末端坠着一个小小的圆形吊坠，是他母亲的遗物。下身是一条米白色的直筒休闲裤，裤线熨得笔直，裤脚刚好盖住脚面。脚上是棕色乐福鞋，鞋面有细细的压花纹理，擦得很亮。他靠在车门上，左手搭着车顶，阳光落在他身上，在他脚下投出一小片深色的影子。

“到了给我发消息。”他最后只说了这一句。

周渡点了点头，拉开车门下了车。

他穿了那件军绿色的工装马甲，几个口袋里都装满了东西，水、纸巾、充电宝、笔记本、笔，还有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下面是藏青色的工装裤，裤腿宽松，膝盖处的加厚垫层让裤型显得有些笨重，但耐磨、耐脏、方便活动。脚上是深棕色的工装靴，鞋带系得很紧，走起路来鞋底与地面接触发出沉闷的声响，每一步都很有存在感。

去城郊要转三趟公交，全程将近两个小时。

第一趟公交车上人很多，他没有座位，站在后门旁边，一只手抓着吊环，另一只手护着马甲口袋里的东西。车走走停停，乘客上上下下，报站器的声音沙哑得像一个感冒的人。他看着窗外，楼房越来越矮，街道越来越窄，树越来越多。城市在他身后一点一点地后退，像一幅被慢慢卷起来的地图。

第二趟公交车上人少了，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阳光从车窗照进来，晒得他的工装马甲发烫。他把水从口袋里抽出来，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已经不凉了，但还能喝。他把水瓶放回去，闭上眼休息了一会儿。车子晃得厉害，颠簸的路面让车身不停地弹跳，他的头时不时碰到车窗玻璃，发出轻轻的叩击声。

第三趟公交车是一辆中巴，破旧得像是从废车场里捡回来的，座椅的皮面裂了好几道口子，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车上只有他和一个拎着编织袋的老太太，老太太在第三站下了车，车上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大概是在奇怪一个穿着工装马甲和工装靴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跑到这种地方来。

车到终点站，他下了车，站在一个他从未到过的乡镇马路上。

说是镇子，其实就是沿着一条省道排开的两排房子，路两边有杂货店、五金店、农机维修铺，一家面馆，一家小超市，一个加油站。再往前走，是一个建材市场，露天的，用铁皮棚子搭成的一个个摊位，卖瓷砖、卫浴、水泥、沙子。地上全是灰，风一吹，灰扬起来，眯得人睁不开眼。

周渡把工装马甲的领子立起来，挡住一部分灰尘。他走在建材市场的主乾道上，两边是鳞次栉比的摊位，每个摊位前面都堆着成堆的瓷砖，花色各异，有的摞得整整齐齐，有的歪歪斜斜，像要倒的样子。摊主们坐在棚子下面的塑料椅子上，有的摇着扇子，有的打瞌睡，有的凑在一起打牌。

他按照纸条上的描述，找到了那家铺面“宏达建材”。铺面不大，在市场的东北角，位置偏，生意看起来也不怎么样。门口堆着几箱泛黄的白色瓷砖，瓷砖表面落了厚厚的灰，像很久没有人问津的样子。

棚子下面坐着一个人，五十多岁，矮胖，穿着一件灰色的圆领汗衫，汗衫领口松垮垮地耷拉着，露出胸口一截暗红色的皮肤。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以前大概很粗，现在看不太出来，被汗水和灰尘蒙了一层，失去了光泽。手指上还戴着两个金戒指，但脸色比当年差多了，不是“赚够了钱养老”的那种差，是“生意不好做、日子不好过”的那种差。

周渡站在这排房子的拐角处，隔着几十步的距离，看着那个人。

他看了十几秒。

不是在做心理建设，他不需要心理建设，他来之前就准备好了，他只是想看清楚这个人，把他和记忆里那些模糊的描述对在一起，外婆说过的“姓钱的”，老张说过的“钱老板”，工友们说过的“他上面有人”，现在是眼前这个穿着灰色汗衫、坐在塑料椅子上扇扇子的胖男人，他比自己想象的普通，没有凶神恶煞的面相，没有高高在上的气焰，就像一个在建材市场里卖瓷砖的普通中年人，讨价还价，进货出货，吃了午饭睡个午觉，日子一天一天地过。

但他赔了一万块钱，一条命，一万块钱。

周渡把工装马甲最下面的扣子扣好，确认口袋里那些东西都放妥当了，然后迈开了步子。

钱德胜，也就是当年的钱老板，正蹲在铺面门口的一箱瓷砖后面，拿一块抹布擦样品上的灰。他的手指粗短，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污渍，抹布是块看不出颜色的旧毛巾，沾了水，在瓷砖表面留下一道一道的水渍。

周渡站在瓷砖堆外面，叫了一声。

“钱老板。”

钱德胜擡起头，眯着眼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军绿色工装马甲，藏青色工装裤，深棕色工装靴，中等个子，偏瘦，但站得很直，脸很年轻，但眼睛不年轻，那双眼睛里有东西，不是这个年纪的人该有的。

“你谁？”钱德胜的声音粗而闷，像从桶底发出来的。

周渡没有马上回答。他从马甲口袋里拿出那张照片，老张给他的那张，周远山和老张在脚手架上的合影。他把照片递过去。

“认识这个人吗？”

钱德胜接过照片，看了一眼，脸色变了，不是那种“我想起来了”的变化，是那种“我不想想起来但不得不想起来”的变化，他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照片在他手里抖了一下。

“你到底是哪个？”他又问了一遍，声音比刚才低了些，底气没那么足了。

“周远山的儿子，零七年，你工地上，塔吊钢丝绳断了，砸死了我爸，你赔了一万块。”

空气安静了几秒，旁边铺面的摊主在打牌，声音很大，有人在喊“炸了炸了”，有人在笑，远处省道上有一辆货车经过，按了一下喇叭，声音拖得很长，像一声叹息。

钱德胜没有说话，他把照片放在膝盖上，低下头，看着那箱瓷砖上自己刚擦出来的那道水渍，他攥着那块脏兮兮的抹布，指节发白，但肩膀慢慢地塌下去了，像一只被扎破了的皮球。

“你爸的事，”他开口了，声音干得像嚼沙子，“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那是谁的？”周渡的声音不大，但很沉，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往地里砸。

钱德胜擡起手，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不是热的，是紧张的。他的汗衫领口已经被汗湿透了，贴在皮肤上，露出底下厚实的肩背轮廓。

“塔吊的钢丝绳，我让人换过，但底下的人没换，说是还能用。”他擡起眼皮，看了周渡一眼，又迅速低下去。“我承认，我监管不力，但你要说是我故意害死你爸的那就不是了。”

周渡看着他。他没有说话，他知道钱德胜还有话要说。一个人在这种时候，沉默是最好的武器。你不说话，他就会慌。他一慌，就会说更多。

“那天出事以后，我去医院了，”钱德胜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快要被旁边打牌的声音盖过去，“你爸被送进去的时候，我在走廊里，我听医生说，颅脑损伤，救不了，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后来你外婆来了，一个老太太，佝着腰，走得慢，她找到我的办公室，让我赔钱。”

周渡的手垂在工装裤的两侧，一动不动。

“我说一万，她就拿了一万。”钱德胜的声音终于低到了一个几乎听不见的程度。“我当时想的是老太太拿着钱就走了，这事儿就了了，小地方，出这种事，赔一万算多的了，后来我才晓得，有些事不是拿了钱就能了的，不是你把钱给出去，人家就不找你了，人家在心里找你，找了十年，你今天来了，就是因为你一直在找。”

他把照片还给了周渡。两只手递过来的，不知道是出于礼貌还是因为手在抖，不用两只手拿不住。

周渡接过照片，放回口袋里。他的手指碰到了外婆写在菜谱上的那几行字“一万块，买不来你爸的命，但能让你多活几个月。”他把照片放好，把马甲口袋的扣子扣上。

“钢丝绳用了两年没换，这是你底下人的责任。你监管不力，这是你的责任，不管怎么说，责任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