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蒲宁文集·短篇小说卷（下）》（1 / 3）

加丽娅·甘斯卡娅

有个画家同一名已经告老的海员坐在巴黎一家咖啡馆的凉台上。这时正值阳春三月，画家赞不绝口地说，巴黎的春光是多么旖旎，换上了春装的巴黎妇人是多么诱人。

“不过在我的黄金年代，巴黎比现在更美丽，”他说道，“这并不仅仅因为我当时还年轻，主要因为那时巴黎本身完全不是现在这种样子。您想想看，那时还没有汽车，一辆也没有。那时的巴黎哪像现在这样！”

“可我却不知为什么回想起了敖德萨的春天。”海员说道，“你是敖德萨人，自然比我更清楚敖德萨的春天有一种跟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特有的美：太阳已经灼人，可大海却还保留着冬天的清新，天空明朗得像洗过的一样，大海的上空飘浮着春日的云彩，敖德萨的春天就是这四者的交融。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杰里巴索夫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女人穿着五光十色的春装……”

画家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唤着侍者：“garon，undemi！[1]”随后兴冲冲地掉过头来，对海员说：

“对不起，我打断了你的话。你知道吗？我在谈到巴黎时，也同样想到了敖德萨。你说得完全正确，敖德萨的春天的确有某种独特的地方。只是不知怎的，我老是把巴黎的春天同敖德萨的混在一起，这两个地方的春天总是在我脑海中交替出现，你是知道的，我那时经常一到春天就来巴黎……你还记得加丽娅·甘斯卡娅吗？你当年曾经在什么地方遇到过她，还告诉我说，你一生中从没见到过像她这么迷人的女郎。不记得了？不记得也罢，记得也罢，反正她是个绝顶美貌的女郎。我这会儿谈起当年的巴黎时，想到的恰恰是她。恰恰是敖德萨那一年的春天，当时她第一次踏进我的画室。大概我们每个人都有特别珍贵的爱的回忆，或者特别沉痛的爱的罪孽。这位加丽娅便是我此生最美好的回忆，同时也是我此生最沉痛的罪孽，虽然上帝可以做证，我犯下这个罪孽并不是存心的。现在已经时过境迁，我可以毫无保留地把许多年前的这件事讲给你听……

“她还是个小妞儿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她没有得到过母爱，是由父亲带大的，她母亲很早就扔掉她父亲走了。她父亲甘斯基非常富有，就职业来说，是个未入流的画家，所谓的美术爱好者。但爱得非常强烈，除了绘画，对世上的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他一生除了站在画架前作画，就是尽可能地在各处收藏他所喜欢的古画和现代画，用来摆满他的宅第，他在奥特拉达有一座庄园。他是个非常英俊而又魁梧的人，蓄着一部漂亮得惊人的青铜色络腮胡子，一半血统是波兰人，一半血统是霍霍尔人，有一种大贵族式的气度：矜持、优雅、彬彬有礼，性格虽然内向，可表面上却十分开朗，尤其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阵子，我们这些敖德萨的青年画家连着两年每逢礼拜天就一窝蜂地拥到他家去。他总是伸开双臂热情地欢迎我们，把我们视作忘年之交，没完没了地跟我们谈论绘画，请我们看他的得意之作。加丽娅当时十三四岁，我们都喜爱她，当然只是把她作为小姑娘来喜爱。她可爱、活泼、秀丽，秀丽得到了罕见的程度，小脸蛋上的两腮旁挂着两绺淡褐色的鬈发，活脱是个安琪儿，虽然年纪还小，可已经会做出一副娇态来了。有一回，她父亲告诉我们说，她为了件什么事跑到他画室里去，把小嘴凑到他耳旁悄声说了句什么，随即一扭腰肢跑了出去。

“‘哎唷唷，我的朋友们，我这闺女真正不得了！我可为她担心哩！’

“后来，我们由于年轻，不懂得做事不该伤人的心，突然不约而同地绝足不再去他家。我们对奥特拉达庄园已感到腻烦，十之八九是因为他总爱滔滔不绝地大谈艺术，大谈他怎样又发现了一个应当如何作画的了不起的秘密。我那一阵正好在巴黎住了两个春天，一心把自己想象成为风流韵事方面的莫泊桑第二，回到敖德萨时，周身的打扮虽然考究，却俗不可耐：大礼帽、长仅及膝的豌豆色大衣、奶油色手套、有纽扣的半高腰漆皮鞋，拄着一根上等的手杖，还蓄着两撇波浪式的唇髭，这也是学莫泊桑的样，而且对待女性完全抱着一种游戏人间的卑劣态度。有一回，在四月的一个艳阳天，我打扮成这副花花公子的样子，顺着杰里巴索夫大街，拐到了主显圣容街，不料就在拐角上，在利勃曼咖啡馆旁边，遇到了加丽娅。你还记得拐角上那幢开有咖啡馆的五层楼房吗？就在主显圣容街和大教堂广场的拐角上，那幢房子不知为什么，每年春天，只要一出太阳，所有门窗的檐板上总是停满了椋鸟，叽叽喳喳地叫着，这幢房子就这样在敖德萨出了名。那情景真是赏心悦目。你不妨设想一下：春天，到处都是服饰优美、无忧无虑、彬彬有礼的俊男淑女，椋鸟一刻不停地啁啾鸣唱，就像是阳光下的雨声，就在此情此景之中，忽然与加丽娅不期而遇。而且她已经不是小妞儿，不是安琪儿，而是一位穿着崭新的淡灰色春装的美得惊人的婀娜多姿的女郎。她戴着一顶灰色的帽子，帽子下的脸蛋有一半被淡灰色的面纱遮没，她那双海蓝宝石般的眼睛透过面纱忽闪忽闪地射出光芒。她一见到我，不消说，高兴得叫了起来，向我问这问那，责备我说：你们怎么把爸爸给忘了？怎么这么久没去我们家！我说：是呀，是有很久了，瞧你都已出落成大姑娘了。我随即向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买了一束紫罗兰，加丽娅用眼神感激地朝我微微一笑，马上就像女人该做的那样把脸凑近这束花闻着。我问她：您愿意和我一起坐一会儿，喝杯巧克力茶吗？她回答说：非常乐意。她掀起面纱，喝着巧克力茶，喜气洋洋地望着我，不住口地问我巴黎的情况，而我则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问我：爸爸从早画到晚，你画得勤奋吗？说不定还在迷恋巴黎女人吧？我回答说：不，我已不再迷恋她们，我一直在画画，而且有几幅画得还相当不错。您愿不愿意上我的画室去看看？您该去看看，您可是画家的女儿，再说，我的住所离这儿只有两三步远。她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回答道：当然愿意！再说，除了爸爸的画室，我还没参观过任何一个画家的画室呢！她放下面纱，拿起阳伞，我挽住她的手臂，她合着我的步子向前走去，同时咯咯地笑着。我说：加丽娅，我大概可以叫您加丽娅[2]吧？她立刻严肃地回答说，您是可以这样叫我的。我问她：加丽娅，您这是怎么回事？她不解地反问道：您指什么？我回答说：您过去就够漂亮的了，可现在简直漂亮得到了惊人的地步！她又和我齐步走起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算什么？惊人的还在后头呢！你还记得由院子里上我阁楼去的那道又黑又窄的楼梯吗？她一踏上楼梯便不再作声，默默地走着，丝衬裙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她不时回过头来看一眼。她甚至是怀着几分虔敬的心情跨进画室的，压低声音说道：您这儿太好了，有一股神秘的气氛，这张沙发床多大呀！而且您画了那么多画，全是画的巴黎……她一幅幅看过去，轻声地一一加以称赞，竭力使自己不要匆忙，看得仔细些，以至于仔细得过了分。她终于看完后，赞叹说：您创作了多少出色的作品呀！我问她要不要喝一小杯波尔多红酒，吃几片饼干。她回答说：随便……我拿过她手里的阳伞，撂到沙发上，握住她戴着白色细羊皮手套的纤手，问道：我可以吻吻您的手吗？她回答说：可我戴着手套呀……我脱下她的手套，吻着她纤巧的掌心。她放下了面纱，用那双海蓝宝石般的眼睛透过面纱毫无表情地望着我，悄声说道：我该走了。我说：不，我们再稍稍坐一会儿，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您呢。我坐了下来，把她抱在我膝上。你体味过即使身体轻盈的女子的那种令人销魂的重量吗？她带有几分神秘地问道：您喜欢我吗？我上上下下地端详着她，看了一眼她别在新上装上的紫罗兰，一股柔情蜜意从心中漾开，不觉笑着问她：那么您喜欢这紫罗兰吗？她说：我不懂您的意思。我回答说：这有什么不懂的呢？您整个人就像紫罗兰一样美丽。她垂下眼睛，笑着说：在我们女子中学里，凡是有人把小姐们同各种各样的花相比，就称这是蹩脚文人的比喻。我回答说，就算这样吧，我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比喻呢？她说：我不知道……随即微微地晃动着两只穿着漂亮的鞋袜的纤足，半启着少女艳丽的樱唇……我掀起她的面纱，把她的头向后仰去，吻着她的小嘴，她自己又把头再往后仰了一点。我抚摸着她的腿，我的手顺着她光滑的淡绿色丝袜向上探去，一直探到了吊袜带的扣子，我解开吊袜带，吻她的大腿，并由那儿开始吻遍了她温馨的淡红色的身子，然后又吻她半启着的小嘴。她开始轻轻地咬我的嘴唇……”

海员微笑地摇着头说：

“vieuxsatyre！[3]”

“别说蠢话，”画家讲道，“我一回想起这一切，心就好像刀割一样。”

“好吧，你往下讲。”

“此后有整整一年时间，我没同她见面。有一回，也是春天，我终于拿定主意去了奥特拉达，甘斯基见了我喜出望外，盛情地接待了我，我在感动之余，不由得因我们那么忘恩负义地抛弃了他而羞愧得无地自容。他老得多了，胡子已经花白，可是谈到绘画时，还是那么兴高采烈、朝气蓬勃。他得意地把他的新作拿给我看，画的是几只硕大的金色天鹅飞翔在蓝色的沙丘上空，这个可怜的老人还竭力要赶时髦。我言不由衷地说：精彩，精彩，您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他虽然谦虚了几句，可是却高兴得眉飞色舞，活像个孩子。他一迭声地说：‘你来，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现在请用早餐吧。’我问：‘您的千金呢？’他回答说：‘进城去了。您准认不出她了！已经不是小妞儿，是个大小姐了，完全变了样，完全变了。高高的身材，亭亭玉立，像棵白杨！’我暗自思忖，真不走运，我上这老头儿家来是因为我非常想见到她，可她却偏偏进城去了。吃过早饭后，我吻过他柔软的、香喷喷的大胡子后，答应下礼拜天一准再来看他，便告辞了。可是半路上却迎面碰到了她。她也喜出望外地站停下来，惊呼说：是您！什么风把你吹来的？上我爸爸那儿去了吗？嗬，我可真高兴呀！我回答说：我比您还要高兴，您爸爸跟我说，现在我认不出您了，您已经不是白杨树苗，而成了一棵挺秀的白杨，他说得果真不错。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她看上去已不像小姐而像少妇了。她笑盈盈地转动着搁在肩上的撑开的阳伞。阳伞是雪白的，缀有花边，连衣裙和大帽子也是雪白的，也缀有花边，垂在帽子一侧的褐发亮闪闪的，漂亮到了极点，眼睛里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天真烂漫的神情，脸也变长了……她说：‘是呀，我长得比你还高了。’我只得点着头说：‘可不，可不……我们到海边去走走吧。’她回答说：‘好的。’我们在果园间的小巷中走着，我看得出她始终感觉到，我尽管海阔天空地和她攀谈，可我的目光一直胶牢在她身上。她收起了阳伞，端庄地晃动着双肩向前走去，左手提起了花边的裙裾。我们走到了陡岸上，拂来一阵阵清新的海风。果园已披上春装，被太阳照得懒洋洋的。可大海却完全是北国的海洋，低低的、冰凉的，翻腾着陡峭的绿色波涛，而远处则淹没在瓦灰色的烟霞之中。一句话，这是地地道道的黑海。我们俩不再讲话，站在岸边眺望着大海，好像在等待着什么。显然，她跟我一样，也在想着一年前她坐在我膝上的那件事。我搂住她的腰，把她紧紧地贴到我身上，使得她的身子像弓一样弯了起来。我捕捉着她的嘴唇，她竭力挣脱我，转动着脑袋，避开我的嘴，可突然她屈服了，把她的双唇给了我。所有这一切，我们是默默地做着的，无论我，无论她，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后来，她猛地挣脱了我，整了整帽子，开门见山地、深信不疑地责骂我说：

“‘哼，您是个坏蛋。坏蛋。’

“她掉过身子，头也不回地沿着小巷，快步走掉了。”

“那么你们那回在画室里有了什么没有？”海员问道。

“最后那件事没有。我们狂热地接吻，以及其他等等。可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我那时对她产生了一种怜悯的心情，她的脸蛋红得像火烧一样，整个人都软瘫了，我发现她已控制不住自己，然而这完全是少女式的，一边躲闪推拒，一边又焦灼地渴望那件可怕的事。于是我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那就算了，算了，既然不愿意，就算了……我开始温柔地亲她的手，她终于平静了下来……”

“那么这以后你为什么要整整一年不同她见面呢？”

“鬼知道是什么原因。大概我生怕第二次会失却这种怜悯之心。”

“你可是个不地道的莫泊桑。”

“也许是的。不过你先别急着下结论，让我把故事讲完。我又有半年光景没同她见面。夏天过去了，大伙都离开别墅回到城里，其实留在别墅不更好吗？比萨拉比亚的秋天是异常美妙的，温暖的白天是那么晴朗、那么宁静，空气是那么清爽，海上微波不兴，一片澄碧，玉米已成熟待收，满目金黄。可我还是离开别墅回到了城里。有一天，我又走过利勃曼咖啡馆，结果，你料得到吗？又遇见了她。她好像我们之间没有过任何不快似的走到我跟前，迷人地撇着嘴，哈哈大笑地说：‘真是在劫难逃，又是在利勃曼！’

“‘您干吗这么快乐？遇见您非常高兴，可您为什么这么快乐？’

“‘不知道。从海滨回来，心头乐滋滋的，我这双脚止不住要在城里各处跑跑。我晒黑了，而且又长高了，对吗？’

“我打量着她，的确如此。尤其与过去不同的是她的谈吐、笑声和整个姿态中有一种喜不自胜的、落落大方的神情，仿佛她已出嫁。突然她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