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第四章授时历（7 / 17）

不过保科正之的非凡在于，他并没有停止思考。

“为什么会发生起义？”

处死那可怜三十六人实在是无奈之举。难道只能以这种残虐的手段来治世吗？到底是什么，迫使他自己杀人？

“欠收、饥荒”。

越是调查，正之越是确信，饥饿才是引起领民暴动的第一原因。而接下来可谓是正之天性的“疑问才能”再次发挥巨大作用。

“为什么欠收会导致饥荒？”

大概任何大名都不曾有过这个根源性的疑问，而正之想到了。同时这也是由战争迈入太平的思想转变。对于逐鹿天下的人来说，救济灾民只不过是个美谈，实质却是“浪费”。

作物欠收是天气原因。天气是天意。既然天意要人挨饿，那么人是没有办法，只能“认命”。

求神也好，采取对策也好，都不过是浪费财力，连累领国。所以一般认为，遇到饥荒时，就是领主勤俭、领民恪守道德的好机会。

比起丰收，反而是饥荒对治理更有利，因为可以让领民意识到朴素节约的宝贵。但是正之彻底否定这种常识。不仅否定，他还提出：

“欠收时课以重税，致使民不聊生。让领民挨饿既非顺应天命也非朴素节约，不过是无为无治罢了”。

而且还得出一个极为单纯的答案：

“欠收导致饥荒是因为没有储备”。

到这里正之还在继续思考。

“为何没有储备？”

从而道出过去治世的缺点：

“因为为政者没有创立出为人民储备的方法”。

最终得出结论：

“欠收虽然受天意左右，如放任不管就会造成饥荒，最终导致农民起义。这是君主的失职”。

这就是正之在战国终结、太平伊始时所达成的思想转变。

他首先把将军是什么、武家是什么、武士是什么的答案定为：

“确保人民生活安定的存在”。

战国时期的首要任务是阻止侵略、扩大领土、领内治安，那么太平时期就是：

“提高人民生活”。

这和诸大名所谓的仁政有本质区别。正之在幕政和藩政中贯彻这一主张，将战国时期的常识一一埋葬。

比如为江户提供清洁生活用水的玉川开凿计划，正是在正之的强烈建议以及松平“伊豆守”信纲的赞同之下得以实施，但却遭到幕阁大多数的反对。

“宽长的水路使得敌人入侵更容易”。

这就是主要的反对理由。对此正之反驳道：

「现在还会有什么军队会大举入侵江户？」

最终他说服了幕府，于是纵横江户的巨大供水网变成了现实。

还有明历大火时，正之也做出许多决断，说服了许多人。

把着火的米仓交给民众，告诉他们“搬出来就是自己的”，及时转移了米袋，阻止火势蔓延。同时在扑灭大火之后，为受灾民众提供粮食。

正之看出火灾后治安恶化的第一原因是食物不足导致的物价高涨，于是让前来朝觐的诸藩回到各自藩国，并且推迟下一次朝觐日期，以暂时减少江户人口、调整供需比来控制物价。

另外他反对在受灾地驻军来维持治安，因为军队会加剧食物的不足。他始终以确保物资、提供房屋、救助受灾民众来安定形势。

火灾之后他主张不重建天守阁，提倡铺设道路时避免死胡同，以便利的交通来确保民众避难路线。另外还建议制作精确的江户地图，普及发放。

开仓济民、减少人口、不派驻治安部队、不重建天守阁、保证道路四通八达、发放城市地图——从战国的“防卫”概念来看，这些都是违反常识的举措，等于是自杀行为。但正之坚定地颠覆了那些概念，一一说服幕阁的每一个人，把江户当作“提高人们生活”的榜样而使它获得新生。

而且在这次火灾中，正之的儿子正赖由于在寒冬里参加灭火而患病猝死。正之悲痛憔悴之至，将军家纲与幕阁一起劝他休息，但正之只是把儿子亡骸送回会津，为“避讳”也不穿丧服，继续为江户的复兴而出谋划策。

这些可谓是正之悲愿的向民生政策的转变开花结果是在六年后的宽文三年。

春海测量完纬度后回到江户的那一年，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政策得以实施。

一是武家诸法的再次修订，加入了正之之前就主张的“禁止切腹殉死”。

本来德川家就认为为初代将军家康殉死是“无谓的牺牲”，所以并不推荐。而且幕府所推崇的朱子学也将殉死视作“蛮族习惯”而加以否定。

但即使如此，为主君切腹殉死是自战国时代培养起来的“武士价值观”，武士们对这种价值观的表达有着强烈的潜在渴望。

天下太平之后，下级武士根本没有机会和主君出生入死、命运与共，为了弥补这种缺失，切腹反而流行起来，尽管得不到认可，尽管他们的死完全没必要。

这是武士这个概念所创造出来的强烈的自我表现方法，想要除去并不容易。

但正之是将半生都花费在埋葬战国常识上的男人，即使用重罚他也要禁止切腹殉死。这些改革成果就是武家诸法，当然也是江户幕府再一次远离战国的标志。

同年。

“天意面前唯有认命”的战国常识终于在藩政中被颠覆。

那就是“社仓”的成功。

正之聘用山崎暗斋等学僧为侍儒，和他们一起实现了这以制度。基于朱子学书中记载的饥荒究级策略，把领内一部分收获储藏起来，借给领民，通过利息来扩大。当发生饥荒时，就全部放出用来救灾。另外还用来接济没有父亲的家庭、无依无靠的老人和孝行者。

可谓是现代养老制度、福利政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