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全知腺（1 / 1）

在纳特的怂恿之下，我开始大胆地将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研究，而不是学校的课程表。纳特说，相比于做下一个被教授灌输知识的脑袋，我能给这个世界做出更多贡献。我完全能自行大步踏入他们那些胆小的思维根本不敢探索的领域，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去听他们的空谈？因此，我在课堂上花费的时间更少，在实验室的则更多。这一点自然不是教师们赞成的，学期末我被叫到系主任的办公室。系主任提醒我，作为一个奖学金获得者，我得对学校负责，毕竟是学校出资我才能在这儿。我得交出我的论文，以保证获得没有污点的课程出席记录。他警告我，要是我再这样下去，那他可能会收回我的奖学金，把它给更应该得到它的人。在此之前，纳特已经教过我该怎么应付这种情况了，因此我卑躬屈膝地对系主任说，我很抱歉，将来会尽全力做得更好。这当然完全不是我的真心话，但系主任被蒙骗了，事情就此结束。学期结束后，我在家里过了一个悲伤而无趣圣诞节（屋里完全没有节日装饰，甚至连彩纸链都没有），又在一月时带着新生的热情回到阿卡姆。不仅是因为我很高兴能在假期之后与纳特重逢，也是因为我渴望恢复我的工作。为此我开始利用米斯卡托尼克大学医学院里的尸体，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尸体上的某个部位。医学生们学习如何修整身体——皮肤、肌肉、骨头、心脏、肺、肠子，诸如此类——而大脑总体来说总是供大于求。对其他人来说，它们是累赘，但对我而言，它们却是珍贵的资源。

我在此时发展出的实验流程，我称为“颅内认知转移”，它基于我在脑内发现的一个小小的腺体而产生，这个腺体嵌在杏仁体和海马体之间，是一个饱满的结节，不比花生米大多少，但我渐渐确信，它的作用类似管道，就像一个信息交会中心，在大脑器官的其他所有部位发生的神经元活动都会汇入此处。所有高等动物都有这个腺体，我称它为“全知腺”，大脑做过的一切，所思所想的所有过程，都会在此处残留。你可以将它想象成一系列相片的底片，它们保持了每一个曝光过的画面的印象。假如你爱幻想，甚至可以将它描述为灵魂之座。

使用一个小口径钻子、长针管皮下注射器和我调配的特定注射用血清，便能得到全知腺的精华，并将它以液体的形式提取。我一直拿尸体的大脑练习这种技术，直到熟练为止。这种血清源于鲜血——我自己的——加上酸和各种化学试剂，从而让细胞模拟它们所容纳的大脑细胞的特性。试剂一共有三种，每一种都是蛋白质、乙醚和磷酸酯的复合物，我简单地将它们称为“康罗伊试剂甲”“康罗伊试剂乙”和“康罗伊试剂丙”。仔细计算这三种试剂的剂量，并将它们按照这个顺序注射，便会作用在全知腺上，将它溶解成组成细胞的状态，并让这些细胞与血清中的血细胞结合。这种提取步骤的最终成果是一种发红的液体，平均约为半液量盎司。将这种液体注射进另一个活着的生物的全知腺内，便能将寄生的全知腺的内容灌输进去，起到代替宿主腺体的效果。（可以与复写用的羊皮纸类比，在这种纸上写下新的文本，能将原有的文本擦去。）当然，这是个单向的过程，因为必须毁了寄生者的全知腺，才能让传输完成。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相比于直接做手术移植大脑——假如这种事确实可行——它的侵入性不那么强，造成的后果也不会那么严重；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不同的物种之间完成。

为了证明这一点，也为了将理论彻底付诸实践，1893年2月初，我完成了从鹦鹉到僧帽猴的颅内认知转移，这也是我第一次拿活体样本做实验。在注射之前，我用氯仿让后者陷入沉睡，前者却在我费尽全力要麻醉它时反抗不已，变得十分好斗，啄个不停，所以我不得不在它清醒的状态下工作，充分获得了它的能力。纳特自愿做我的实验室助手，也正是他用夹子将鹦鹉固定在桌上，受到这样不体面的对待，这只鸟滔滔不绝地抗议，反抗不绝。甚至在它被夹住无法动弹之后，还不断发出刺耳的尖叫，更不用说钻头探入它的颅底时，皮下注射针头一根接一根地注入，它们每一根都带有一点点血清，每注射一次后都得等待时间极为精确的几秒钟，好让血清生效。鲜血和羽毛点缀桌面，到最后，鹦鹉尖叫、扭曲着，但已经是一具空壳。

将鹦鹉的全知腺提取物注入昏迷的僧帽猴后，要做的事就只是等待这只小灵长类动物苏醒。与此同时，纳特毅然承担了解决这只鸟的责任。他松开夹子，用双手握住这只鸟，准备拧断它的脖子。鹦鹉那珠子般的眼睛在眼眶中打转，鸟嘴大张，破布似的黑色舌头拖在外面。它的喉咙里漏出了轻柔的哀鸣。尽管像这样一只在智力排行上处于较低位置的动物，很难定义它的神智究竟由什么组成，但我得说，这只鹦鹉疯了。至少它原本的个性已一点不剩，就好像在我夺去了它的全知腺的同时，我也夺走了它大脑功能中最基础的部分，将整体粘合在一起的“胶水”。全知腺提取后留下一块无法恢复的真空，大脑的剩余部分也无以修复。这是我的推断，至少，进一步的实验将会证明它是正确的。而现在，得把这只鹦鹉处理了——更敏感的人或许会说“终结它的痛苦”——纳特招待了它，将它的头扭向一边，身体扭向另一边，脊椎分离发出“咔嗒”一声。

一个小时后，那只猴子恢复了意识，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它开始展现出完全不正常的行为模式。它想用嘴整理身体，却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喙或羽毛，因此它的牙齿只能不停地咬合空气。对此它只能尖叫泄愤，那虽然无疑是猴类的声音，却有着热带鸟类鸣叫时的音质和刺耳。接着它想飞起来。它拍打双臂，想让身子从地板上飞起，结果却只是笨拙地一屁股跌回地面。它那张小小的脸上出现的困惑表情非常可笑。这只猴子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它飞不起来。它又试了一次，好几次，没有一次成功，而后便退到一个角落里，思考为什么突然之间便无法飞行了。而对于纳特和我来说，这些模仿鸟类的失败动作滑稽得令人捧腹。我们笑弯了腰，泪水从我们的双颊上滚落，几乎无法呼吸。在实验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担心会失败，心里十分紧张，而此刻，之前所有的压力都释放了出来。纳特无疑也是如此，他似乎同样从这猴子荒诞的窘境中体味到了残忍的满足感。

“好了，扎克，老朋友，”他说着拍了拍我的背，“你成功了。你真的做到了！”纳特是唯一一个经我允许称呼我为扎克的人，就连押沙龙也没有这种权力。我从来不喜欢昵称，将它视为下等阶级的表现，只有在山间骑马的牛仔才会这么做；但如果是纳特·沃特雷，我可以让他例外。

我们将僧帽猴放入原本关鹦鹉的笼子里，这只灵长类动物在里面似乎十分自在。它扭动着蹭上了小小的栖木，蹲下来，双臂背在身后，就好像它们是翅膀——而事实上，在它的思维中，它们确实就是。当我们把它的主食葵花籽给它时，它用嘴以啄食的姿势将它们撒在笼子底部，而通常来说，猴子会使用它们灵巧的双手。

在这种胜利的顶点，能闯进来毁了它的，除了塞勒斯·诺德斯特姆教授之外还能有谁？这老头冲进屋子，长袍在他身后飞舞，他的两颊则泛着暴躁的红光。他要求知道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他接到了报告，说实验室里传出惊人的喧闹，可能是有动物遭到了虐待。他的视线落在我们还没来得及扔进垃圾桶里的死鹦鹉上，接着又到了猴子身上，后者正在栖木上疑惑地看着他，脑袋左右摇摆，双脚交替地跳着。他问纳特和我做的实验是否得到了授权，我们是否从科系里得到了活体解剖的许可。有些协议，我们必须遵守。我觉察到他的眼中闪动着明显的幸灾乐祸。他抓着了我们违反大学校规的现行，对他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走运的事了。

纳特破口大骂，我也是，但我们当时确实违反了校规。我们没有去求得必不可少的许可，是因为我们觉得肯定拿不到，我俩在当时都不被院系看重。我事实上是早把刚到这地方来时获得的所有善意都浪费了，而纳特则被视作某种耻辱，他之所以还能被允许留在米斯卡托尼克大学里，只因为他上学是自费的，也因为这所大学和这片地区的不少机构一样，在很多年里都在物质上受益于沃特雷家族的慷慨。除此之外，系主任来自敦威治，是洛兹家的一员，纳特的一个叔叔诺亚·沃特雷也一样。尽管他俩早已踏上不同的道路，但这种共济会兄弟情的纽带依然还残留在这二人之间，也由此让纳特在米斯卡托尼克大学里获得了某种豁免权。不过，纳特渐渐地耗尽了仅有的特权，系主任觉得不能再对他这么宽容。简单来说，只消再有一次过错，便能让我的朋友被开除。诺德斯特姆早就知道这一点，并且认为现在他得到了一劳永逸地将纳特从校园里除去的机会。除此之外，我想他还没有原谅纳特在秋季学期一开始时，为了帮我而出面反对他的事。

他及时将我们的所作所为汇报给了系主任，我们则遭到了严厉的训斥。纳特请求系主任宽恕，求他再给我俩一次机会。他说，我们放任热情占据了我们的头脑。我们最大的错误是年轻人的一头热，缺乏良好的判断能力。他的叔叔诺亚也是这样的，不是吗？诺亚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叫邻居不舒服，他的妻子死得那般蹊跷，引人怀疑，至少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还因为在镇子附近某个神秘的山巅石圈中做出怪诞的举动而得了一个“巫师”的诨名。系主任同意地点了点头，但又表示说，至少诺亚的怪行有其理由，这是因为诺亚的父亲奥利弗被敦威治的镇民控告行巫术，后以私刑处死。在这样可怕的事件笼罩下成长，显然会扭曲一个人的神智。纳特又能有什么借口？

但不管怎么说，纳特还是被放过了。他在系主任身上施展诡计，最终我们离开时只得了一个警告，又在永久记录上留下了一个污点。系主任建议我从此以后洁身自爱，我真诚地保证说一定，这态度完全是装出来的，但装得连我自己都快相信了。我成了哪一位花言巧语的骗子？胆小顺从的撒迦利亚·康罗伊又是怎么会进化成离经叛道者的快活共犯的？答案显而易见：纳撒尼尔·沃特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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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斯特姆教授暂时被挫败了，却尚未被彻底打垮。他还有另一个诡计。在下一个周末的《阿卡姆公报》上出现了一篇暗讽的文章，与我有关，还添加了一些诺德斯特姆本人的评论。他做了课外作业，记者也是，虽然我始终没能找出他的名字。文章中提到了颅内认知转换，还公正地描述了一番我那只有着鹦鹉思维的猴子。我一读到它，便去找了纳特。他对此不屑一顾，表示说米斯卡托尼克大学常常会被公报尖刻批评。阿卡姆与这所大学之间，从很早以前便形成了一种怪异的分裂对立关系，一方面他们将这所大学视作荣誉的来源；但另一方面，又将它视作一个可悲的怪人的避难所。在所有常春藤联盟的学校里，米斯卡托尼克大学吸引怪癖者的比例是最高的，他们中有不少人来到这地方，似乎是因为这座城镇本身便有着跌宕起伏的过去，早在十六世纪，自由思想家们在此建城，但很快，这里便被邻镇塞勒姆狩猎女巫的狂热感染。阿卡姆不愿人们想起它黑暗的起源，更乐意将自身视为一座成功的海港，尽管海上贸易早已不像从前那样，近来它则标榜自身是一座繁荣的工业城，即使尚且不是埃姆斯伯里或黑弗里尔的对手。提到我的文章不过是这个城镇对城镇中这块小小学术飞地的敲打中最新的一下——不过是一种自虐而已。我应该无视它，纳特说。这篇文章不会带来任何后果。

要是他说的是真的就好了。然而，我又一次被带到系主任面前训斥，而这一次，再怎么乞求或忏悔都没能救得了我。文章让系主任无法再忽视我的不轨行为。这所大学必须让人感受到规矩。我声称自己的猴子实验其实不像外行人眼里看来那么荒谬。它代表的是更宏大的事——难以置信的事。我只是需要时间去阐释它，除了时间之外，我也需要免于被干扰的自由。系主任遗憾地表示，这二者他都没法给我。我有权继续留在米斯卡托尼克大学，他们也欢迎我这么做，但不会再给予资助。换句话说，我的奖学金被取消了，即刻生效。当然，如果我的家人能替我付学费，或我能另找到赞助人，我还可以继续学习。他让我自行考虑怎么操作。

“悲痛”这个词无法形容我的感受。这个打击近乎具备了实质。我站在那儿，头晕目眩，恶心作呕，震惊不已。我知道我的父亲不用再支持押沙龙上耶鲁大学，便正好能替我出学费，但我不愿去找他。为我兄长的死而哀悼的事，让我和我父母之间原本就存在的嫌隙变得更宽，让尴尬的裂缝变成了无法逾越的峡谷。在他们眼中，我拿到米斯卡托尼克大学奖学金的事是我的一个可取之处，或许甚至是唯一的可取之处，而现在，我却将它抛在了一边。我现在表现得这么靠不住，我的父亲几乎不可能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不过，我还是给他写了信，为自己的情况做了辩护。回复果然不出我预料，不如人意。“假如你没法紧握住一个庄严的组织仁慈地给予你的收入来源，”他说，“为什么又能指望我来让你摆脱困境？”

我绝望地去找了纳特。他打开一瓶葡萄酒让我喝，直到最后我稍许平静了一点。接着他说，或许我的窘境是一件好事。我问他什么意思，他回答说他正在忙于一个项目，若是有志同道合者参与自然会更有益，某个他知道他能信赖的人。天意似乎正好赐予了他一个这样的人，能让这人来帮他实属好运。“让我们来面对此事，扎克，”他说，“你在米斯卡托尼克大学里纯属浪费时间。除了你已经知道的，这所大学没法再多教你什么，而你在这个世界上能做的事又还有太多。在你面前有个更好的机会，为什么还要将生命中的整整三年用来向智力都不如你的教授叩头屈膝？”我想知道他打算做什么，他的回答则是“一次旅行”。但他又加了一句，这是一趟前所未有的旅行。这趟旅行将会让我对科学的前沿大开眼界，比任何毕业文凭都更具有实际价值。

我被迷住了，除了要求他再多说一些之外，我还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