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蒲宁文集·短篇小说卷（下）》（3 / 9）

“总之，我大限已到……天主啊，不要抛弃我……我在生命结束前唯一思念的是——母亲和神圣的艺术……”

“深渊呀，深渊！这人是我的灾星，我在劫难逃了……主啊，救救我，保佑我……”

最后，还有一句特别令人费解的话：

“quandmêmepourtoujours…”[4]

所有这些绝笔，无论是在死者胸前找到的完整无损的，还是在墙壁搁板上找到的被撕成碎片的，仿佛都同叶拉金信誓旦旦的供词相矛盾。为什么叶拉金没有把索斯诺夫斯卡娅胸前的那两张名片撕毁？何况其中有一张上明明写着“我的死并非出于我自己的意愿”，这句话对叶拉金来说可是致命的呀！叶拉金非但没有把它们撕毁，没有把它们拿走，反而亲自（因为除他之外还有谁能够做这件事呢？）把它们搁在最显眼的地方。这是因为他慌张得来不及撕毁吗？当然在慌张之中有可能忘了撕毁这两张名片。但是既然那么慌张，他又怎么会把这两份对他来说如此危险的绝命书巴巴地放到死者的胸前去呢？再说，他当时是否真的那么慌张，那么仓促呢？不，不是这样，他把死者收拾得整整齐齐，先在她伤口里塞了条手帕，再给她套上汗衫，然后又把自己拾掇干净，穿好衣服……不，在这一点上，检察官的话是对的，他说：这件事是不慌不忙地进行的。

4

检察官说：

“罪犯可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偶然性罪犯，其暴行乃是客观情况与主观冲动不幸结合的后果，用科学的语言来表述，这叫作‘一过性精神错乱’。第二类罪犯在作案时，是心存歹念，早有预谋的。这类罪犯是社会和公共秩序的天敌，他们是蓄意行凶的豺狼。那么这个坐在我们面前被告席上的人，我们把他归入哪一类呢？自然归入第二类。他无疑是个蓄意行凶的豺狼，他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他生活放荡糜烂，以致人性泯灭，兽性发作……”

这番话偏激得出奇（虽说反映了几乎我们全城的人对叶拉金的看法），而叶拉金在庭上的表现就更使人感到这番话过于偏激了。他坐在被告席上，始终用一只手支着脸，借以避开众人的目光，在回答所有的问题时，声音很轻，语不成句，带着某种催人泪下的怯生生的、忧伤的神情。但是检察官的话是对的：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个罪犯绝非普通的杀人犯，使他行凶的全然不是“一过性精神错乱”。

检察官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自然是罪犯当时是否在冲动的状态下，亦即处于暴怒的状态下行凶的。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状态是否是这桩凶杀案的不自觉的“共谋犯”。检察官十分有把握地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不，不。

“不，”他回答第一个问题时说，“根本谈不上任何冲动，这首先是因为冲动不可能持续数小时之久。再说又有什么事能使叶拉金冲动的呢？”

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检察官又向自己提出了许多琐碎的问题，随即又自己一一加以否定，甚或加以嘲笑。他说：

“叶拉金在行凶那天是否饮酒过多，超于平日？不，他平日也饮酒很多，而这一天并未超过平日。

“被告过去和现在身心是否健康？我同意为他检查身体的各位医生的诊断：被告身心完全健康；只是完全不习惯于检点自己的行为罢了。

“会不会因为他所爱的女人，如果我们假定他的确是爱她的话，不答应跟他结婚，而引起他感情冲动呢？不可能，因为我们确切知道被告对结婚的事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他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去促成这桩婚事。”

他继续讲道：

“那么索斯诺夫斯卡娅即将出国这件事会不会引起他的冲动呢？不可能，因为他早就知道她要出国了。

“不过也许他想到他同索斯诺夫斯卡娅的关系将要破裂，想到她出国的后果必将是两人关系的决裂，因而导致他感情冲动呢？也不可能，因为在那夜之前，他们曾数以千次地谈到过决裂的事。如果以上各种原因都不可能导致他感情冲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因为他们谈到了死？因为那间房间的荒诞离奇的陈设，因为房间里有所谓鬼魅作祟，因为房间里有一种压抑感，就如这个病态的可怖的夜里那样自始至终充满了压抑感？但是两人谈起死，对于叶拉金来说，无论如何不是新鲜事了，因为他同他的情妇之间三天两头儿要谈这个话题，所以不消说他早已听腻了。至于鬼魅作祟，那不过是笑谈而已。要是真有鬼魅，那么房间里那些粗鄙不堪的东西也早已使鬼魅退避三舍了，那种晚饭，那些扔得满桌都是的吃剩下来的饭菜，甚至还有，请原谅我讲出一件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马桶……叶拉金又是吃，又是喝，又是大小便，一会儿跑到隔壁屋里去拿酒，一会儿去拿小刀削铅笔……”

检察官最后说道：

“至于说叶拉金行凶杀人一事，是否确系履行死者的意愿，没有必要长时间地在此讨论，因为我们已掌握有解答这个问题的材料：除了叶拉金的口头供词，狡称是索斯诺夫斯卡娅本人要求他杀死她的之外，还有一份对他来说是致命的索斯诺夫斯卡娅的绝笔：‘我的死并非出于我自己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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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的起诉书中有许多细节是大可加以反驳的。“被告身心完全健康……”可是试问，健康同不健康、正常同不正常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促成这桩婚事……”可是要知道，首先，他之所以没有采取这方面的措施，是因为他深知即使采取也不过是徒劳而已；其次，难道爱情与结婚非要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吗？莫非叶拉金只有同索斯诺夫斯卡娅结婚，才能得到慰藉，才能摆脱他这场爱情悲剧吗？但凡强烈的、超凡脱俗的爱情都具有一个特色：似乎要避免结婚，难道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吗？

但是所有这一切，我要重复一遍，不过是细节。而在基本点上，检察官的话是正确的，即未曾感情冲动。

“医生鉴定后得出结论：与其说叶拉金处于冲动状态，‘不如说’处于平静状态。而我可以断言，他不仅仅处于平静状态，而且是处于异常平静的状态。使我们对此确信不疑的是，我们对现场的踏勘，叶拉金不仅在这套房间里行凶作案，而且在作案后竟还收拾房间，逗留了很长时间。其次是证人亚罗申科的证词，他曾目击叶拉金若无其事地从这套房间中出来，走到老城街上，不慌不忙地、仔细地锁上房门。最后是叶拉金在骑兵大尉利哈廖夫家中的举止。举个例说吧，骑兵少尉谢甫斯基劝叶拉金‘冷静下来’，好好回忆回忆索斯诺夫斯卡娅是不是自杀的。叶拉金又是怎么回答人家的呢？他说：‘不，老弟，我一切都记得非常清楚！’随即就绘影绘声地谈他怎样开枪把她打死。证人布特贝格说：‘叶拉金在坦白了他杀人行凶的事之后，竟然心安理得地喝起茶来，这使我感到惊骇，甚至憎恶。’而证人弗赫特则尤其感到惊骇，因为叶拉金竟以玩世不恭的口吻对他说：‘骑兵大尉先生，我指望您今天能免去我的军事训练。’弗赫特说：‘此时此刻他还开这样的玩笑，简直荒谬绝伦，以致骑兵少尉谢甫斯基失声痛哭起来……’诚然，叶拉金也曾失声痛哭过，那是在骑兵大尉去向团长请示应如何处置叶拉金回来，叶拉金根据利哈廖夫和弗赫特的脸色，明了他从此已不再是一名军官的时候。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失声痛哭，”检察官结束他的话说，“直到这个时候！”

检察官的最后一句话也同样悖谬得出奇。人们往往会由于碰到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或偶然看到某种东西，而像叶拉金那样猛然从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突然回忆起往昔的生活是何等的美好，意识到现在的处境又是何等的无望和可怖，以致心如刀割，痛不欲生，像这样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又有谁不知道呢？何况使叶拉金猛醒的全然不是微不足道的偶然事情。要知道他出身于军人世家，历代祖先都过的是戎马生涯，他仿佛天生就是当军官的。可骤然之间，他已不再是军官了。不再是军官倒还在其次，主要的，他之所以不再是军官是因为他爱得那么真挚的、爱得胜过自己性命的那个女人已离开了人世，而干出使她离开人世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的又恰恰是他自己，是他本人！

不过这也无非是细节而已。重要的是他确实未曾发生过“一过性精神错乱”。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件凶杀案呢？检察官承认说：“在这桩真相未明的案件中，首要的是必须研讨叶拉金和索斯诺夫斯卡娅的性格，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随后他断然宣称：

“两个一无共同之处的人姘居在一起……”

果真是这样的吗？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果真是这样的吗？

6

关于叶拉金，我首先要说的是他二十二岁。这是个危险的年龄，是决定人的未来的可怕年龄。在这个年龄，人通常正处于医学上所谓的性成熟期，而在现实生活中，则是处于所谓的初恋期。人们几乎总是仅仅抱着诗意的、极其轻率的态度来看待初恋。殊不知这个“初恋期”却经常伴随着形形色色的悲剧。从来没有一个人想到过，恰恰是在这个年龄，人会产生较之激动，较之情欲，即所谓的对异性的渴慕远要深刻、远要复杂得多的感情。人在这个年龄不知不觉地经受着惊心动魄的青春的煎熬，做着痛苦不堪的剖析，接受性的最初的洗礼。假如我是叶拉金的律师，我必定请求法官从上述观点出发注意他的年龄，还要注意到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从上述含意来说完全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这人是个愚不可及的生活糜烂的年轻骠骑兵，”检察官重复公众舆论说道，为了证明他的评语凿凿有据，还特地转述了一名证人——演员利索夫斯基所讲的一件事：有一回大白天叶拉金来到剧院，演员们正在排戏，索斯诺夫斯卡娅一看到他，急忙躲到一边，藏在利索夫斯基身后，赶紧对利索夫斯基说：“大叔，挡住我，别让他看见！”利索夫斯基接着描述说，我挡住了她，这位喝得醉醺醺的骠骑兵突然站停下来，叉开两条腿站在那儿东张西望，一副蠢相，他怎么也闹不清：索斯诺夫斯卡娅藏到哪里去了？