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教育(4)（1 / 1）

第44章教育(4)

接下来，如果弥尔顿的计划，也就是精挑细选的青年在国家科学院里接受培养，掌握每一种艺术、科学以及职业的计划是行不通的，那么我们还是会发现，在这篇简洁而有力的文章里有一种理想值得我们铭记，那就是对合理学习的诉求。今天的学习可能起源于弥尔顿所不知道的源头，而很多他所尊崇的源头在今天却不值一提；但是在合理学习这方面，现在和过去的情况相同，这种学习针对的是生活中的真相。我们永远不能指责《利西达斯》和《科摩斯》的作者忘记了形式的要求，我们注意到他更多的东西，他警告我们不要教给“未注册入学的年轻新生知识性的抽象概念”，也不要只学习“词语或者是类似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天生就会的”。令人高兴的是，这也是现代教育努力的方向之一，从第一节阅读课和算术课到大学里高深的研究，都是要让学习服务生活，让生活启发学习。

洛克谈绅士教育

在洛克的《关于教育的思考》中，我们看不到像《论教育》中那样的综合计划。洛克在其他时候勾画过国家教育体系的纲要，而在这里，他只写下了一位绅士的儿子的家庭教育。他对当时的学校非常不屑，呼吁人们挑选家庭教师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从洛克的时代到现在，学校已经改善了许多，他现在可能会修正自己的看法了，就像他也会修正对其他事情的看法一样。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洛克并没有学过现代意义上的儿童心理学，总体来说也不了解人类的精神与身体发展过程，所以他对于如何养育孩子的建议，虽然总体来说是很好的，却不能按部就班地付诸实践。不过洛克的文章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是他关于父母与教师对孩子进行道德纪律教育的理念。由于他非常善于观察，经验十分丰富，很有原则，又颇有人情味，所以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就非常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他的建议可以这么概括：放弃体罚，除非万不得已；放弃责骂、威胁、规则、奖励，别再争论，也别再劝说。通过赞许和喜爱、不赞成和冷漠来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行为，当孩子表现很好时，给予他们好处；当他们表现不好的时候，则很自然地收回微笑和陪伴。但最重要的是，要有道德地使用这些道德规则，也就是说，要直接地考虑学生的动机，即他在一件事中的想法，而不是只考虑他的行为的外在影响。事实上，洛克呼吁人们使用这种固定的、持续的、具有同情心的，还体现着公正的道德压力作为培养孩子良好表现的可靠手段。他想让学生们学会“爱他们应该爱的，恨他们应该恨的”，这首先被培养成习惯，等到他们成熟之后再让他们明白其中的道理并产生认同。但一开始，他不会让孩子们只遵守那些外在的要求，而是使他们心里愿意接受那些浅显易懂并且会逐渐解释给他们听的标准。为了达到目的，他也运用权威作为道德的载体。

洛克说的话蕴含着智慧。虽然现代社会对儿童天性的了解比过去进步很多，但父母在家庭道德教育遇到具体麻烦的时候，依旧很难找到比洛克的指导更好的通用标准。任何道德教育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需要了解儿童的性格并做出判断，这更是一种对“父母的训练”。不过虽然我们需要学习很多关于约翰·洛克所不了解的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论著，他还是提出了一些关键的事实，它们常被不同的术语表述出来，含义却都是一样的。

关于学习，洛克赞同弥尔顿《论教育》中的基本观点。对拉丁语，他批评过分重视语法的现象，认为通过广泛的阅读可以达到同样的教育效果。他还提倡在知识学习的同时进行实践训练，这跟弥尔顿的向各行各业工人学习的计划很像。不过他们二人的观点不同，即洛克的个人主义与弥尔顿的国家主义来源于——弥尔顿想让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教导他年轻的学生，也可以让他们认真地运用知识和技能来处理公共事务；而洛克主要将实践视作一种不错的绅士的业余爱好。

在有一点上洛克通常被误解了——他一直是“形式训练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这种主义主张选择学习什么的时候不要因为它有用才去学，而要看重它能够训练你智力上的一些“能力”，或是能够创造一种不可言传的（实际上是完全神秘的）“全能力量”。洛克关于记忆训练的那一段话清楚地证明了，他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观点，这是后人转嫁给他的。当然，他确实认为，智力和道德训练是有必要的，但他只是赞同训练特定的思维和情感习惯，而这通常是可以实现的，也是合理的要求。

这两篇随笔写于大约300年前，反映了许多与现代思想不同的习惯、标准以及传统，其中不乏大部分现代读者从未听说过的人名和书名。作者甚至从未被灌输过他们那个年代一些最有远见的概念和理念。不过，在承认了这些事实之后，我们还要承认这些随笔在本质上依然没有过时，并且很有价值，只要我们努力发掘，就能从中获得智慧[87]。

卡莱尔与纽曼

弗兰克·威尔逊·切尼·赫西[88]

维多利亚时代早期震撼英国的声音中，有两个人的声音是最具影响力的，他们就是纽曼和卡莱尔——一个是温文尔雅的牧师，重新点亮了中世纪教堂中的蜡烛；另一个是性情暴躁的苏格兰农民，使泰晤士河燃起熊熊烈火。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且能注意到他们两人在外表、行为、语气和方法，还有他们对时代的呼吁方面的强烈反差。马修·阿诺德对纽曼在牛津大学的描述永远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谁能抵挡那神灵的魅力？他在午后黯淡的阳光下行走在圣玛丽大教堂的走廊，走向讲道坛，然后用令人心驰神往的嗓音打破寂静，他所陈述的词语和思想如宗教音乐一般时而微妙、时而甜美、时而忧伤。我好像还能听到他在说：‘在我们经历了生活的艰辛，经历了困顿与疾病、战斗与沮丧、倦怠与焦躁、奋斗与成功之后，在经历了所有这危机四伏的变化与机遇之后，最终我们会迎来死亡，最终我们将看到上帝的白色宝座，最终我们真福直观。’”

现在另一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凯若琳·福克斯在日记中写道）：

“很快卡莱尔就出现了，看起来他似乎觉得在穿着得体的伦敦观众面前，并不是他演讲的理想舞台。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粗糙的脸庞上刻满了顽强的意志，还闪耀着天才的光芒。而这光芒也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只是从他浓厚的眉毛下幽深美丽的灰色瞳孔中若隐若现。他举止安静优雅，但是在他演讲的时候，就好像他对自己所说的一切有十足的信心，而且在他心中还有着许多无法言说的东西，不适合说给那些无知的人听。而每当英国人感受到他言语中的美和真理之后爆发出吵闹的欢呼声，他就会不耐烦地、几近轻蔑地挥一挥手，就好像真理并不希望得到这般致敬。”

此人还抛出以下振聋发聩的话语：“不要再做乌合之众，你自己要成为一个世界，或者类似世界的东西。创作！创作！即便只是一个极微小的作品，也要以上帝之名创作它！那是你内心最真实的自我！那么就把它召唤出来吧！行动起来，快行动起来！不管你的双手要做什么，都要全力以赴。在今天努力工作，因为当夜幕降临，人就要休息。”

纽曼与牛津运动

纽曼和卡莱尔的职业生涯与二人的个性一样相差甚远。纽曼一生都热衷于神学争议。他是1833年至1845年牛津运动的领导者和精神力量来源。这场运动一般被称作“单张运动”，意为“时代的福音单张”。这是一场在英国国教内展开的运动，旨在恢复祈祷书中保留的天主教教义。这些教义分别是使徒传统、神职制度、圣典礼仪以及圣餐中实际存在的圣体基督。英国国教太需要热情了。1831年，卡莱尔说道：“我们没有英勇的殉道者做榜样，也没有令人激情澎湃的口才，宗教随着这些被带入寻常百姓家，灌输进每个人的胸中，统治着每个人的灵魂，我们有的是‘基于证据基础上的讨论’，努力使人们相信宗教这样的东西确实存在。”纽曼给这场运动带来的正是“启迪灵魂的口才”。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在每个星期天，他的布道和单张鼓舞着人们的灵魂。在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值得尊敬的神秘光辉。“在奥里尔学院，无忧无虑的大学生们会低声耳语，‘纽曼先生来了。’”在他的眼中，基督教会就是“无形事物的物化形象”。盛大的仪式是必不可少的，它能清楚地引导人们去想象教堂的象征意义。在圣经传统中，教义绝不是刑具，它是由权威树立起来保护最初的基督教精神远离刑具的。纽曼提供了罗马教会宗教体系与加尔文教派宗教体系中间的道路，捍卫了英国国教。但是他和他年轻的追随者们逐渐开始相信罗马一方拥有更大的权威和更持久的实力。最终，在1845年2月13日的一场戏剧性的集会中，牛津运动被扼杀了。纽曼立刻离开了自己的中间道路，转而投向亚壁古道，进入罗马天主教堂。几年后，1864年，他又卷入了与查理·金斯莱的纷争，在此期间，他写下了自己的宗教自传——《为自己一生辩护》。这本有名的书，虽然在驳斥金斯莱对于罗马教派的指控方面不能令人信服，却成功地彰显了纽曼正直高贵的人格。

卡莱尔和他的布道

在评论纽曼的时候，卡莱尔毫不留情。他说道：“约翰·亨利·纽曼的智商还不如兔子。”卡莱尔一生的时间都用来书写大规模运动的历史，比如法国大革命史，还有伟大人物，比如克伦威尔和腓特烈大帝。他强烈地谴责社会中的罪恶之人。他所传的福音是书籍、安静、工作以及英雄。“在书籍中寄居着过去的灵魂。”“安静是人类永远的责任。”“在今天努力工作。”“世界史实际上就是在此奋斗过的伟人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些信条都收录在爱丁堡的就职演说中。

“卡莱尔，”乔治·梅瑞狄斯曾在评价切尔西圣贤最为清楚明白的文字中写道，“卡莱尔的身上时常体现出他所说的那些‘永恒的真理’……他体内有先知的灵魂……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英国人——而且体现了英国不完美的传统：是泰坦尼克而不是奥林匹克；是扛石头的人而不是雕刻家。但即使他所做的一切并不完美，他还是具备闪电的力量，能够创造出非凡的图景，能用一句话直指人心。”

无意识主义

如果两个人性情不同，说话方式不同，生活也十分不同，那么他们有可能拥有一样的思想或者信条吗？这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大悖论，他们秘密的核心、传道授业的来源和中心点，都从属于一个主要的理念。这同一个理念促使其中一人坚持旧衣服的价值，却促使另一个坚持抛弃它们。这种主要的原则就是“无意识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