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教育(2)（1 / 1）

第42章教育(2)

职业教育

现在最需要怎样的学校与课程，一部分已经明了，一部分仍待思考。职业教育已站稳脚跟，但是它多种多样的形式与相关问题还未最终确定。有人担心职业教育会使教育物质化，降低教育层次，这纯属杞人忧天，即便在理论上都站不住脚。在学校里训练木匠和印刷工，抛弃以往的学徒制，并不是令人生畏的教育革命；医生、律师以及工程师曾经也是学徒制。在高等职业中，职业培训历史悠久；社会变革削弱了学徒制，导致职业培训在工商业中兴起；而公费资助培训这一事实，重新体现了社会对劳动的重视。在现代社会中，技工不会比艺术家更被人忽视，农民也不会比哲学家更被忽视。职业教育是提前迈出的关键一步，作为技术培训的附属物，职业教育会为人们提供鼓舞人心的机会，让一些人能够继续学习普通教育，否则他们可能会一无所获。孩子们留在学校，学习具体的技能，而不是被迫学习他们并不感兴趣的普遍教育并受到老师的冷漠对待，直到他们获得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习惯和谋生技能，我们不是应该为此高兴吗？职业培训最紧迫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自我辩护，而是如何组织、如何发展。

要建立怎样的以及多少职业学校，部分取决于一些特殊形式的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从长期来看，社会对某个行业效率的要求决定了其职业培训成功应得多少奖励。人们愿意高薪支付医疗技术，表明社会需要它。当然，并不是说哪种职业能赋予人们优质的生活，学校就应该培养这方面的技能。建立学校，是要让人们知道，培训的价值在于以服务这样一种特殊方式获得知识和力量，就像使个人能够从这种服务中获益一样；因为只有在最后，经济要求才能反映真正的社会需求。相应的，公共利益需要教育者界定和改变社会需求，而不仅仅是迎合它。

计划一个学校体系，需要展望全新的、更好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人们的需求以及因为满意而心甘情愿地进行支付，都更为合理地植根于大众福利之中。然而，讨论每种职业进行职业培训是否可行、是否能够谋生，这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农业无收益，那么我们可能没有农业高中或者农业大学了。即便是慈善学校也会有额外的收获，因为训练有素的社会工作者能够通过他们的服务获得报酬。在职业教育中，讨论学校、课程和课程体系至少有一个明显的基础。比如国家必须培训工人，最为需要的工作能获得很好的报酬。职业教育的问题最令人烦恼，但是其基本情况已经明了。

对普通教育的需求

普通教育因为是一种持续性需求，所以情况就更为复杂。不能支持职业教育的教育理论是贫乏过时的，但是只考虑到工作需求的教育理论也是贫乏而不人道的。没有哪种职业性的特殊技能训练会出现在小学里：手工培训、园艺、缝纫、烹饪和农业会在童年中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孩子们不能仅仅进行书本学习，也需要锻炼身体、手、眼睛，培养意志力、忠诚度和领导力，而这些是这些学科能够给予的。这种需求不会随着青少年时期的到来而消失，但是普遍性的手工培训——建设性地从事毫无经济价值的工作，制作孩子气的小玩意，什么都连接不起来的接头，什么衣服都缝不起来的针线——会提前失去教育价值。任何形式的手工培训，其纯粹的教育价值逐渐取决于学生工作目标的经济价值。手工培训作为高中生课程体系的一部分，必须对职场中具有实际价值的某种形式的手工技能进行实际训练。即使是打算进入大学的学生，也最好在中学时选取一两门手工制作的课程，丰富人生经历，扩大视野，获得具体的训练。但这并不是职业教育。真正的职业教育旨在提高在某一特殊领域内的效率——它培训印刷工、速记员、裁缝、木匠、机械工、医生、律师、牧师、记者和工程师。它要达到以所学用于谋生的目标——总统艾略特曾称之为“生活—职业动机”。这种定义过于狭窄，但不无道理，而且必不可少。困难在于尽管需要尽早专门化，但还是要培养大家的公民意识、父母责任感、社会公德、休闲意识和学会阐释生活。

在青少年期过后，对于那些对职业没有直接影响的教育，很多学生就丧失了学习的动力。但是对于职业培训的要求与经济压力极大地交织在一起，所以根据个人能力和自由选择来决定接受职业培训的人选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的社会体系通过允许相对贫穷，来限制大多数青年男女尽可能早地工作，我们必须要承认培训尽早专门化的必要性，无论它们对于以后的广义文化有什么作用，或者是否能迎合其需求。教育只能强调人文学科的价值，尽可能使其蕴含于每门课程中，让人觉得有利可图。同样，人文教育也可以阻止过快专门化的趋势。

教育中的经济压力

教育就像政府和慈善一样，在不公正的经济秩序压力之下努力挣扎。我们应该为那些处于不幸状态中的人们提供教育——为目不识丁的外国人提供夜校，为工厂工人提供职业培训，为那些除了准备工作之外至少应该还有时间的女店员提供扩展的普通教育。学校是不能改变这些情况的。但是通过社会资助和奖学金制度，继续教育的机会之门仍会向有能力、有抱负的人敞开。教学和学校管理的精神会防止社会阶层的形成。而且没必要对那些在高中错误选择课程或者因为条件不好过早谋生的人们树立起学术障碍——就像狭隘地阐释大学入学考试要求或者不能为大家提供接受心仪的高等教育的合理机会。在民主国家中，教育体系至少应该防止特权的渗透。学校需要拒之门外的是那些不合适的人，而不是不幸的人。

很显然，对于个人来说，如何获得能够给予自己最好生活的教育，是需要英明的指导的。职业指导只是“人类才能再分配”（这是carver教授最近创造出的短语，很适合）大问题的一部分，而且经常是作为教育指导的一部分来完成的，这种指导综合考虑了对人文文化和职业培训的需要。毫无疑问，卓越的才能不会因为缺少咨询或者特权而失去光芒；教育指导不能发掘出很多沉默的弥尔顿，也不会将很多缺乏斗志的济慈送去医学院。然而，它能够阻止成千上万的人从事不合适的事，尽管这种不合适不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合适的方法和措施，那么指导也只不过徒劳无功。如果学校要为所有人开启机会之门和服务大道，那么给予学校的拨款必须要成倍增加。当然，我们必须要记住，除了学校之外还有很多教育机构，比如图书馆在教育中就举足轻重。但还是学校教育更为系统，如果要充分迎合社会利益，就必须要组织、支持任何有价值的教育活动，让每个希望参与其中的人都能享受到。

教育的进步之路

仅仅扩大学校的规模是不够的，学校和班级已经够大了。我们需要更为丰富多彩的学校和课程，能提供更多机会让老师和学生私下交流的小型学校和班级，更多能力强、接受过良好培训的教师。但是如果对于学校和教师的普遍观点得不到改变，我们就无法获得这些东西。对于教学，我们仍然考虑得过于狭窄或者过于模糊——如果我们把教师看成学习的供应商，就会过于狭窄；如果我们用抽象的思维把他们想成包工头式的人，就会过于模糊。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教师的任务；他需要引导大家过上有价值的生活，他教授的不应该仅仅是某门学科的知识，还应该包括如何使用它、可以用它做什么，这门学科的动机和理想、方法和价值，并帮助学生更加恰当地诠释生活，使他们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生活。对于每位教师特别是对于传统课程体系中教授传统科目的教师来说，这都是一次重要的机会。比起拉丁语教师对时态使用准确性的关注，教速记的老师可能觉得把自己局限于技能，通过莫尔斯符号加速运算来教授学生更为合适。任何一位教师的首要任务都是教好本门学科，但是他不能完全靠校长、家长、学校手册和机会去发挥教育的社会意义和功能，而应该自己去努力实现这些，当然，这是对教师的更高的要求了。

为了更有价值，教学必须要发展自己本身的科学和哲学价值。教师必须要研究他们的问题，就像内科医生和政治家学习自身的问题一样。教学的问题曾经是有关效率和命运的问题。教授任何学科，都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和高尚的目标。我们怎么才能教得更好？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应该教些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对于任一学科，这些问题都还未有最终答案。换一换其中的词语，我们还可以用来问问学校或者课程：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管理？我们管理是为了什么？因此教育实践的所有问题，都是既有科学性又有哲学性的。

（a）小学阶段

在小学，我们需要更好的训练方法——提高效率并形成习惯，比如提高数学运算的效率。只是在过去几年我们才充分认识到算术能力是什么，但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这种能力在不同的教育方法下是如何发展的。缺少标准和基本测试，所以我们不能充分详细地了解我们所教学科的心理学。而一般的常规测试不会很快告诉我们怎样将一门学科和另一门学科联系起来，或者怎样与学校之外的生活联系起来；也不能让我们的学科更有生气，为我们的学生提供更多独立、合作的机会。教师们也不会很快地教会我们如何让学习成为生活的一盏明灯。在初等学校的算术中，我们需要一种社会哲学来指引我们选择应该教授什么、省略什么，支持我们不同程度地强调逻辑概念、训练掌握计算技能或用真实问题来实践。所以教授每门学科，我们都需要进行新的学习，不论从广义还是狭义的层面上都是如此。

（b）中学阶段

在中学工作，这种双重责任更为明显。我们有必要立即将义务教育阶段扩展到中学。但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地将赚钱的需要和工作的动力搁置一边，而且对工人的需求尚不能让步于教育者的理想主义，他们会因为崇尚综合文化而忽视职业。最后肯定要做出妥协，但也会达成合作。我们必须要有很多形式的职业培训，年轻工人的雇主必须要通过业余教育方案帮助国家对他们进行教育。这些方案已在实施中，而且自认为是高效而人道的。

然而，中学完全旨在培养综合文化（或者为进入大学做准备，这种准备并不认为会影响到综合文化），不过在传统学科的教学中，有关目标和方法的问题更加紧迫。如何教授一门现代语言才能产生好的效果呢？教学又是出于什么目标呢？如果教学方法能够建立在更加全面地掌握学习心理学、更加完善的课堂检测和自学的基础上，语言的学习会比现在更有成效。如果我们能够将自己从对普遍原则的盲目信仰中解放出来，不再盲目执着于某一学科或者任一学科的教学目标，我们就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学科的基本价值，能更加直接地去追求。有能力用语言进行思考和表达——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重新分析其中的基本原理和进步标准；欣赏外国文献所呈现出的外国文明——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重新选择材料，使之更加贴近生活。

科学的研究方法，无论是通过心理实验室的实验、课堂测试或是确切的数据记录，都只能为某一学科教学的建设性重组奠定基础；学校的教师必须要让新的方法更有成效，或者证明其具有前瞻性。如果他们执着于传统观念和试验过的方法——就像很多人一样，特别是在私立学校里——他们就阻碍了进步；如果通过个人价值和领导权力，他们赢得尊重，并且深刻地影响他们学生的生活，他们的保守主义就更难让人忍受。教师必须自己掌握他所教学科的科学性和哲学性，同时批判地进行实践。他必须要思想开放，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思维。

（c）大学阶段

在美国，大学坚定不移地倡导文化，而且艰难地从某些特定领域技术专业化的泥沼中走出来。大学教授必须是专家——完整意义上来说是学者；但是大学的学生普遍不打算或者不在乎自己能同样地专业化。更加彻底地学习某一领域；从中获得理性的学习热情；从一个方面解决所学知识局限性的问题；付出建设性努力，品尝从中得到的快乐；这些是一个大学生课程体系中的关键要素。大学学习的优越之处在于，有机会专注于所有更重要的学术领域，心无旁骛，不断反思智力。要是旨在提供这样的机会，大学教师也需要从研究中抽出时间，仔细观察方法和结果，并不带任何偏见地讨论在教授一门学科时所需要的普遍目标。

弗朗西斯·培根

欧内斯特·伯恩鲍姆[85]

我们尊重弗朗西斯·培根，因为他先知先觉，开启了现代科学。他在《新大西岛》尾页中，描述了那个科学机构进行的诸多活动。仔细阅读，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感到震惊，发现其想象的方法和成就，精确地预见了现代医学、气象学、工程学、天文学等领域的发展。当然，培根自己很谦虚地抗议道，他只不过是稍微撬动了地球上的科学之根。确实，他并没有发现什么伟大的数据，从哈维到赫胥黎，这些科学专家都曾对他无用的实验嗤之以鼻。甚至他曾经真诚地认为可以迅速地完全掌控环境的全新方法，现在也被认为不太实际。他的杰作《大复兴》的序言，尽管不再是标准的指示牌，但是仍被尊为科学进步史上伟大的丰碑。它赋予科学家全新的征服精神，赋予他自信和合作精神，让他去探索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