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清纯雏菊迎风霜（3 / 4）

得不到的东西，才会让人觉得弥足珍贵，倍加珍惜。张爱玲自然希求这份难得的母爱。她听从母亲的安排，一边刻苦学习，一边按照母亲的要求，学习成为名门闺秀：走路要有模有样、端庄稳重；面部表情要和谐自然、轻松自信；和人相处要会察言观色、见机行事；生活要处处用心、学会生存。母亲还特别强调，如果不懂幽默，绝不要轻易说笑。她尝试着练习，对着镜子慢慢琢磨，但有些事是天生就驾轻就熟的，比如写作；有些事是天生就愚钝的，比如生活。尽管张爱玲非常努力，她极力地想要在母亲面前表现得出色，以得到母亲的认可，然而事与愿违，生活自理能力天生就弱的她，并没有如黄逸梵所愿，变成生活中的高手。黄昏来临，屋内掌灯，如果没有人叮嘱，她竟不晓得拉上窗帘；家中来客，如果椅子不够，她会到走廊的另一端去搬笨重的沙发椅，也不考虑客厅是否能放下；洗脏袜子，如果没有人告知，她都不知道肥皂怎么使用……母亲当然非常失望，她想把女儿塑造成八面玲珑的名媛，女儿却表现得如此糟糕，情急之余黄逸梵牢骚满腹，她嫌弃张爱玲什么都做不好。

也许是因为爱之深切，黄逸梵才会如此挑剔。在黄逸梵心里，她充分肯定张爱玲的才华，她知道女儿在文学、绘画方面的天赋，但她就是不能忍受女儿在生活方面的“低能”。有一次，她竟然毫不留情地说：“早知道如此，当初你得伤寒病的时候，就不该为你诊治，由着你自生自灭，省得受这样的罪，也省得拖累别人。”这兴许只是黄逸梵随口牢骚的话，也兴许只是她忧虑女儿未来的话，可是在张爱玲听来，却是极为刺耳且伤人感情的。她读不懂母亲刻薄话语里隐藏着的那颗焦灼的心，也读不懂母亲这么多年来被生活磨砺的伤痕，更读不懂母亲雍容华贵的外表下无力为女儿长久地遮风挡雨的无奈！因着不懂，所以每当母亲以这样的口吻说话，爱玲便以为母亲是嫌弃自己，嫌自己成了拖累，嫌自己妨碍了她的生活，嫌自己加重了她的经济负担。她总是觉得如果没有自己，母亲可能会生活得更好，这样的想法加重了她心底的自卑和敏感，可现实中她又无法离开母亲独立生活，这种内心的纠结，让她变得更加沉寂和不愿交际。

钱，成为横亘在母女之间的另外一个问题。那一箱箱的古董，原本是黄逸梵的衣食之源，不料张茂渊却私下里用去了不少。如今张爱玲身无分文地跑来投靠母亲，还要花去不菲的补课费，黄逸梵自然倍感压力。一开始，张爱玲享受着和母亲要零花钱的喜悦，在她心里，这是母爱的高贵，花母亲的钱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她可以从点点滴滴的钱里，感受到母亲的爱。回想从前在烟铺前与父亲要钱的尴尬与为难，她还是很感激母亲的慷慨。渐渐地，她发现母亲也多了焦躁和埋怨，她在向母亲伸手要钱的时候，经常激起母亲的脾气，随着脾气而来的，是尖酸的言语和令人窒息的氛围。张爱玲也理解母亲的困顿，她很感激母亲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还收留了自己，如果不是母亲这般的羞辱和谩骂，她会敞开心扉与母亲畅谈，可是母亲一次次地否定，一次次地嘲讽，让她原本努力的心变得战战兢兢，她刻意地想做好一些事去讨好母亲，却在一番努力之后引来母亲更大的怒气。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母亲，这是她生活的唯一依靠。黄逸梵像暴风骤雨，时而在张爱玲面前吹起狂风，嫌弃她的无能；时而在张爱玲面前降下暴雨，怀疑她是否值得自己用心培养。这些言行摧毁了母亲在张爱玲心中的形象，也摧毁了张爱玲对她的敬爱之心。张爱玲宁愿走一个多小时的路去补习，也不愿意向母亲伸手要钱，她害怕那种难堪，更害怕钱会加快消耗她们之间的母女之情。

黄逸梵的无心之举，在少年张爱玲心中留下阴影。张爱玲经常独自一人在公寓顶楼的阳台上转悠，望着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切割出凌厉的线条，思索着自己的人生。她感觉头顶那轮烈日，似乎能晒化一切，让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天地之间，心里溢出满满当当对自己的不屑和对未来的惶恐与迷茫。她想挣脱这些束缚，活出自己的人生，所以在她心底里，埋下一粒还债的种子，将来她一定要努力赚钱，把欠母亲的钱全部还上。张爱玲终于如愿考上了伦敦大学，而且成绩非常出众，博得了远东区的头筹，这样的成绩多少让张爱玲感觉安慰，最起码母亲的心血没有白费。可惜天不遂人愿，欧战爆发，英国战火弥漫，张爱玲不得不听从母亲的建议，改去香港大学读书。

香港大学，并不是想象中的净土，张爱玲来到这里，更加体会到贫穷的窘迫。1939年，张爱玲道别母亲和姑姑，只身一人到香港大学求学。香港大学里大部分都是富人家的子女，她们一个个都打扮得非常精致，可是张爱玲只带了必要的生活费，她没有多余的钱装扮自己。衣服的寒酸，钱财的紧张，内心的自卑，让她只能埋头读书，很少与别人交往。多年以后她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个家里特别富有的名叫周妙儿的同学请宿舍里的人去她家的别墅玩耍。因为别墅区没有直达的航船，只能租用小轮船，大家提议分摊租船的费用，大概十几块钱。就为着节省这十几块钱，张爱玲便申请不去玩。同学们都对她有意见，可是她宁愿被同学嫌弃，也不愿为此向母亲伸手要钱，一方面是她的自尊心作怪，一方面是她确实体谅母亲的不容易。

暴戾的脾气和刻薄的话推远了亲人间的距离，却隔不断母女间的牵挂。大学第一年的暑假，张爱玲准备回上海探亲，她曾经表述过自己对上海的热爱，称还没有离开就开始想念了。上海，留着她童年的欢乐，留着母亲的唠叨，留着她固守的家，留着她的一切念想。她做好了回家的准备，却未能成行。当得知与她约好一同回家的同学提前走了的消息时，张爱玲大哭了一场，就像当年目送母亲离开校园后痛哭一般，她既委屈又难过。她取消了回家的计划，留在学校看书学习。谁知张爱玲没有回去，母亲却来了，人生的惊喜总在不经意间发生。母亲穿着时尚，在阳光下矗立，她说自己住在浅水湾饭店，要在香港待一段时间。张爱玲便每天往返于学校和饭店之间，她心里很矛盾，每天能见到母亲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但浅水湾饭店是香港最贵的酒店，她在学校里减衣缩食，在暑假借住修道院的宿舍，母亲却如此奢侈，这让她敏感的内心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母亲不说，她也不问，张爱玲不清楚母亲此次前来究竟是专程探望她？还是旅游途中借道来看她？她生怕母亲的答案伤害了彼此，她只是照例去浅水湾酒店看望母亲。母女之间如此谨小慎微的相处，实在让人唏嘘慨叹。这期间，张爱玲收到了历史教授佛朗士寄给她的八百港币。张爱玲是学校人尽皆知的贫困生，同时也是闻名的才女，她在《西风》杂志上投稿的《我的天才梦》获了奖，可惜没能得到奖金。她向学校申请了奖学金，也没有被通过。或许佛朗士教授看中她的才华，又或许是怜惜她的遭遇，特意给她寄了八百港币并附信鼓励她好好学习，争取在下学期取得更好的成绩，拿到全额奖学金。这笔钱，给了张爱玲莫大的信心，从小到大，很少有人这么认可她，她激动地拿给母亲看，希望母亲可以称赞自己一次。谁曾料到，母亲看了钱也看了信，轻描淡写地让张爱玲把钱放在桌子上。没有期盼中的夸赞，反而招来了母亲的怀疑。母亲在张爱玲洗澡的时候冲了进来，要验明正身，看她是否还是处女。母亲怀疑张爱玲与佛朗士有不正当关系，否则人家怎么会凭空给她八百港币呢？母亲的举动打破了张爱玲心底残留地温存，那份对母亲的温存！她不再期待母亲的赞许，只希望能把那八百港币拿回来，她确实需要那笔钱。这个希望也终究落了空，过了几日，张爱玲再到浅水湾饭店时，听母亲的朋友说，母亲在牌场上输掉了这笔钱，不多不少，整整八百港币。

那一刻，张爱玲的心零落成泥，所有的恐惧、自卑、讨好都归于尘埃，她不再苛求自己，她要把自己从圈囿中释放，她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活，不再小心翼翼地迎合黄逸梵。此后，黄逸梵带着张茂渊还给她的古董，再次去了欧洲，那里有她结识的男朋友，据说是一个生意人。黄逸梵资助他到新加坡做皮革生意，1941年日军侵占新加坡，黄逸梵的男朋友不幸在一次轰炸中葬身。黄逸梵从此再没有回国，四处漂泊，晚年定居伦敦，她与张爱玲之间一直靠写信联系，从此不曾见面。1957年8月，黄逸梵病重，她写信给定居美国的张爱玲说“只想再见你一面”。张爱玲最终还是没有答应母亲的请求，不知道是因为对母亲的积怨，还是经济的困顿，她只给母亲寄去一封信和一百美元。当时张爱玲刚与第二任丈夫赖雅结婚，经济捉襟见肘，确实买不起去伦敦的机票。同年9月，黄逸梵去世，不久之后一大箱古董被寄到了张爱玲的住处，张爱玲为此大病一场。

人已去，怨何存？抚摸着冰冷冷的箱子，张爱玲悲痛不已。她曾经埋怨母亲无情的转身，忽视她的热切；可是回望一生，没有母亲关键时刻的陪伴，又怎会有她辉煌的成就？及至母亲人生落幕，那份牵挂的心还是给了自己，这些珍贵的古董便是证明！在张爱玲垂垂暮年之际，她一直嘟囔着希望母亲能给她留个门缝，好让她去给母亲赔罪！

命运是一条看不见的绳索，总在无意间牵引着人生的航向。张爱玲靠着努力终于换来了伦敦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却因为一场战争不得不改道去香港大学。十九岁的张爱玲，站在去往香港的轮船的甲板上，望着周围熙熙攘攘的人流，送别的人和离别的人混在一处，有些人相拥而泣，有些人挥手作别，有些人殷殷叮嘱，而送别她的母亲和姑姑，淡淡地把行李递给她，便站在码头上远远地看着。张爱玲多么希望她们能给自己一个拥抱，可是母亲和姑姑没有表示，她也不习惯主动去要求，带着一丝尴尬和失落，她转身朝船舱走去。

轮船渐行渐远，母亲和姑姑被拉成了记忆中的影子，炎樱却成为她青春岁月中最为真实的依托。就在这条船上，张爱玲结识了一同去香港大学上学的炎樱，她并不漂亮，个子也不高，皮肤黝黑，体型偏胖；但是她全身充满朝气、活泼开朗，招人喜欢。炎樱是张爱玲帮她取的名字，实际上炎樱是个混血儿，姓摩希甸，原名叫法提玛，后改名为貘黛，又改名为貘梦。她的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人，她的母亲是天津人，家人不同意她母亲的婚姻，她的母亲却执意坚持，最后索性与家人断绝来往，随父亲一同定居上海，共同经营一家摩希甸珠宝店。那一日，炎樱刚好也是乘坐这条从上海到香港的轮船，她调皮地在甲板上摇晃栏杆，一位自称晕船的中年妇女紧张地返回船舱，事实上船还没有启动，炎樱狡黠地笑起来。张爱玲原本还沉浸在自己的遗憾中，临别都没有获得亲人的拥抱，现在她竟也随着炎樱一同笑起来。这个其貌不扬的女孩，引起了她的好奇，也终将走进她的内心，成为她人生里重要的朋友。

告别母亲，张爱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吐出那些令人窒息的回忆，她准备投入新的生活。香港的码头近在咫尺，张爱玲看着码头上巨大无比的广告牌，鲜亮的颜色直刺眼球，这些色调鲜艳的广告牌倒映在碧绿的海水里，拉出一道道幻影，随着波浪一上一下的晃动，仿佛是在相互厮杀。这种环境对张爱玲来说是新鲜而刺激的，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勇气独自面对这个陌生的环境，所以她用了“厮杀”这个词，估计是想为自己壮壮胆吧。

贫穷，是一件顶让人羞耻的事情，必得拿出十二分的气力去应对生活。在香港大学的校园里，遍地都是富人家的孩子，他们的吃穿用度自然特别讲究，唯独张爱玲除了基本的生活费之外，再没有余钱去享受生活。她知道母亲的不易，也不想因为钱去听母亲尖酸刻薄的话语，她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埋头看书和画画上，很少与人交往。同学们耻笑她，她充耳不闻，听到了又能怎么样？她还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困境。张爱玲看起来不爱说话，孤独而古怪。炎樱却不同，她热情爽朗，灵秀而健谈。爱玲喜欢听炎樱说话，她的话总是让人无限遐想，就连她无理的要求都变得有趣至极。炎樱看见花朵上停靠的蝴蝶，会说“每一只蝴蝶都是一朵花旧时的灵魂，回来寻找她自己”。当她描写女人头发之黑时，会这样比喻“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有人抱怨因为战争不能周游世界，不能去看撒哈拉沙漠时，炎樱会忽闪着双眼说：“不要紧，等他们打仗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被炸光了的。我很乐观。”望着夜空的月亮和星星，炎樱会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这些语言俏皮而又满富诗意，在同样喜欢文字的张爱玲心底激起了涟漪，张爱玲认真地倾听，用心记住了这些话语，把它们收录在《炎樱语录》里。

当然，吸引张爱玲的，不仅仅是这些俏皮的语言，还有炎樱那些无理中带着天真的行为，让人哭笑不得又无理反驳。有时候，炎樱会去报摊上看画报，摊主看着她一本本翻阅之后却又不买，就讽刺地说：“谢谢你。”谁料炎樱若无其事地摆摆手说：“不用客气。”她根本不理会别人话语中透漏的不满，反倒觉得自己才是宽恕别人的人。炎樱还有个习惯，不论在哪里买东西，都喜欢抹掉零头。有一次，她到虹口一家犹太人开的商店里买东西，付款的时候递了整数的钱过去，收款的犹太女人看着炎樱没有再掏钱的意思，赶紧告诉她钱没有给够，结果炎樱拿起钱包把所有的东西都倒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只留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去吃茶。专为吃茶来的，本没有想要买东西，只是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犹太女人还想说什么，犹太老板却妥协了，他反倒热心地为炎樱介绍起周围的茶室，告诉她哪家的蛋糕最好吃。炎樱这种婴儿般的纯真让人毫无招架之力，纵使以聪明著称的犹太老板都甘拜下风。张爱玲自感自己是无趣的，碰着这么有趣的人，她由衷的佩服和珍惜。

因为在乎，所以毫不设防地信任；因为信任，所以敞开了心扉接纳一切；因为接纳，所以伤害之后还是会原谅。张爱玲已经习惯了炎樱的陪伴，她孤寂的内心盛满了这个朋友的一切。爱玲喜欢和她在一起，喜欢听她说话，喜欢和她一起做事。来到香港大学第一年的暑假，炎樱和张爱玲商量好要一起回上海，可是不知何故，炎樱却提前走了，把张爱玲一个人留在香港。一贯深埋自己感情的张爱玲，为此号啕大哭了一场，她原本是一个特别守信的人，如今她感觉自己被深信的好朋友抛弃了。张爱玲哭泣的，不仅仅是因为炎樱的不辞而别，而是她心底里那份恐惧，她害怕失去这个朋友。母亲黄逸梵几度离开，也是这么毫无征兆的决绝，张爱玲无力要求她们留下，只能用泪水表达内心的失望和恐惧。家庭幸福的炎樱自然不能体会，对于张爱玲而言，与朋友相守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这只是她们相处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留在心底的伤虽然很痛，但爱玲选择原谅，再见面，她们依然是好朋友。

乱世之中没有净土，战争很快蔓延到香港。1941年12月底，就在香港大学大考之际，学校传来消息，由于战争惨烈，学校决定取消考试，这意味着他们将拿不到毕业证。随后，学生们被分派到各地参加救援。炎樱学的是医学专业，她被指派到中环去救助，而张爱玲学的是文学专业，她有幸被留在学校图书馆中帮忙记录防空警报的信息。战争中，飞蹿的子弹仅仅引起人们暂时的恐惧，饥饿才是摧残人类意志的杀手！大街上到处留着战争的痕迹，空荡荡的没有生机，过去扎堆的小吃摊已销声匿迹。张爱玲一开始强忍着饥饿，还打趣自己挨饿是为了身体健康，可是渐渐地饥饿吞噬着她的神经，大脑开始有了虚无缥缈的感觉，整个人就想不停地沉下去。好在，还有炎樱这样的朋友关心自己。炎樱本来是被派去中环参加救助的，可是她不放心张爱玲，所以冒着枪林弹雨跑了回来。两个惺惺相惜的女孩，在香港寒冷的冬夜里偎依在一起相互取暖，没有毯子，她们就拿旧的书报杂志盖在身上。张爱玲抽空会画画，炎樱则会专心地为爱玲的画着色，彼此毫无嫌隙地配合，让她们的友谊越来越深。残酷的战争随着香港的沦陷结束了，学生们兴奋不已，冲到大街上疯狂地购买东西，张爱玲和炎樱喜欢吃冰激凌，她们一条街一条街地寻过去，就为了能吃到可口的冰激凌。当然，如果兜里的钱允许，她们是会买更多的东西，毕竟她们压抑了这么久，就算是为了庆祝活着，也应该奖励自己一番。患难之中，张爱玲和炎樱相互关心，彼此照顾，让她们的感情更进了一步。

香港，已经不是昔日的香港，日军占领之后，所有的外地人都想快点逃离，可是回乡的票一票难求。张爱玲也渴望回上海，她想尽办法弄到了一张船票。此时，母亲已经去了国外，只有姑姑还在上海。她投奔到姑姑处，一待就是十年。炎樱随后也回到上海，由于她们没有从香港大学拿到毕业证，所以两个人商量着去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继续完成学业。可是张爱玲碰到了另外一个难题，学费怎么办？母亲不在，姑姑仅靠工资艰难度日，她自己又不曾工作，幸亏弟弟张子静帮忙说服了父亲，让父亲为她付了学费。张爱玲首次考试因国文不及格落选，经过第二次考试才如愿进入圣约翰大学，在大学里她却并不如愿，因为生活费的问题，她开始半工半读，尝试写作卖文。炎樱则不同，她不用为钱发愁，且她爽朗的性格在哪里都很受欢迎，进入圣约翰大学后，炎樱很快融入新的群体，结识了更多的朋友，在学校生活得有声有色。于是张爱玲潜心写作，她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很快被人们接纳，遂萌生了退学的念头，她到底没有坚持学下去，走了属于自己的路。

多年的磨砺，终于在一朝迸发。1943年，张爱玲作品频出，她逐渐成为上海文学界的璀璨之星，她的著作名动一时。炎樱常常夸张地和朋友们说：“你不知道现在同爱玲出去有多讨厌，一群小女学生跟在后面唱着‘张爱玲！张爱玲！’大一点的女孩回过头来上下打量，连外国人都上前求签名。”炎樱嘴里说着讨厌，却并不是真的讨厌，她是发自真心地以张爱玲这个朋友为傲！随着众多作品的问世，张爱玲的经济条件也逐渐好转，她有空便与炎樱相约逛街，去吃加了奶油的蛋糕、巧克力等等一切软的、容易消化的东西。对于钱，张爱玲是一贯主张计算清楚的，与炎樱在一起也是如此。正因为投奔母亲后自己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所以骨子里，她是不愿意欠别人的，欠了是一定要还的。炎樱虽然有着买东西抹掉零头的习惯，在与爱玲的交往中，却非常尊重她的习惯，爱玲要算清楚，那便算清楚，吃东西时自己付自己的钱，坐三轮车也是每人一半。

青涩的岁月惶惶而过，青春的欢笑定格在墙上的相框里，双脚却在分秒不停地前行，在人生的岔口处，两个年轻的女孩选择了不同的路。张爱玲选择了退学，炎樱则坚持拿到了圣约翰大学的毕业证。退学后的前两年，张爱玲倾心于写作，炎樱则在学校刻苦攻读，同时为张爱玲的作品担任封面设计的工作。1943年，就在张爱玲火得一塌糊涂时，有一个男人撞进了她的生活，这便是胡兰成。1944年8月，张爱玲与胡兰成在炎樱的见证下以一纸婚约结为夫妇，没有仪式，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胡兰成的出现，对张爱玲既是成全，也是毁灭。短暂的甜蜜带给张爱玲无限的痛苦和麻烦，她不仅在作品上搁浅，在政治上也被人怀疑。此时的炎樱，已经大学毕业，去日本做起了生意。而张爱玲写的文章遭到谩骂和质疑，经济收入直线下滑，婚姻失败，以致她身心俱疲，开始思考离开上海的事情。她选的第一站是香港，香港大学是她当年未了的梦，也是母亲黄逸梵的心愿，黄逸梵希望女儿可以取得香港大学的毕业证书。1952年，张爱玲得到香港大学准予她复学的批复，她便离开上海再次去了香港。

个人之于天地，实在太过渺小。每一次心高气傲地努力，都被打回原形，匍匐在大地上，一寸一寸地挪移！张爱玲怀着热切地心重归香港大学，她是希望靠着全额奖学金度过生活的困境，借此维持生计和持续写作，可是她拿到的奖学金却少得可怜。曾经被万人追捧的文采，又让她难于接受眼前平淡的学校生活。况且这里再没有炎樱，张爱玲顿时觉得港大的生活索然无味，远赴欧美便成了她迫切想要实现的目标。远在日本的炎樱，时时关心着张爱玲的一切，她写信给回到港大的张爱玲，邀请她去日本。心乱了，脚步自然会乱。张爱玲不曾细想，毅然从香港大学退学，急切地赶赴日本，可见她改变现状的心是多么热切啊！在日本生活顺风顺水的炎樱，无法体会经历了失去爱人、经济困顿、被人谩骂的张爱玲的心境，她像从前一般，滔滔不绝地向张爱玲介绍着她的生意，述说着一位船长向她求婚的事情。这些在张爱玲看来，成了炎樱的炫耀，她此时无心迎合炎樱的乐观，她要考虑的，是她的生活来源。

母亲黄逸梵曾经苛责张爱玲，认为她是拖累，是害人精。或许母亲的这些话让她对任何人都生了戒备，即使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也不例外。自尊、敏感、要强的张爱玲，表面总是表现出一副清高孤傲的样子，内心却只是不愿拖累别人，不愿把自己的痛楚扒开了给人看，不愿打扰别人简单幸福的生活，也不愿在别人毫不顾忌的意气风发里折磨自己！她希望安安静静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可惜炎樱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她还像上学时那般的俏皮，以为张爱玲愿意做她的听众，愿意分享一切。殊不知，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像尖刺一般令张爱玲心痛不已。何况张爱玲对于钱非常敏感，她总希望和所有人都能算得清清楚楚。如今，炎樱日进斗金，而自己却拮据难堪，倘若依仗得多了，日后拿什么去还炎樱？张爱玲自有她的担忧和无奈，再加上在日本整日无所事事，生活没有改观，煎熬了三个多月，张爱玲决定离开日本重返香港，打算先在香港找一份工作维持生计。生活，让张爱玲学会低头，低头在熙攘的人流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小路。

这一次离别，于炎樱而言，就是千百次离别中的一次，但于张爱玲而言，却有了特殊的含义。她知道，她和炎樱之间确实存了一条鸿沟，难以逾越，这条鸿沟里一部分是钱，一部分是炎樱的自我炫耀。年轻时金钱只是辅助，可以嘻嘻哈哈的当作不在乎，到了自食其力的年龄，金钱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两个人在经济上实力悬殊，不太好的那一方自然会感觉到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炎樱作为经济实力雄厚的一方，她没有收敛自己的得意，她没有能够设身处地地替张爱玲着想，她只是沉浸在自我的小幸福中，无比陶醉。张爱玲其实也替炎樱高兴，昔日的好友生活得如此幸福，那是她最愿意看到的事情。只是，她深陷在第一段感情中难以自拔，又在轰轰烈烈地批判声中感到无助，她无心再为炎樱鼓掌喝彩，她希望能有一个人体谅她，包容她，静静地陪着她，听听她的心声。张爱玲累了，可是她不能停下，为了生存，她必须找一份工作。

没有人知道，再次回港的张爱玲是怎么熬过那些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日日夜夜的。她住在女青年会，每日拿着报纸，一个个筛选着自己能够胜任的岗位，一封封信发出去，却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但她不能放弃，找到工作是她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终于，一份翻译工作的机会给到了她。那是美国在香港设立的新闻处，需要一个英文水平高的临时翻译人员，把美国纯英文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张爱玲的条件非常符合。对于这份工作，张爱玲谈不上喜欢，纯粹是为了挣生活费，对于一些不喜欢的作品，她强忍着内心的不悦完成翻译。生活，有时候真的很残酷，它可以把一个人拷打得体无完肤，丧失斗志；也可以把一颗高傲的灵魂肆意摧残，俯首投降。此时的张爱玲是无奈的，一面是生存，一面是灵魂，她总是要兼顾才行。然而，生活并不总是苦涩的，苦闷之余，张爱玲结识了毕生的知己——宋淇和邝文美夫妇。

也许，只有相互懂得的人，才能够在相遇时互相欣赏，相互吸引，彼此珍惜。张爱玲与邝文美是在美国新闻处共同翻译同一本著作时认识的。在不断地合作与相处中，两个人了解越来越深，张爱玲总是给人一种孤傲、高冷的感觉，可是在邝文美眼中却是另外一番理解：爱玲在马路上不与人熟人打招呼，是因为她患高度近视，平常又不习惯戴眼镜，看不见的缘故，并非是刻意不理人；爱玲不愿与人外出赴宴，是因为她患有轻度敏感症，对饮食特别挑剔，并非是她摆架子；爱玲不常参加社交活动，是因为她的作息时间与大家刚好相反，白天睡觉，晚上写作，并非是她自命清高；爱玲面对陌生人时话语很少，是因为彼此不了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不是她不屑与人交谈；碰到知己时，爱玲谈吐优雅，诙谐幽默，妙语连珠，仿佛变了个人似的。张爱玲对邝文美自然也是称赞不已，说她既能持家，又能帮助丈夫，还博学多才，最重要的是她的性格温厚仁慈，举止优雅，知书达理，有着良好的修养。她就像一片浩瀚的大海般，容纳着张爱玲的喜怒哀乐，点点滴滴的琐屑。这让孤身在港的张爱玲，获得了家人般的温暖，她可以毫不设防地和邝文美诉说自己的一切，包括情感方面、作品方面、生活方面的。遇到邝文美之后，张爱玲感叹地说，好的知己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不善于为自己辩解的张爱玲，仿佛是在对所有的人展示自己的另一面。

在孤苦无依的环境中，张爱玲遇到了她可以依靠的人。从她租住的房子，到她的作品出版，再到空暇时的陪伴，邝文美夫妇都不遗余力地帮助她，这对夫妻对她的情谊，可以说是在她波澜不惊的香港生活中溅起的一朵浪花，丰富了她的生活，也让她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香港的生活实在不尽如人意，张爱玲不甘心就这样沉沦，她崇拜的作家胡适先生在美国，炎樱也去了美国，她希望自己可以去美国闯荡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